外观
我被聪明误一生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2026 | 出处：我被聪明误一生.docx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的这首《洗儿诗》众所周知，其真实的意思极尽了对“聪明误人”的痛定思痛。表面上似乎是对聪明的反讽，实质上则是对“劣胜优汰”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现实的抨击。与此相印证的还有两句诗也脍炙人口：“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在大多数人看来，识字的读书人当然都是聪明人，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清代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也正是以读书人为聪明过人的意思。本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聪明、向往聪明，是人之常情。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社会现实的反常，聪明人往往比愚鲁人更多忧患，并惹上无尽的苦难。这就是“聪明误”。
所谓“聪明误”的情况有二，其一是因聪明而生算计别人的恶意；其二则是因聪明而生帮助别人的好意。它们共同的前提，便是对别人“看不惯”。这“看不惯”的人生，看似聪明，实在是比愚鲁更致命的糊涂透顶！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给苏轼的诗句改动了两个字：“人生识字胡（糊）涂始。”（《且介亭杂文二集》）也就是说，自以为“聪明”的读书人，实在是天下最大的糊涂人——“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
这一“自以为”，别人也这么认为的“聪明”，最典型的表现便是认为别人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如果只是心里这么想而嘴上不讲出来，问题还不是太大。但问题是，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一定是不肯藏在心里的，因为，只有指出别人的错，才能证明我“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对啊！
这个对错，如果事关国计民生、社会法纪、公序良俗的大是大非，当然是必须讲出来、争明白的，即使因此而会受到打压，“虽千万人吾往矣”。但如果是无关原则的小事，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诗无达诂”的日常人事，又何必分出个我对你错呢？即便真的是我对别人错，也没有必要给人难堪，所谓“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
苏轼是不世出的天才，他的才华横溢、聪明绝顶，为当时后世的众所公认，包括与他政见不同者，也无不认同他的才学。这绝顶的聪明，当然使他对历史上尤其是社会现实中的人事多有“看不惯”的苦心好意。尤其是因为政见上与王安石、司马光等有不合，使他左右不能逢源，宦海沉浮，历尽坎坷。不论孰对孰错，但论他为国计民生蹈死不顾的担当，真可谓忠义贯日月，更何况还有他的文章妙天下！因此，尽管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但不仅因为他的忠义和文章，更因为他通达的人生态度，在当时、后世包括我们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尤其是堪称消解焦虑、治愈逆境的精神偶像！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因聪明过人而“看不惯”所招致的焦虑、逆境，并不全是表现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而更多地是表现在平居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津津乐道。作为一个聪明人，又懂道理，却不懂“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不懂道理是用来律己的而不是责人的，是应该放在胸中的而不是挂在嘴上的。所以，好讲道理，出口得罪，是他一生政事和日常生活中的痼疾，无非日常生活中被他得罪的许多人不与他计较而已。他人所记“东坡佚事”的野史笔记不论，在他自己所撰的《东坡题跋》中，好与人争辩是非而自以为大获全胜的故事便被他洋洋得意地记下了不少，这里略举二则。
今日过宁陵，闻县令言，前令晏昙立刘昌庙。昌事迹见《杜牧集》，甚壮伟。宋子京独不信。子京信李蘩记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皆以伪为真，独不信杜牧记昌事，可笑也。
按刘昌、李泌、崔慎由都是安史之乱后稳定唐朝政权的名臣，刘昌的功业见诸杜牧的文章，李泌的功业分别由其子李蘩、崔胤撰写。当时后世至今的认识，多数以杜记为实，而李、崔所记不尽可信；宋祁却信李、崔记父而不信杜记刘的事迹。本来，“身后是非谁管得”，一般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后人自不妨有各自的选择。更何况宋祁是苏轼的前辈、前朝的名臣！强以自己虽然也是大多人之所信“笑”宋祁之不信，自己当然也是大多数人之不信“笑”宋祁之所信，实在没有必要啊！
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今荆公之猪未败尔……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
按佛为释氏的最高果位，菩萨则次一等。因此，从理论上认为佛语比菩萨语境界更高作为一个常识，完全是用不着较真，事实上也没有人会去较真的。苏轼汧阳猪肉的故事，如果用作自我的反省，当然是一个极佳的案例，明代的袁中郎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为邱长孺的惠山泉作解嘲。但他却用来反讽王安石，并逞口舌之快，斥之为“梦中语”，实在是很不厚道的。如果荆公要反驳他，岂不也轻而易举——一、“子非鱼，所以不知鱼之乐；但子非我，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呢？”二、你不是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吗？为什么对猪肉的美味如此津津有味而且还发明了“东坡肉”的烹饪？人生的本质，就是与看不惯的人相处，包括看不惯我的人和我看不惯的人。所以，“和而不同”，凡是非原则的问题，不必较真的问题，面对别人对我的看不惯，应取“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态度而不是与之作争辩；面对对我看不惯的人事，则应取“走他的路，让别人去走吧”的态度而不是去批评他、纠正他。在非原则的问题上讲“原则”，不必较真的问题上“较真”，苏轼这种口（笔）头上不肯让人的聪明，实在是许多读书人的通病，而决不可简单地看作是“率性”“真性情”的优点。
苏轼于贬黄州后曾《答李端叔书》有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专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𫍢𫍢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
似乎痛定思痛地反省了自己的祸从口出，但那只是归咎于官场的风险，却没有看到平居的是非，更没有认识到“看不惯”的病灶所在。本既未除，标将焉治？何况“齐虏”典故的引用，更说明他不仅没有治本，而是在固本！盖“齐虏”者，齐人刘敬也，为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高祖欲攻匈奴，敬出使匈奴归来，认为不可；高祖怒，骂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诅吾军！”械系广武。结果大败而归，才释放了刘敬。则“真可笑也”的，显然不是为自己的“口舌”认罪，而是为自己的“口舌”表功！包括《洗儿诗》的“无灾无难到公卿”，又是对历朝包括当朝的“公卿”何等刻薄的嘲弄啊！
野史记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也就是“看不惯”，进而要发“牢骚”。《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也就是不要发牢骚。如何做到没有牢骚、不发牢骚呢？苏轼的弟弟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有云：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其中不自得”是因为要求万事如意，事实却总是不如意，所以“看不惯”，所以好发“牢骚”，从好的一面讲是真率，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病”。“其中坦然”是因为能够意如万事，所以无论外物如何都不能伤我之本性，从坏的一面讲是世故，实际上却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心理。《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显然，相较于苏辙，苏轼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虽然，面对患难能通透地逆来顺受是他的长处，但好逞“口舌”之快老是招惹祸患却是他一生的短板。
苏轼兄弟10岁时，其父苏洵撰《名二子说》认为，轼、辙皆与车相关，“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意谓轼如眉之于面，是虽不可少而实无所用的，所以，苏轼你只要做好“外饰”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实际的“所为”。又“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意谓不要去争功，虽然不得大富大贵，但一定可以免于祸患。知子莫若父，苏洵之所“惧”所“知”，竟然在兄弟二人的一生中一一得到应验！
近十年来，苏轼笑对苦难的人生态度也是抗压能力，不啻是提供了今天深陷“内卷”的我们以最佳的处世哲学，并与他的道德文章一起，成为我们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遗产。这当然是不错的。但牢骚太盛而能自愈肠不断的人实在少之又少，而且成本太高。所以，苏辙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适合于更大多数的人去学习。作为精神的治愈，如果说苏轼为我们所开的是不怕事、治既病的良方，那么，苏辙为我们所开的便是不惹事、治未病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