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消日”长——记周退密先生的艺术生涯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诗书消日长.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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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消日”长

——记周退密先生的艺术生涯

徐建融

孔子论学，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即古人为充实自己而学习，今人为向人夸耀而学习。其实，无论古今，“为人”“为己”的两种“学者”都是同时并有的。艺术亦然，其创作的动机有出于“为人”的，即通过自己的作品取悦于他人而获取功利；也有出于“为己”的，即纯为自娱而不涉功利。“为人”“为己”，只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动机，而与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优劣无关。也就是说，“为己”的动机可以出好作品，“为人”的动机同样可以出好作品，尤其是“服务于崇高目的”的好作品。

专说“为己”的艺术创作，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忙里偷闲，捕捉电光石火的灵感；一是闲中作乐，消遣无所用心的寂廖。

欧阳修一生致力于吏事，又以文艺润身，自述因“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台听管弦’之句”（《六一诗话》），所以，于文章灵感的记录，多得之于“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归田录》）但再忙碌，下班回到家中，饭余睡前，一两个时辰的空暇总是有的吧？于是“三上”所得的灵感，便可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把它润色誊录成稿；而灵感不可能天天都有，所以，更多情况下，这有限的闲暇便用书法或写字来打发。其《试笔》中反复提到：

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

每书字……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

作字……于静坐中自是一乐。

不同的人等，空暇的时间有多有少；而如何打发这空暇的时间则是一个共同的人生课题。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用刘禹锡的说法，余暇“游艺”的形式有多种，最高的层次是文学，其次是书法，博弈则是底线。（《书论》）在这三大型类中，博弈不论，欧阳修于文学的用心最力，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因此，尽管他的真正身份是立德、立功的政治家、史学家，而“不一于立言（文艺）而传不腐”（《新唐书·文艺传序》），我们却更多地把他认作是伟大的文学家——是即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皮以毛存”吧？于书法，他虽自称未尝用心，但“无意于佳乃佳”（苏轼），尽管很少有人认他是书法家，其成就实在排得进两宋书家的前十位！

但本文所要讲的并不是欧阳修的文艺创作和成就，而是由欧公的“游艺”“消日”，来赏读周退密先生的文艺现象。退老的身份是法语专家，数十年从事外国语大学的法语教学，而且是20世纪中国最权威的《法汉词典》的主要编撰者之一。虽然，与欧公政治家、史学家的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入骨髓，所以，其业余尤其是退休后的“游艺”，与欧公完全一样，专注于诗文和书法，以致于我们今天读到他的身份介绍，竟然买椟还珠，只说他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还有收藏家等等，却一字不提法语的专家！因为欧公的身份，常“患少暇”，所以，“难矣哉”的“消日”压力不会太大；退老的闲暇，早先的我不清楚，而自1980年正式退休之后直到2020年去世，我知道他时间多得不得了，其“无所用心，难矣哉”的压力山大，便只能用少年时便爱好的诗词和书法来打发。

同样是“为己”的文艺创作，忙里偷闲地把文思写下来，与闲中作乐地把时间消磨掉，两种不同的心态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艺术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欧公的诗词有言志抒情的引人入胜，书法有“无意乃佳”的温柔平淡；那么，退老的诗词、书法，我认为全在“无意乃佳”的平淡无奇。

我有缘识荆退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在陈声聪先生的领衔下，海上一批擅长或爱好旧诗文的前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诗社，不定期地举行雅集活动，好像苏步青先生也参与了。我因70年代起学诗于沈轶刘先生，在沈先生的提携下偶尔也得与其盛，并几次陪沈先生到退老府上拜谒。90年代初沈先生去世后，我就很少去了；但有时去请教刘旦宅先生，顺便也到退老家中问安。新世纪后似乎再也没有上过门，这当然也很不应该的；文史馆的活动中，好像见过一面，但他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至迟从90年代中后期，去他府上求索书法的人非常多了，怎么还能记得住十几二十年前的我呢？

退老的书法和诗词是一体化的，书法即诗词，诗词即书法。尤其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作品，几乎都是用手指甲大小的小行书写新作或近作的诗词，写在20多不到30厘米高的笺纸或横卷上。那种介于欧体与苏体之间的书卷气，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风行水上，显然不属于今天书法家们的“创作书法”，而是古代书家“发表文章”的文脉延续。而论他的“文章”，当然基本上都是诗词，其特色便是没有言志抒情的冲动激越、韵隽思永，而是平淡如水般的无色无味，如《喜得轶老前辈还云率赋奉谢》：

片云过江来，清翰两情绝；

诗如山谷秀，书复惜抱逸。

伟哉九十翁，曾无颓唐笔；

笺中二小印，构思何专壹。

丁黄能疏秀，邓吴工绵密；

艺事重书卷，未能求以律。

鉴古钦巨眼，苍茫累千劫；

感公诱掖心，拔置严甲乙。

“轶老”即沈轶刘先生。大概退老先写了一首诗寄给沈先生，沈先生便唱和了一首，退老收到和诗，便又回答了这一首。我不知道前两首诗如何，但就这一首来看，显然是出于无所事事的客套，而把诗词的创作变成了“博弈用心”的文字游戏。据说，退老每天都要写上好几首诗，几乎都是诗友之间没事找事的唱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不知然而然却当然如此地成了他的生活习惯。这就完全不同于欧公“三上”的感时动心、触景生情而不得不发、不吐不快，能激动读者的共鸣响应。退老是没有灵感也能一首一首地写出诗、填出词来，就像摆弄文字的“魔方”，而且平仄粘对，联偶用典，信手拈来，皆能押韵合辙。退老诗词的这一特点，当然不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缺点”，但许多退老的拥趸把它认定是“优点”，我也是不敢苟同的。刘旦宅先生于旧体诗人向来钦慕有加，但他直言退老的诗不够有味，而更推重胡邦彦先生并与之走得很近，与退老则是鸡犬相闻却几乎不相往来的。

早在1957年，毛主席在写给《诗刊》编辑部的一封信中便明确表示：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事实上，元明清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旧体诗便已失去了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钱钟书《七缀集》）的地位，不少旧体诗写得非常精彩的文学家，之所以能够写进20世纪的文学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旧体诗，而是他们的白话诗歌、杂文、散文、小说，如鲁迅、闻一多、茅盾等。单凭旧体诗，再出色，也是碍难进入20世纪文学史的，这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吧！至于论优劣，唐代称得上是诗的时代了吧？今天所能见的“全唐诗”有5万首左右，但真正的好诗，不足3千首。何况20世纪不是诗的时代了。我们不能用当年传递军事情报的马拉松标准来评判今天体育竞技的马拉松，同理，也不能用曾是“文学创作精华同义词”的诗词标准来评判今天“游戏”“消日”的诗词写作。真正从诗的立场，退老的诗当然称不上好，我们不宜把他的特点文饰为“优点”；但“以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张彦远），作为“消日”的“游艺”，退老不失为找到或创造了一种好形式。尤其是当它与书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一体，就更不妨让我们作别裁之赏了。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不知什么原因，包括退老在内的一大批诗苑耆宿都热衷于辑印自己的旧体诗文集，有出版社正式书号的，更多的是自印本。互相酬赠之外，更一家一家地寄赠全国各大图书馆。俨然旧体诗的新时代到来了！但实际上，这类“为己”而作的诗词，一经编集出版并寄赠，便不免“为人”之嫌。而且，相比于杜预的沉碑，不啻于小小巫见大大巫，不仅基本上不可能传世，而且适足以贻笑后人。但诗心如童心，“老小孩”们的“博弈用心”异想天开到如此，也只能以“天真”“可爱”视之了。

退老的诗作，大多也在这一时期陆续辑印成了专集，如《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词》等，不下十来册。窃以为，要想真正体会退老诗词“无益悦有涯”的“消日”之美，读他的印本远没有读他的手稿来得快意。因为，从他的印本，我们读到的只是他“非以求艺之精”而平淡如水的诗词；而从他的手稿，我们同时还能读到他同样“非以求艺之精”而平淡如水的书法——二者如水乳交融，化洽无痕。赖有书法，他的诗词在人们的眼中也就被高看了一等；而赖有其诗词，他的书法更迥出于并世书坛的大手笔一筹。如果没有诗词，他的书法便不可能如此的“无意于佳乃佳”；同样，如果没有书法，他的诗词也决不可能有如此的“无意于佳乃佳”。

我不大了解退老80年代之前诗词同时也是书法的写作情况，应该是不会太多的吧？不说解放前为生计的奔波，即使进入新社会有了安稳的工作，教学的任务，编纂词典的任务，都是非常繁重而忙碌的，所以即使有写作，数量也一定是有限的。但退休之后就不一样了，法语方面，似乎没有人要求他“发挥余热”，这样，每天就有大片的时间。再加上有了诗社的活动和大批的诗友，尤其他个人“仁者寿”的精力充沛，整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前期，不仅是他诗词、书法创作的旺盛期，更是高峰期！退老的诗翰，刚开始是“书以诗传”，人们看重的首先是他的诗词，在欣赏唱和他的诗词之余，渐渐地注意到他的书法；不久便“诗以书传”，人们因为喜欢他的书法，所以向他求索或唱和诗词；又不久便直接向他求书不问诗了——主要是同辈的诗友，请他为自己的诗文集题签，像陈声聪、徐定戡、施蛰存、沈祖棻（程千帆）等，一时名声大噪，诗名几为书名所掩。确实，他的书法，不仅适合于抄写诗文，题耑书签也是非常合适的，窃以为不在沈尹默的题签之下。但在书法界，当时的他还是未曾被关注的，因为他的书法都是诗词、书笺一类小字，所以很少有人认可他是一位书法家。尽管当时有些社区的老年书法班，也有请他去上课的，但那在正式的书法家是不入法眼的。

然而，自1995年之后，与他同辈的耆宿陆续谢世了，一批年轻的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向他求索书法、诗文，尤以书法为夥。书写的内容，既有退老自己的诗词，更多是求索者的出句；而书法的字形，亦由指甲大小拓展为方寸乃至径尺！从题跋到条屏，从书房联到四尺对……流行于社会上的退老作品尤其是书法作品也越来越多。论数量，有可能超出80年代，但论艺术的质量，窃以为是不足以代表其艺术成就的。因为一，退老的创作是“为己”的，是无目的、无功利的“消日”，而这类作品多出于“为人”，是有目的、功利性的应酬。“我要写”蜕变成了“要我写”，其韵味就完全变了。其二，退老的书法，以指甲大小的字为佳，方寸乃至径尺的大字则非他的擅长。好比手中握有三千兵，打针对三五百敌人的游击战当然指挥如意，而打针对三五万敌人的攻坚战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退老名昌枢，字季衡，退密是他的别号。众所周知，“退密”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中的“退藏于密”，意为退藏于静谧安宁之处而与世无争。通常，一个人的名为父母所起，字为师长所起，而别号大多为自己所起。退老以“退密”为别号，正也表明了他淡泊的人生态度，与欧阳修渴望退休后的“六一”愿景无异。可惜欧公只享受了两年的退休生活便去世了，而退老却足足享了40年的清福！

《六一居士传》有云：

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

也就是说，“为人”的工作包括学问、艺术，不仅是辛苦的，而且风险很大；而“为己”的艺术，不仅轻松，而且没有任何风险。欧公的一生，“为人”的付出大多，当然不是“今之学者为人”的“为人”，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人”；连“为己”的文艺，也需要挤出时间来。退老“为人”的付出相对要少得多，“为己”的文艺却有充分而且从容的时间——“退密”的人生观，在他并不只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真正地践行了，所以能“犹贤乎已”而殆进乎道！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以画为役”（为人）则损寿，“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为己）则益生，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