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畸典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经典与畸典_徐建融.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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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

我们知道，人品的高尚必然反映于书品的风格，但不一定保证其书品的成就能够高标杰出；人品的奇崛乃至低劣也必然反映于书品的风格，但其书品的成就倒有可能高标杰出。所谓高尚的人品，就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师、技术员、小工人”的人品；所谓奇崛的人品，就是“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人品。虽然两者都可能创造出高标杰出的画品成就，但画品的风格绝对不同，这才是画品即人品、人品即画品的本义。平正的人品不一定高尚，但高尚的人品大多是平正的；奇崛的人品也可能高尚而不一定低劣，但低劣的人品一定是奇崛的。这就像大跨度的创新不一定腐败，但腐败一定是打着大跨度创新的旗帜。

近年来，时见各种“中国书画经典”图书。内中所收的作品，除莫高窟的壁画、孙位的《高逸图》、郭熙的《早春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碧桃图》、《出水芙蓉图》，还有徐渭、董其昌、陈洪绶、四僧、八怪的书画作品。前一类作为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人们当然毫无疑义，后一类能否作为经典，我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

什么是经典？根据通常的解释，就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海》），或“能作为典范的经书”（《辞源》）。二说皆不够全面，试综合之，并引申到“著作”、“经书”之外的书画艺术，所谓经典，包括经典的人物、经典的作品、经典的风格，它应该是该领域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能够影响到后世相当一段时期乃至永久的审美风尚和最高成就的人物、作品或风格。在人物，如顾陆张吴、荆关董巨、李范、黄徐，便是经典的人物；在作品，如莫高窟的壁画、《溪山行旅图》、《早春图》、《清明上河图》，便是经典的作品；在风格，凡是经典的人物创造的非经典作品，均属于经典的风格，追随了这一审美风尚和最高成就的非经典人物所创造的非经典作品，也均属于经典的风格。特别是经典的具体作品，是“经典”的核心所在。什么是经典的作品？比如讲，请10个专家，要求他们举出10件代表宋代最高成就的作品，或者举出郭熙、李唐每人一件最能代表其成就的作品，最终的答案，10位专家可以说达到完全一致。所以可以明确，众所公认的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或某一书画家成就的某几件或一件具体作品，才称得上经典的作品，简称为“经典”，它可以为经典的作家所创造，也可以为一般的作家甚至默默无闻的工匠所创造。

所以，尽管从经典的人物、经典的风格角度，代表了该领域一个时代并能够影响到后世相当一段时期乃至永久的审美风尚和最高成就的角度，我们不妨把徐渭、董其昌、八怪的书画也归入“中国书画经典”的图册中，但是，从经典作品的角度，我们也请10位专家，要求他们举出代表清代最高成就的书画作品各10件，或者举出八怪每人各一件最能代表其书画成就的作品，最终的答案，10位专家可以说五花八门，各执一辞而无法统一。既然不具备众所公认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或某一位书画家成就的某几件或一件具体的作品，就是说，该时代不存在经典的作品，又由于“经典”的本义不是指人物、风格，而是专指具体的作品而言，所以，把徐渭等人物包括他们和追随他们的风格称作“经典人物”、“经典风格”也就产生了动摇。但是，他们和它们毕竟代表了一个时代并影响了后代，不称作“经典”，又称作什么好呢？

近读《东方早报》2008年11月16日比目鱼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流行于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也包括电影）评论界的用词叫“邪典”，专指现代以来区别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而近似于徐渭、八怪等书画风格的小说类型，如《搏击俱乐部》、《发条橙》、《五号屠场》、《麦田的守望者》等。

“邪典”一词听上去非常难听，但论者明确表示，它本身并无贬义，而只是讲它在风格上，包括内容和形式上，偏离正统、新颖怪异，甚至引起争议。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五十本最佳邪典书》的文章，对“邪典”书的定义是：“什么是邪典书？我们几经尝试，却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那些常常能在杀人犯的口袋里找到的书；那些你十七岁时特别把它当回事儿的书；那些它们的读者嘴边老是挂着某某某（作者名）太牛X了的书；那些我们的下一代搞不明白它们到底好在哪里的书……这些书里经常出现的是：毒品、旅行、哲学、离经叛道、对自我的沉迷……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概括邪典书的全部特征。”此外的特征，还有自我中心、反社会、暴力、酗酒、惊悚、恐怖、奇幻、怨恨、冷漠、凶残、薄幸等等，总之富于刺激，振聋发聩，一反温良恭俭让的和谐安定，相比之下，“以致经典反倒显得有些平庸”。这些书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些怨天尤人、仇视社会、自视清高的“边缘人物”。这些书出版之后，在青年读者中十分流行，“他们觉得这些小说非常神奇，好像是专门写给他们的，他们对这些书着迷到发疯的地步，反复阅读，向旁人推荐，讨论书中的观点，模仿书中人物的语言和姿态”，“很多青年读者模仿书中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引发了一股自杀的风潮”，“当然，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变成杀人犯”。尽管它们“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它们正是我们“了解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工具”，“我们可以把这些书当作一种对时代精神的记录来阅读”。

如上所述，不仅与徐渭、八怪上溯而至颠张醉素的人品十分相近，而且，与他们书品、画品的风格包括内容和形式也若合符契。其实，在西方，经典与邪典之分别，不仅反映于小说界，更反映于美术界。古典艺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绘画雕塑，均属于经典的性质，一如中国晋唐宋元的书画；而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从凡·高、高更、塞尚、毕加索以后，又均可归于邪典的性质，一如晚明以降的中国书画。可见人性都是有共同性的，即使中西地域分隔，还是不约而同，由混沌趋向经典，再由经典趋向邪典。原始艺术的追求体认了混沌的性质，如婴儿的天真烂漫；古典艺术的追求体认了经典的性质，如成人而以吃饭强身健体；现代、当代艺术的追求体认了邪典的性质，如老人、病人而以吃药治病延年，概莫能逃。所以，不仅现代艺术，早在西方现代艺术涌入中国之前的晚明便已兴起，就是由西方当代艺术带动起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即使没有西方的引进，中国本土同样也会产生当代艺术。

不过，如上所述的邪典，从内容到形式大都倾向于暴力、荒诞，而其实，还有一类小说、电影，如前一阵风靡中国的韩国电视剧，并没有凶杀，没有剑拔弩张，而完全是“很傻很天真”的性灵一路，百无聊赖、莫名的抑郁、无所事事等等，其实也可以归于邪典一类。如果把前一类邪典比作苦口的猛药，那么，这后一类邪典不妨比之为糖衣的温药。有识者业已指出，韩剧固然有利于消解日益残酷的社会竞争所给人带来的压力，但它的无所事事，或者忙碌于无意义的琐事，可能使年轻一代“变傻”，导致“脑残”。凶杀的邪典，虽然不一定使读者走向自杀、杀人，但极有可能引起有自杀、杀人情结者真的走上自杀、杀人的不归路。同样，天真的邪典，虽然不一定使读者走向变傻、脑残，但极有可能引起有变傻、脑残情结者真的走上变傻、脑残的颓废。简而言之，前一类邪典，作为仇恨、愤怒的发泄，后一类邪典，作为寂寥、无聊的排遣，二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懂得感恩社会、报恩社会，而是怨恨他人、淡漠他人。

在中国书画史上，徐渭的艺术与凶杀的邪典一脉相通，而董其昌的艺术，则与天真的邪典一脉相通。董的好友陈继儒曾对董其昌说：“你的生前，书画要靠官位来传，因为你的官做得大了，所以人们都来奉承你的书画，到了你的身后，你的官名将靠书画来传，因为你的书画成就高了，所以人们还仍记得你的位极人臣。”这就是生前不做好本职工作的官，但书画以人传；身后书画的名声大了，所以做得不称职的官（人）以书画传。董其昌自称要做一个“担当宇宙的人”。但按经典的理解，任何行当的人，要想“担当宇宙”，必须从做好本职工作开始，这就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360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做好了本职工作，这个形而上的“宇宙”就由形而下的各行各业担当起来了。而按邪典的理解，任何行当的人，要想“担当宇宙”，必须从不做好本职工作而做本职外的工作开始，这就是行己无耻，变其音节，360行，各行各业的人都不做好本职工作，这个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便为形而下的各行各业所解构、扰乱，于是开辟了人们对于“宇宙”认识的新思路，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不过我已讲过，尽管“邪典”这个用词并无贬义，但毕竟不好听，我认为应以中国文化素来讲究的“正欹”之分称作“畸典”为妥。因为，邪典的西方艺术家，也许不忌讳这个词，但中国的邪典艺术家，是绝不能容忍把这个词加于其头上的。中国的邪典艺术家，往往自称“畸人”，并以此自我标榜，区别于正统，还引以为荣，所以我把它改为“畸典”以区别于“经典”。《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释文”：“不耦于人，谓缺于礼教也。”可知，代表了正文化的是正人君子，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小工人”；而代表了欹文化的是畸人，即“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奇异诡特之人。可见，经典是属于“人”的、注重法度秩序的“礼教”的，并不是最高的规格，畸典才是“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反“礼教”的无法而法、我用我法的“自然”的，才是最高的境界。

天下为公的君子人品所创造的是经典，至少也是经典的风格，愤世绝俗的畸人人品所创造的是畸典，主要是畸典的风格。二者的共同性都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能影响到后世相当一段时期的审美风尚和最高成就。但在经典，其风格从内容到形式，主要倾向于正统、规范、和谐、积极、光明、建设性的，但其弊端往往沦于保守、平庸。在畸典，其风格从内容到形式，主要倾向于反正统、打破规范、冲突、消极、揭露阴暗面、破坏性的，但其弊端，往往沦于狂肆怪诞而使斯文扫地。但经典的风格乃至经典的作品，可以由第一流的经典作家所创造、所追随，也可以由二三流的一般作家所创造、所追随。像《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都称得上经典的风格甚至经典的作品，但它们的作家只是一般的人物。而畸典的风格必然是第一流的畸典作家所独创，二三流的一般作家不仅创造不了，即使追而随之，也只能导致荒谬绝伦、无可称道。

潘天寿曾云：“以平（正）取胜难，以奇取胜易，以平取胜，每严于规矩法度，故难；以奇取胜，每忽于规矩法度，故易。”这是说，遵循规矩法度，要创造出高超的艺术成就，难度较大，因为它的标准是可以比较的共性；而打破规矩法度，要创造出高超的艺术成就，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标准是不可比较的个性。潘又说：“然以奇取胜，须其人有奇异之禀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境遇，然后能以奇异发其奇异，如青藤、八大、石涛，世岂易得哉！”这又是说，走平正的路子，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所成就，而走奇异的路子，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取得高超的成就，则又是以奇取胜难于以平取胜了。所以，走经典风格的路子，董巨李范可以创造出经典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人物，而王希孟、张择端，乃至不知名的莫高窟壁画的作者，即使不能创造出经典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人物，但也可以创造出经典风格的作品而留诸画史。而走畸典风格的路子，徐渭、八大、八怪可以成为“经典”，更准确地说是成为“畸典”的人物，创造出畸典的作品和风格，但他们的追随者，却不仅成不了畸典的人物，创造不出畸典的作品，连其畸典风格的作品也无法留诸画史。这就是当艺术家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工程师可以有所作为，技术员乃至小工匠同样可以有所作为，而当艺术家作为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者，则仅天才可以有所作为，其他不是天才者皆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只能有所负作为。但为什么经典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出具体的某一件或几件，而畸典的作品我们却无法举出具体的哪一件呢？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经典的具体作品，人们的认知也都是一样的，而对畸典的具体作品，人们的认知各有各的不同。

前文提到，在西方，经典的小说，多流行于正统的、主流的上层圈子，而邪典的小说，多流行于非正统、非主流的边缘圈子。同样，在中国，经典的书画，也多流行于正统的、主流的上层圈子，甚至庙堂之上，而畸典的书画，多流行于非主流、非正统的边缘圈子。像徐渭、陈洪绶、八怪等，达官贵宦向他们索求书画，多不应，而对酒徒、屠夫、妓女，则有求必应。这是因为，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只有中和的经典风格才合于他们的审美，虽然可以包容，但从他们的立场一定拒绝畸典的风格；而在畸人的心目中，只有刺激的畸典风格才合于他们的审美，不仅拒绝而且绝不包容经典的风格。前者好比以吃饭为人生之本，但并不拒绝有病时的吃药；后者好比以吃药为治病之本，从而拒绝无病时的吃饭。二者均各有其偏。我认为，人生当以吃饭为本，但有病时必须吃药。因为民以食为天，所以有病时拒绝吃药固然不对，但因为有病须吃药，所以无病时拒绝吃饭更加不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也好，“技术员”、“小工人”也好，他们的人品即精神是健康的，所以他们吃米饭，并为我们提供了米饭，我们要学习、褒扬、传承他们创造的精神食粮米饭，这是从日常的精神生活而言。“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天才艺术家”，而且只有“天才艺术家”，如果只是“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却不是“天才艺术家”则不在此列，他们的人品即精神是病态的，所以他们吃药，并为我们提供了良药，我们要学习、褒扬、传承他们创造的精神食粮良药，这是从人生总有生病时的精神生活而言。不明乎此，执正难免斥奇，执奇难免斥正；明乎此，执正而能驭奇，执奇而能就正。

扁鹊曾向人称说，自己的大哥才是第一流的医者，自己则只是三流，但为什么他的大哥在医界默默无闻，而自己在全社会声名大振呢？因为他的大哥是“医人于未病”，给人所提供的是米饭，防患于未然，而自己则是“医人于大病”、“医人于将亡”，给人所提供的是药物，起死回生，所以足以引起轰动的效应。正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人生的意义，经典的米饭的价值远胜于畸典的药物。但正如在医界，人们所推崇的是扁鹊而不是他的大哥，在艺术界，人们往往也贬斥、淡忘莫高窟的工匠甚至李成们的经典，而推崇、效法徐渭和董其昌乃至八怪们的畸典。

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奇正相生，其用无穷”。经典作为正文化、阳文化的最高成果，畸典作为奇文化、阴文化的最高成果，从典范的意义，二者是同等的，但从经、畸的价值，二者决不同等。“经”者常道，在这常行的义理、法制、原则的规范下创造的最高典范称作“经典”。“畸”者变道，又称离经叛道，在这偏颇、奇特的反义理、反法制、反原则的观念下创造的最高典范称作“畸典”。

正如《红楼梦》中所说，天地有正戾二气，“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也，仁者所秉，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也，恶者所秉”，但为仁为恶，这是两极的分端，有先天之仁秉后天之正者，先天之恶秉后天之邪者，亦有先天之仁秉后天之邪者，先天之恶秉后天之正者。当邪气赋之于人，世之男女秉此气而生，“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高人逸士，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为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所以，不仅小说、电影有“经典”、“邪典”之分，书画有“经典”、“畸典”之分，所有文化创造都有此欹正之分。孔孟的著作是经典，不仅为仁人君子所推崇，也为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所信奉；李贽的著作就是畸典，为具有叛逆性格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推崇、奉行。二者之间互不相容，正所谓“离则两伤”。所谓“儒道互补”，孔孟的儒家学说是开的粮食店，是人们必须天天光顾的，老庄的道家学说包括印度传来的佛教是开的药店，是当人生病后必须光顾的。所以古人在日常所谈，一定是修养治平的儒家思想，一旦受了挫折，得了病，便用道释来平衡心理。因此我们应取的态度是平时吃饭、病时吃药，则正与欹才能“合则双美”。西方尼采、叔本华的著作虽然不是小说，但也可归于“邪典书”之列。它们为最叛逆的青年人所痴迷，包括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前卫青年所痴迷，“上帝死了”、“解放个性”，在狂风暴雨般冲击沦于保守的“经典”之窒碍的同时，也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从小立下“我长大后一定要让世界发抖”之志的畸士所奉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灾难。这是因为心理上、精神上有严重疾病，尤其是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后天的服药固然有助于疗病，但是药三分毒，尤其是畸典之药，不仅其毒不止于三分，其副作用更达到十分，结果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沦于丧心病狂，祸国殃民。

今天，作为物质食品的“经典”必须严加管理，防止三鹿奶粉之类的出现，作为物质药品的“畸典”尤须严加管理，药品之杀人尤甚于食品之误人。同样，作为精神食品的“经典”画法，我们必须对之有清醒的认识，作为精神药品的“畸典”画法，我们尤须对之有清醒的认识，药品之杀人亦尤甚于食品之误人。

固然，经典和畸典都是美的创造，而且都是成就卓著、杰出的美的创造。但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是两种不同的美，决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把后者奉为“创新”、“先进”的美，前者斥为“保守”、“落后”的美。经典之美，如《维纳斯》在艺术中是美的，在社会生活中也是美的，它是以美的形象体认美的精神；畸典之美，如《阿威农的少女》在艺术中是美的，在社会生活中是丑的，它是以丑的形象体认美的精神。书画家的人品也是如此，颜真卿、苏东坡，艺术界认为他们是高尚的人品，社会上也认为他们是高尚的人品，范宽、张择端，即使艺术界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人品，社会上还是认为他们有高尚的做好本职工作的人品。这就是经典之品。徐渭、董其昌，艺术界认为他们有高尚的人品、优美的精神，社会上、民间的口碑中，却认为他们或人品刁钻，或欺压平民。这就是畸典之品。

就经典和畸典的本身而言，二者固然各有千秋、不可替代，甚至价值同等、不相上下；但就经典和畸典对于社会的教化以及对于学子的学习而言，各有利弊，但前者正面的价值大于负面的价值，后者负面的价值大于正面的价值。对于腐朽社会的破坏，我们更应该提倡畸典，而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更应该提倡经典。对于书画学科的大跨度创新即破坏性创新，我们应该学习畸典，而对于书画学科的改良性创新即建设性创新，我们应该学习经典。对于和谐社会包括每一个个人和谐心理的建设，我们应该把经典作为正面教材来学习，而把畸典作为“反面”教材来学习。因为，尽管畸人和畸典“畸于人而侔于天”，离经叛道，超尘脱俗，达到了升华的至高境界，但那只能是极

少数，就像仙人之不食五谷而以服丹药长生；但人类的社会毕竟是在尘俗的现实中的，必须用经道的正常秩序来维持，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要以吃饭来生存，吃药只能用于治病。仍借用我反复引用过的闻一多的一句话：“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即使专制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则经典正可以维系社会包括书法艺术必须的秩序，畸典则可以反拨社会包括书法艺术秩序的弊端。

〔插图〕

清吴宏

江楼访友图轴绢160.3cm×78.3cm 旅顺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