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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历史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相信历史_徐建融.md


文  徐建融

关于“专业美术媒体公信力缺失”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自由开放的时代,不限专业与非专业、美术与非美术,一切媒体,包括口头的传播、纸质的媒体,乃至今天的电子媒体,都是不可能有绝对公信力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似乎不存在公信力缺失的问题,但那是一花独放,公信力是绝对可信了,但却可能有错误,需要后人来拨乱反正。而今天,则是百花齐放,是多元化,任何一花都认为自己是花王,任何一元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进而便要把其他花、其他元打压下去。而旁人则认为不是,当这朵花、这一元把自己在媒体上推出来,我们便认为这是“公信力缺失”。

过去,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有小人之朋党,有君子之朋党,本质不同,但性质都是一样的,互相吹捧,旨在推出自己所认为的花王、真理。像韩愈,便为推介年轻人写过不少文章,认为这个年青人不得了,很有出息,是中国文化的希望。但他所推介的年轻人,不少都默默无闻。那他这样的推介是否“公信力缺失”呢?今天有不少研究生做论文,深入挖掘某一个早已被美术史所遗忘了的民国小名头,结果发现蔡元培曾给他题词,评价很高。于是据此认为这个画家在民国画坛做出了重大贡献,美术史遗忘他是不应该的、不公正的,要重写美术史。我对他说,蔡元培对于当时的美术青年,凡是找他题词的,一概评价很高,并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就有大成就,无非是长者对年轻人的鼓励。像刘海粟先生,早年也曾得到蔡元培的题词,评价很高。但一次又一次找蔡先生题,蔡先生也不高兴,所以,有一次当刘先生画了一幅《狮子》(朵云轩旧藏)请蔡题词,蔡便题了“看似是石,题名狮子,画本象形,此则指事”(大意),讽刺他画得不好,违背了画的造型原则。刘先生还把题词到处给人看,老一辈当笑话说,这是“把讽刺当补药”。刘先生后来当然卓尔大家,但当时许多美术青年,像阿Q一样,虽有幸获得了赵太爷对他讲话的待遇,事实上并不足以证明他真的就成了一位大人物。这种情况,在小学教学中也存在。我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作业得了一个五角星,非常高兴。后来发现,班中每一个同学都是五角星。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蔡元培没有公信力,认为小学老师没有公信力。

当然,今天的媒体之发达,远非古代可比,朋党的关系也不一定是直接的,包括画家与未曾谋面的编辑也可以是朋党。画家认为自己画得很好,是“当代十大画家”之一,不是欺骗,是真的认为自己画得好,别人画得不好,但社会还没有承认他,他很急,需要社会认可他,以反拨社会的“不正之风”——把那些他认为画得不好的画家捧得很高——所以出钱发表作品。而刊物要生存,对编辑甚至有创收的指标考核,所以也需要收钱发表作品。而旁观者又真心地认为他画得不好,是在欺骗,媒体给了他机会是丧失公信力。这一切都是当时人的看法。究竟画家、媒体对还是旁观者对,历史自有公论。

出钱、收钱的“媒体公信力缺失”,不出钱、不收钱的各种媒体,包括“共和国脊梁”、“当代百杰”、“德艺双馨”、“全国大奖”等等,是否就一定有公信力呢?也不一定。现实总是不尽公正的,历史才是公正的。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绝对地讲,历史也有可能是不公正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自然,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更可能是不正确的,尽管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别人不正确。

孔子当年如丧家之犬,但他又到处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人肯定认为,这是媒体公信力缺失,不应该让他宣传。但历史却认可他是“万世师表”。韩愈在生前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也不高,他坚持不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时人肯定也认为这是媒体公信力缺失。宋代后则认可了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宗师地位,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至于凡·高在生前所受到的冷遇,林风眠在20世纪50年代所受到的批判,我们能认为这是公信力不缺失吗?

仍借用欧阳修“君子之朋党”、“小人之朋党”的观点,为了推介真理,需要宣传,包括两院院士的评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课题争取,需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是“君子之朋党”。为了谋取利益,需要宣传(欺骗),包括各种评选、争取、发表、获奖等等,也需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两种手段都会导致“公信力缺失”。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同样 “不正当的手段”,同样“公信力缺失”,有的是值得表彰的,有些是应该唾弃的。但何者是应表彰?何者应唾弃?当时是不一定看得分明的,要让后人来看。像美术界的 “当代十大家”,应该至少有50批了吧?则 “当代十大家”竟有500人之多!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当代十大家”之一呢?只要活着,谁都说自己是。只有到他死后的50年,我们的后人才会知道真相。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变数,身处在与“当代十大家”的同时,我们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就像身处在唐代,谁也不会认可韩愈是“唐宋八大家” 之首。

钱钟书曾引西哲语云:“艺术与政治、形而上学,被并列为世界上三大可以骗人的玩意。艺术家不但用它来骗人,而用它来骗自己。”这是因为艺术的标准是多元的,不像食品安全的标准只有一元。所以,当一个画家出钱在媒体上宣传自己,他的动机或者是为了真理而救世,或者是为了私利而欺世,反正我们很难分得清。有旁观者认为这是欺骗,是媒体丧失公信力。那么,你这样认为就一定正确吗?你的看法就一定是真理吗?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一个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全国油画大展”,当时的评选还是相当有公信力的,入选的当然多是油画界的顶级画家。但写实的,画得好不好,评委们还是看得出的,就像对于音乐要有音韵,专家一定听得出水平的高下;抽象的,就像“大音希声”,南郭先生是不是优秀的音乐家,这就难说了。我有一位朋友,当时在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的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他是画中国画的,之前从未画过油画,他画了一幅,也许是一辈子唯一的一幅抽象油画,竟然也入展了,成为当年“川沙县十大新闻”的大喜事。但他至今也未能被认可为顶级的油画家。所以,当旁观者的我们,在认为某位画家在诈骗,宣传该画家的媒体缺失公信力的时候,也需要想一想, “我是否代表了公信力”?用耶稣的话说: “你们中有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她。”圣人曰:“君子求(指责)诸己,小人求(指责)诸人。”

所以,对于“专业美术媒体”乃至其他一切包括食品宣传、明星广告等等的“公信力缺失”,我的看法:第一,不要抱怨,这正说明今天的时代空前之自由开放,空前之好。第二,食品宣传的“公信力缺失”可以在今天查处,因为这是有科学作依据的,而美术媒体的“公信力缺失”则很难在今天查处,必须留待历史来解决,说不定“公信力缺失”正是“坚守公信力”呢!第三,活着的美术家都认为自己最好,但这种自信最好 “留待五百年后人论定”,而不要急急忙忙地现在就自己认可并要社会来认可。第四,最好不要认为“自己最好”,而要认为“自己很不够”。

所以,古今中外一切媒体,其公信力之缺失,不是有还是无的质变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量变关系。不能用古代的50步来笑今天的100步。何况,古代之所以只有50步,是因为古代媒体可能只有50家,今天之所以多到100步,是因为媒体数量远远超过了古代,从比率上看,说不定今天的画家、媒体之所为比古代还更有公信力呢!归根到底,这是由人性的本质——贪欲和惰性、自以为是和文过饰非所决定的,这一本质,既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堕落的动力。极度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极度的堕落。创造的社会利益越大,创造的社会祸害也越大。从赤手空拳到冷兵器,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原子弹到现代战争,一切的进步,背后莫不隐藏着莫大的祸害。而莫大祸害的正面,恰恰是极大的进步。想当年——20世纪80年代,城市交通何等通畅,但我们挤公交车就像压缩饼干一样;没有 “房姐”,但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今天,巴士、地铁、出租车、私家车,可选的交通工具多了很多,但道路又是何等拥堵!家家有了宽敞的大房子,每人18平方米,甚至50平方米,但“房姐”们又不胜枚举。正因为媒体数量大幅度增加,我们的功力、才力空前低下,贪欲、惰性空前膨胀,面对这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不能要求“公信力的缺失”停在50步。石涛有云:“画家有生前轰雷震耳,身后默默无闻者。”(大意)“生前轰雷震耳”当然是凭借了缺失“公信力”的媒体宣传,“身后默默无闻”则是历史的结论。所以,缺失“公信力”的媒体宣传可以骗现实,使孔子如丧家之犬,使小人得意忘形,但不可能骗历史。不敬畏历史的人总是有的,但我们要相信历史。我们经常说:“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但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人类永远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所以,现实永远是历史的重复式上升。我们今天看过去,好像以前的媒体多么有公信力,世风不古,痛心疾首。其实,那是经过了历史的淘汰、遗忘。500年后的人看今天,或许同样如此,他们可能会说21世纪初那个时代多么有公信力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正是因为“今之视今,亦犹昔之视昔”。《尚书·大禹谟》说“人心难危,道心唯微”;孔子说“礼崩乐坏”、“斯文将丧”、周公不见,等等。我们认为很有公信力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也在感慨公信力的缺失吗?只要人性的本质——贪欲和惰性、自以为是和文过饰非(它们本身无善恶,因具体的行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下而被评判为或善或恶)不变,历史的轮回也不变。回过头去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公信力,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媒体真有公信力,而是因为人们深信,不怀疑。可是,任何现实的结论,都不可能真的就是历史的结论。今天,媒体乃至官方推出的“十大画家”、“最有希望画家”、“最有潜力画家”,无论出钱的还是不出钱的,作为现实的结论,旁观者误作历史的结论,因此而发出“缺失公信力”的责难。但这种责难本身,难道就真的是有公信力的而能被历史所认可吗?至少,在今天这样一个公疑的时代,各种媒体的公信力缺失,从比率上,相比于古代,决不是每况愈下,而是有所改进。而历史,决不为我们的公信或公疑所左右。我们的公信或公疑所能左右的只能是现实,当然,有时连现实也左右不了。

(徐建融/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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