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earance
君子与小人兼答一境先生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君子与小人_兼答一境先生_徐建融.md
『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心画形而君子小人见。』这是古代书画家念兹在兹的一句口头禅，又是座右铭，意思是书画家一定要有高尚的人品，而切忌卑劣的人品。所谓君子，也就是人品高尚者，其价值观念为『天下为公』，其行为准则是『博学于文』。所谓小人，也就是人品卑劣者，其价值观念为『自我中心』，其行为准则是『变其音节』。君子与小人之分，并非好人与坏人之别。君子中有好人，但也有坏人，如陈布雷、张灵甫都是君子，但却是坏人。小人中有坏人，但也有好人，如甫志高，在被捕变节之前是一位共产党员，属于好人。君子和小人散见于各个领域，在读书界、书画界中，君子读了书，知书识礼，就是『士人』，足以表率社会的正气。小人读了书，『无才便是德』，有才益损德，就是『文人』，足以表率社会的奇气。读了书，有了才，好比手中有了武器。君子有了这武器，比起赤手空拳的君子，可以做更多的好事，所以，士为四民之首，表率了社会的风气，可以向好的一面发展，也可以向迂腐的一面发展。而小人有了这武器，恃才傲物，比起赤手空拳的小人，破坏性更大，所以，文人为小人之尤，表率了社会的风气可以向大跨度创新的一面发展，也可以向大跨度败坏的一面发展。顾炎武对『文人之多』深恶痛绝，告诫读书人千万不要沦于文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在士人居于读书界主流的形势下，少量的文人无行可以为社会增添轶事的色彩而不足以颠覆士人所表率的社会正气。而在文人居于读书界主流的形势下，文人无行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天下为公」的君子风范「礼失而求诸野」，就再也无法力挽江河日下的狂澜既倒了。
这一君子与小人在读书界，包括书画界中主次关系的倒转，大体上是从晚明开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乃至今天的书画界，『书为心画，心画形而君子小人见』这句座右铭，被简化成了强调『书为心画』，而再也不谈『心画形而君子小人见』了。也就是说，书画艺术只要能直抒个性就是上品，就是高雅，至于这个个性是君子『天下为公』之心还是小人『自我中心』之心，就再也不问了。结果也就是，君子之心被颠覆了，被排斥了，而小人之心被放大了，被铺开了。这样的个性张扬，表现为大跨度的创新，但所创的新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像强调『天下为公』，其前提是『毋我』、『克己』，有利有弊，利的一面，扼制了人性中的邪恶，弊的一面，扼杀了人性中的性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从属于社会，服从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甚至为了社会不惜『杀（个人之）身成（社会之）仁』。同样，强调了一『自我中心』，其前提是颠覆社会的基本规范，也是有利有弊，利的一面，解放了个性中的性灵，一时『很傻很天真』的性灵派文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弊的一面，放纵了人性中的邪恶，一时『很黄很暴力』的图书，『春宫画』、『姑妄言』等等大肆泛滥，人清以后被长期列为『禁毁书』。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凌驾到了社会之上，而不必服从社会、服务社会，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社会利益。
几年前，上海四号轨道交通越江段的施工发生
徐建融
流沙塌方，所可能的选择有三，一是舍己为公扑上去抢险，结果牺牲了或没有牺牲抢险者的生命而保护了隧道，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如王进喜、欧阳海便是毫不迟疑地作此选择。二是舍己为公扑上去抢险，结果牺牲了抢险者的生命而没有成功，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三是扔下工具逃生，保护了每一个施工者的个体生命安全，眼睁睁地看着塌方扩大，国家财产严重损失。我们的选择便是这第三种。这三个选择实际上只是两个选择，因为第一二两个选择的结果虽然不同，但出发点是一样的。作为官方的宣传，「以人为本」，宁可牺牲国家财产也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并以每一个公民的个体生命权是至高人权，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每一个公民个体，如果也认为个体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在两难的抉择中应该选择保护自己而牺牲国家财产、牺牲他人利益，我认为殊不可取。而今天的个体，包括四川地震中的「范跑跑」，从日常的生活到突发的事件，取此不可取之选择的，实在不在少数而是成了一种风气。这一风气的由来，除了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便是由晚明以降的士风大坏所表率起来的。所以近年来，我致力于从晚明入手来辩正「天下为公」、「博学于文」的君子人品和「自我中心」、「变其音节」的小人人品，其要义无非有七；一、君子、小人之分并非好人、坏人之别；二、君子有其利也有其弊，可以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做坏人、坏事；三、小人有其利也有其弊，可以做坏人、坏事；四、在特殊的形势下，君子之弊大于其利，小人之利大于其弊；五、在一般的情况下，君子之利大于其弊，小人之弊大于其利；六、即使君子做了坏事，我们可以否定其事，但不可否定君子的人品；七、即使小人做了好事，我们可以肯定其事，但不可肯定、仿效小人的人品。
专以晚明以降的书画界而言，小人辈如董其昌、徐渭、陈洪绶、扬州八怪等的贡献，不知要大于君子辈如邹一桂、蒋廷锡、翁方纲、刘墉等多少。这同『流氓无产者』在特定时期的革命性，『不义之徒』在特定时期的忠义行，是一样的道理，唯有无所不用其极才能摧枯拉朽，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唯有杜冷丁才能治愈顽症起死回生。但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小人的人品包括艺品，作为多元中的一元，自是有益无害，把它推崇为多元中的主元甚至作为唯一的一元否定其他各元，一定是有害无益，至少也是害大于益。
我对徐渭人品的批判，是从我本人也是一位徐渭那样的布衣身份所作的自我批评，不要恃才傲物，不要认为是大才小用，而要认为自己是小才大用。这样，才会有感恩之心，而不会有怨恨他人，怨恨社会之心。而对董其昌的批判，是假设我也像董其昌那样做到了高官所作的自我批评，不要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要明哲保身，利用特权谋私利，而要在其位谋其政，当仁不让，甚至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这样，才会有报恩之心，努力地造福他人，造福社会。因为，今天书画界的我辈，像徐渭那样的布衣，董其昌那样的高官，『自我中心』之强烈，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乱作为以攫取个人未得利益的，不作为以保障个人既得利益的，比起徐渭、董其昌之所为，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论艺术上的贡献，却又远远不及而绝无过之。所以『行己有耻』，我们正可以用徐、董的这两面镜子来照照自己的无耻。而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做起，端正自己的人品，对于反拨当前社会风气的腐败一面，应该也是不无好处的。当然，我对徐渭的批判因为是解剖自己，所以比较严厉深刻，而对董其昌的批判则是假设、想象的解剖自己，所以不一定切中要害。如果有一位高官能以董其昌为对象来作自我批评，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党中央强调：『反腐倡廉』，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表率了社会风气的要求来认识的；书画界也需要强调『反腐倡廉』，则是从书画艺术家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从『士为四民之首』表率了社会风气的要求来认识的。虽然，『士』不限于书画家，但在今天，任何行业的『士』（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又不如包括书画家在内的艺术家，甚至可以说，艺术家对于社会风气的导向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大于中央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样，正确地认识、涵养书画家的人品，不仅仅只是为了书画艺术的创新，更有助于社会的教化究竟向『天下为公』发展还是向『自我中心』发展。书虽小道，其为用不可谓不大。
近读《书法》二〇〇八年第六期上一境先生的《尊重历史，谨慎臧否》一文，是与我关于晚明书画的几篇文章作『商榷』的。读过之后，大受启发，但『商榷』却并不存在。我认为一先生的文章所提出的观点，除了常识的个别内容，我完全赞同，并无分歧，无非因为立场的不同，我是站在布衣的立场上作自我批评，而一先生应该是一位政府官员，所以，他对我假设自己也是一位政府官员借董其昌所作的自我批评并无异议，而对我站在徐渭立场上的自我批评却表示了站在政府官员立场上的看法和评价。正如四号轨道越江段的塌方，政府官员以损失了国家财产但无一人伤亡是一件幸事，这是『以人为本』的体恤，但作为越江段的施工者、当事人之一的我辈，却是不能不以自己的『先跑』导致国家财产受损而自责的。而现在，政府官员出面表态：『你不必自责，你的行为是值得表彰的。』这当然使我辈深受感动，而感动之余，绝不应从此倡扬『先跑』，而应该更自责『先跑』，争取今后万一（希望不要有这万一）出现类似的情况绝不『先跑』，宁可牺牲个人的生命也要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所以，综观一先生的全文，对于徐渭的言行作为历史事实的认知我们并无分歧，无非因为立场的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我认为是『下流无耻』的文人无行，一先生认为是有个性的美德，至多不过是无奈之举，所以情有可原。即使真是可耻的，他也有悔过之心了，所以更应该原谅他。一先生同时还列出了徐渭的一些好事，认为他既然做过好事，就不是一位小人；至于他做过一些坏事，出于无奈的可以谅之，不是出于无奈但有悔过之心的也可以谅之，这样，坏事也就不再是坏事了。好事则加以放大，坏事则加以缩小化了，这正是执政者所应有的君子之风、仁心宽厚。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对于布衣能持一先生这样态度的非常之少，而大多是持如我的苛刻态度，而布衣们对自己，恰恰又多是持如一先生那样的态度。
试从一文的第三节以下来分析，为胡宗宪代写严嵩祝寿文，人皆病之，一先生则谅之，理由有如下：一、小小幕僚，最高长官命他代书，岂能随意拒绝。但文献中分明记载的是，这位小小幕僚，在幕府恣意肆行，恃胡督之宠幸，『随意』到目无军纪。李国文先生称其幕府三年，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行径。二、沈炼被害，徐渭痛恨害沈之严嵩，所以代写祝寿文为不得已为之也。这确是事实，但这是徐渭入幕之前的事，一方面沈是他的恩人、挚友，『士为知己者死』；另一方面，当时的徐穷困潦倒，怨愤满腹，所以，作为其对立面而代表了压制他出人头地的社会的严嵩自然成为他的攻击对
象。但入幕之后，他春风得意到几乎忘形，所以，用『渔阳三弄』来为祝寿文辩护似乎是两件事。『士为知己者死』属于君子之『朋党』，所谓『君子以义』，这知己是终一生而不移的。但『小人以利』，有奶就是娘，知己是可以转变的，是为小人之『朋党』。所以，不在于攻击严嵩还是阿谀严嵩，根本在于出于义的目的还是出于利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胡宗宪之与严嵩，才真正称得上是出于义的不得已为之，但君子之污，胡宗宪是不会自己洗刷的。只有小人，因利而做了好事，便大肆张扬，因利而有了污点，便急急忙忙地加以洗刷。在入幕三年中，徐对沈炼早已抛诸脑后，而严嵩倒台后，又急急忙忙地为沈编选文集。这样的事例，三翻四覆，颠来倒去，可见其借『知己』的名义所做的好事或坏事虽判若天壤，但『喻以利』的卑劣用心则一。三、徐与胡宗宪为知己，不复辩。四、严嵩倒台后徐有悔过的辩解，甚至想用生命来洗刷自己的耻辱，表明自己的清白。耻辱也好，清白也好，有哪一个君子是用言语来表明的呢？即使胡长清的『悔过书』，因此能洗刷其腐败的耻辱，表明其廉政的清白吗？五、徐渭在文学艺术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点，也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在特殊形势下，『流氓无产者』可以为革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用《文心雕龙》的说法，稀奇古怪的东西，『无益经典，有助文章』，不明乎此，难免为其『文章』的精彩误入其『僻谬』、『诡诞』的迷途。所以，肯定、弘扬徐渭的艺术创造是一回事，肯定、弘扬他一先生也不能否认的『耻辱』的人品又是一回事。六、徐渭在抗倭斗争中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一方面，这也是我所说小人也有做好事的事实，包括苏洵认为『不义之徒』可以做忠义之事的现象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抗倭斗争的贡献，必须要得到抗倭史研究者的认可，才是真正的贡献，就像今天的不少现代艺术家宣称『揭示了宇宙生命的哲理』，必须得到宇宙生命科学界的认可，才是真正的揭示。但正如只有艺术评论界承认某某艺术家揭示了宇宙生命哲理，而宇宙生命科学界对于这位艺术家根本不知其名一样，徐渭的抗倭贡献，也只有性灵派的文学家袁宏道等大肆张扬，包括《明史·胡宗宪传》也是受袁等的影响，而在所有关于抗倭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绝没有一部认可徐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倒是许多义不容辞的人物，被写进了抗倭史的篇章。
至于讲到徐渭被后人作为『民族之骄傲』并对他的评价一如杜甫之于李白：『众人皆欲杀，我独怜君才。』一方面肯定他的艺术贡献，一方面不齿他的人品，认为是『君子亦憎，小人不容』。即使同病相怜的袁宏道为他做诗，也是以『悲夫』作结而不是以『爱戴』作结。即使新中国时期出于政治的原因倡扬他反封建的民主性，也还要附带指出他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局限性。
一文的第四节谈到徐渭与张元汴的关系，用很大的篇幅引述了文献中关于徐渭蔑视权贵的事实，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正是高尚的人品，体现了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云云。这些史实，也正是我所引用过的，但给予的评价却恰恰相反。而且另一方面，我还指出徐渭对于权贵的态度有极端的两面，合己意的，对自己有利的，阿谀奉迎，不合己意的，对自己无利的，傲慢无礼。对权贵阿谀奉迎固然不可取，是为丧失人格的尊严（并非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对权贵傲慢无礼同样不可取，事实上对任何人傲慢蔑视都不可取。下级尊重上级，上级体恤下级，正如父母慈爱子女，子女孝敬父母，只是社会、家庭和谐的基本之道。但作为子民的我辈，只能要求自己做到尊重领导、孝敬父母，而不能要求领导体恤自己，父母慈爱自己，更不能因为领导不体恤自己、父母不慈爱自己而不尊重领导、不孝敬父母，因为除了犯罪，再不好的父母也是自己的父母，这是人伦的常识。所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而小人则三不畏，天命不足畏，圣人不足畏，大人之言不足畏。所以尊重他人，尤其是尊重权贵，不是尊重某一个个人，而是体现了尊重社会的一种礼仪，除非某一权贵，已是天下公认的祸国殃民者如严嵩，对代表了国家权威的权贵的蔑视是很不可取的一种小人心态，就像今人的看不得别人的发达一样。而蔑视权贵的人，往往把个人放在与社会的对立面，通过对某一权贵个人的无礼，所体认的实际上是对社会、国家权威无礼的狂悖自大心态。自大的另一面必然是自卑，所以，凡是蔑视权贵的人往往必有阿谀权贵的表现。李白诗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他仕途失意后的高调，完全不把权贵放在眼里。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他应召时的得意忘形，反映出内心深处对于权贵的垂涎已久；『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又是他得宠时的耀武扬威，自居权贵而以他人来阿谀我为荣耀。在这一点上，与作为士人的苏轼恰成对照，苏是不以己悲，不为物喜，不以困顿而失节，不以发达而忘义，所以后人评苏、李，言『太白有子瞻之才，无子瞻之学』，才者诗文，为文人之伎俩，学者道义，为士人之学养。士人可以有文人之才，文人却很少有士人之学。尊卑长幼是一种秩序，没大没小就是不懂礼仪，所以，桀傲不驯、忤逆不孝，绝对不是为子民之道，而只是社会不稳定、家庭不稳定的因素。把它作为值得『爱戴』的优良品格，只是出于领导和父母的宽容、溺爱，作为子民，是绝不可以此为据来放纵这一不良品行的。这个蔑视权贵的思想，总是与对抗社会联系在一起，蔑视权贵可能落实于某一个人，实际上蔑视的是整个社会、所有权贵。一般只有有才的小人才有这个思想，因为他有才，所以企慕权贵，又达不到，所以而蔑视权贵，蔑视社会。在士人居于主流的形势下，有益无害，在文人居于主流的形势下，则足以破坏和谐社会的建设。当社会腐朽之时，固然有其破坏旧世界之功，以便于建设新世界，当社会并非腐朽的形势下，则害大于益，所以，历来为士人所不耻。但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它是从破坏旧世界而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对于徐渭等蔑视权贵的思想、行为，深刻地从蔑视社会、颠覆社会的本质即反封建性和民主性作了必要的肯定。但如果不认识这种“反抗社会黑暗”并不是基于公义的追求，而是基于私利的追求，重点并不在反抗“黑暗”而在反抗“社会”，并对之作普遍的张扬，我认为是很不妥的。所谓学优则仕，但士人求仕的动机是兼济天下，所以即使人不了仕，他可以安贫乐道，独善其身；而文人求仕的目的是炫耀自己，所以一旦人不了仕，便折腾闹事，蔑视权贵。读一文至此，我忽然有一个很可怕的想法：万一这位一先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是如我一样是徐渭那样的布衣，那么，他对我对董其昌批判的认同就不是基于作为政府官员的自我批评，而是基于作为布衣而对权贵的蔑视，他对我对徐渭批判的不苟同也不是基于作为政府官员对平民缺点的宽容，而是基于作为布衣对自我的放纵，也就是像“范跑跑”那样的自辩，那性质又完全不同了。
蔑视权贵作为一种极端自大的不良心理，必与渴望出人头地的极端自卑心理互为影响，正如中国男足的口气之大，世界第一，而豪言壮语的背面正是实力脆弱的心虚。用豪言壮语可以掩饰实力不足的心虚，通过蔑视权贵也正可发泄自己不能实现发达期望的怨气。它与我们今天基于『天下为公』的信念，对于贪官污吏的不齿，貌合神离，绝不可混为一谈，相提并论。
至于一先生并不否认徐渭与张元汴的『怒而去』、『关系破裂』，却认为这并非忘恩负义，而是对张氏之恩『未尝一刻忘之』。那么，『怒而去』、『关系破裂』的『一刻』有没有『忘之』呢？徐氏晚年撰《畸谱》把张氏父子作为『纪恩』的四大恩人之二，可以证明他『岂非忘恩负义之徒』，那么，承认了一位官员贪污受贿，却以其『双规』、服刑之后的悔过书为据，认为他并非腐败，并非贪官，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如果站在政府官员的立场上，一先生的评价体认了社会对个人的宽容，而如果站在布衣的立场上，这样的评价只能体认个人对于社会的无理狡辩。何况，认为贪官不腐败，不仅有其入狱后的悔过书为据，更有其在位时所作的政绩和『反腐报告』为据，其有力十倍于徐渭《畸谱》的『纪恩』。
第五节，胡宗宪是一位君子，但他功过相参，这是毫无疑议的。论君子的品行，徐阶还不如胡，但他功大于过。严党的倒台，是玉石俱焚，尽管胡是玉不是石，但作为严党中人，在严党倒台之前便为人所诟病，所以倒严后，他的被焚绝非牵连无辜。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公，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所以任何怨天尤人都有害无益。包括胡宗宪本人也无话可说，并不是真的无话可说，而是因其君子的品行，知道无须折腾辩白。一文认为「徐渭早已对严嵩恨之人骨，严党倒台，徐大快之心必与天下人同」云云。徐早已对严恨之人骨，那是事实，是沈炼被害之时，但「已」应改为「曾」。沈是他的知己，严害死了沈，所以从个人的好恶而不是天下的公义，他仇严甚切。但入了幕府，他与胡宗宪，进而与严嵩，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知己关系，取代了与沈的知己关系，要说他依然保持着仇严之心，并于严倒台之后大快之心必与天下人同，毫无事实的依据。胡宗宪为徐购置了田地房产，为他娶了老婆就是后来被他发疯杀死的张氏，使他出人头地、扬眉吐气、青云可期，这些固然是知己，但都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知己是胡，徐阶以倒严而害死了胡，尽管此举有功于天下，徐渭又对徐阶恨之人骨，同样是出于个人由知己而私利的好恶而不是天下的公义。如果说，沈死时的仇严，个人的好恶则是悖于天下公义的。至于他认为倒严之前（实际上是幕府三年）是清平世界，倒严后则天下为妖氛所塞，这就是公然挑战天下的公义了。当然，在徐渭绝不是站在严党的政治立场上来挑战，而不过是站在个人的利益上所发的怨言而已。所以，尽管徐渭的仇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次之分，绝不是天下公义为主，私交利益为次，恰恰是以天下公义为次、私交利益为主。否则的话，他为严党的倒台大快人心，即使对徐阶的倒严之功可以置之不理，但对严党的垮台为何没有片字只语为之欢欣鼓舞呢？「天下为公」和「自我中心」的取去，再也清楚不过。
第六节，《墨葡萄图》作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件大跨度创新的杰作，我从来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我所否定的只是题诗所体认的人品。『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作为旁观者的评价，这是惜才。作为自我的评价，这不是自恃有才，而举天下人皆有眼无珠不识才，所以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自大自卑吗？这样的人格，害己害人，是为人的大忌。君子的人格，学问莫言我大于人，境遇莫言我不如人，小人则反之。如苏轼在《贾谊论》中所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怀才不遇，怨不得社会，必须从自身寻找原因。又说：「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率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然则是天下无辜舜，终不可有所为耶？」「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之怨天尤人尚没有徐渭此诗之烈，苏轼对之所作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自我批评如此，则同为徐渭一流的我辈，能不深深自责吗？我们不能因人废艺，由批评他的人格而否定他的艺术，也不能因艺誉人，由肯定他的艺术而赞扬他的人品。徐渭如此，稍后的阮大铖也是如此，阮是历史公认的坏料，但他的《燕子笺》又有谁能否定它的艺术史价值呢？张瑞图的书法艺术，乃至王铎的书法艺术，是那样的高超，但对他们的人品，也可认定是高明的吗？当然，一先生从政府官员的立场，把问题的症结放在致力指责社会体制的不公上，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作为布衣的我辈、甚至也有一定官职的苏轼，绝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只能致力于自我的批评，从自身的性格、人格缺陷来解决问题。徐渭的艺术创造，确实可敬，其遭际，又确实可怜、可悲，但其人格品行，你又能否认它的可厌、可恶吗？这就是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事实上，对他的人品之卑劣，除了当时后世性灵派的一些人与之相共鸣，以及新中国之后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之作过高度评价，当时的大多数士人都认为是「君子亦憎之，小人尤不形容」，是极不可取的，而民间的传说中，他更被作为一个刁钻促狭的不良少年一直到老年。至于此诗是否发泄了破罐破摔的愤懑，其意自明：我是清三代的官窑（明珠），世人有眼无珠视我为破罐（落魄），我也就只能破摔了（抛掷）！它与小才大用、安贫乐道、感恩社会的君子人品格格不入。
以上都是就同一事实，因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而作为政府官员对我辈的无行愈是宽容，我辈愈是应该深自反省。
一文中第七节提到徐渭给张元汴的一封信，无关品行的评价，而是对于文字的解释，本来不必不是什么重大的文章，不过是一封书信）时的卖弄才华，不能不附作说明。一先生的解说并没有错，我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小人之腹，而按通常的理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确实是把羊肉晒干了带回老家去，而没有提到『大衣』及『归还』的事。但是一，把羊肉晒干了带回老家去，那么，『罄当归盆』，把酒喝完了，也要把这个空瓮带回老家去吗？回想我的少年时，每一家的屋外墙角，空瓮堆得随处都是，绍兴是黄酒的故乡，空瓮想必更非值得珍惜之物，有必要把它从北京带到绍兴去吗？如果没有必要，那么，这个『归瓮』又是归于何处呢？又，『羔半臂』是什么意思呢？想必是半条羊羔的前腿，因为，人的前肢、猿猴的前肢都是被称作臂的，而后肢则称作腿。但有谁把羊、牛、马的前肢称作臂呢？不过，有一个『螳臂挡车』的成语，既然螳螂的前肢可以称作臂，也许，把羊的前肢称作臂也无不可。那么，接下来，『非褐夫常服』，褐夫就是穿破衣服的卑贱者，吃羊肉同穿破衣服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除了吃药因为是吞下去的，所以可以称作『服』药，又有谁把需要咀嚼后下咽的吃饭、吃肉称作『服』的呢？但姑且算它是指『吃』罢，『寒退宜晒以归』又来了。半条羊前腿，充其量连骨头不过一斤，大概两顿就可以吃完，大雪严寒，送上二十斤应该不算太多，张元汴也太过小气。难道徐渭是一个省吃俭用，节俭持家的人，『慢慢享用』，吃了两三个月还吃不完，到了春天还剩下半斤，所以要把它晒干了带回去继续慢慢享用不成？而且这么长的时间，这块羊肉不会坏吗？当然可以腌了晒干，这是江浙一带冬天的习俗，但那是腌的猪肉啊！从来没有听说腌了羊肉晒干的！人们说到「咸鱼」，必须分别说明是咸黄鱼还是咸带鱼，而说到「咸肉」则不必特别说明一定指的是咸猪肉，因为咸牛肉、咸羊肉是没有的。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徐渭，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在腌肉方面大跨度地创新，创造出腌羊肉「受到后人的纪念和爱戴」呢？所以，这又反映了徐渭恃才的刁钻，要用这样看似很容易明白、实质疑问重重的文字去做弄张元汴。这里的「羔」不是指的「羊羔」，而是指「羔裘」，如《诗·召南》即以「羔」为篇名，意为当时大夫的服饰。而「郑风」、「唐风」等则以「羔裘」为篇名。「半臂」，指短袖的大衣或者袄，《说郛》十「马鉴」篇中专门在「续事始」中列了一个「半臂」的条目，非常冷僻，我们有幸有《辞源》、《辞海》可查，张元汴除非是碰巧，一定是查不到的。这样，所谓「羔半臂」就是指短袖的羊裘，我把它称作大衣当然是不切的，应该是短大衣，如今天北方的一些地区，农村中人冬天时还多穿这一服装。有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指有人爱惜裘衣的毛，所以反穿，皮在外而毛在内。而实际的生活中，则多正穿，毛在外而皮在内，任伯年画苏武牧羊等时还画过这一服饰，那羊毛的质感，笔精墨妙，画得实在精彩。这样，所谓「褐夫常服」也就可以顺当解释了：我是穿破衣服的卑贱者，这样贵重的服装不是我常穿之物。「服」不作「吃」解，而就是作正常的「穿」解。 一斤羊肉用最慢的速度享用，绝对吃不到两三个月的，但一件羊裘可以穿上几年，冬天过去了，春天暖和了，我会把它晒干了还给你。这就像风一样，非常势利，夏天到你戴老爷家吹凉，冬天到我家送暖，夏天回到你戴老爷家压箱底去也。「一笑」，也就是你张元汴的做法，但那是腌的猪肉啊！从来没有听说腌了羊肉晒干的！人们说到「咸鱼」，必须分别说明是咸黄鱼还是咸带鱼，而说到「咸肉」则不必特别说明一定指的是咸猪肉，因为咸牛肉、咸羊肉是没有的。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徐渭，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在腌肉方面大跨度地创新，创造出腌羊肉「受到后人的纪念和爱戴」呢？所有，这又反映了徐渭恃才的刁钻，要用这样看似很容易明白、实质疑问重重的文字去做弄张元汴。这里的「羔」不是指的「羊羔」，而是指「羔裘」，如《诗·召南》即以「羔」为篇名，意为当时大夫的服饰。而「郑风」、「唐风」等则以「羔裘」为篇名。「半臂」，指短袖的大衣或者是当一个「半臂」的条目，非常冷僻，我们有幸有《辞源》、《辞海》可查，张元汴除非是碰巧，一定是查不到的。这样，所谓「羔半臂」就是指短袖的羊裘，我把它称作大衣当然是不切的，应该是短大衣，如今天北方的一些地区，农村中人冬天时还多穿这一服装。有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其有附」，是指有人爱惜裘衣的毛，所以反穿，皮在外而毛在内。而实际的生活中，则多正穿，毛在外而皮在内，任伯年画苏武牧羊等时还画过这一服饰， 所谓「褐夫常服」也就可以顺当解释了：我是穿破衣服的卑贱者，这样贵重的服装不是我常穿之物。 「服」不作「吃」解，而就是作正常的「穿」解。 一斤羊肉用最慢的速度享用，绝对吃不到两三个月的，但一件羊裘可以穿上几年，冬天过去了，春天暖和了，我会把它晒干了还给你。这就像风一样，非常势利，夏天到你戴老爷家吹凉，冬天到我家送暖，夏天回到你戴老爷家压箱底去也。「一笑」，也就是你的张元汴的做法法与风虽然不同，但势利则一。风是直截了当的势利，从物质上欺凌我们穷人，而你不过是从精神上欺凌我们穷人。这样的刁钻促狭，实是我辈的通病，君子之心的一先生当然是不知的。比如几年前，有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格非常高，所以专家就要充分表现自家的高水平。有一位专家的研究题目是《中国画院的建设》，文中提到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画院的初创期，全国不过两三家，进入八十年代就成了『滥觞期』，一下子涌现出二百多家。这个『滥觞期』尽管表述的意思很简单，不过是泛滥的意思，但为了使这个简单的意思表述得高水平，就不能用人人都看得懂的『泛滥』二字，而必须用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滥觞』二字，就像孔乙己的『回』字有四种写法，还有当年毛主席批评有些知识分子要把『工』字的中间短竖写成曲折，而把『人』字的一捺加上三短撇一样。卖弄才华如此，可厌、可恶之至啊！所以，一先生把『羔半臂』解说成把羊肉晒干了带回绍兴去固然是正确的，但我的理解似乎也毋需『大家来讨论』。
接下来谈到这封信究竟是『无礼』还是『真诚感谢』的问题。徐渭对于张是父执辈，用得着以『褐夫』（卑贱者）自称吗？所谓『戴老爷』的『一笑』，仅仅是幽默、风趣吗？比如说我与一先生，今天为了分析不同立场所以对同一事实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而有『政府官员』、『布衣』的区别，如果在日常的交往中，我见了你就称你『领导』而自称『贱民』，你会认为我是对你的『嘲讽无礼』呢，还是『真诚敬重』呢？还有，归还羊裘也罢了，吃空的酒瓮也要归还，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与人相处是如此的态度，而且是对刚刚『关系破裂』之后的恩人的施惠。站在张的立场上，可以宽容，但如看作是对自己的『真诚感谢』，那就近于迂腐了；而站在徐的立场上，是不能不自责『全无心肝』的。还因为这一小事的扩大化，因为小人总是无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闹到不可开交，所以，徐的另一位子侄辈，大概是官至刑部什么职务的沈襄，系沈炼之子，出面斡旋，婉言相劝徐渭离开京师，回归绍兴故乡。而文献记载中，绝没有提到他的行囊中有半斤（晒干之后大概只有三两）咸羊腿和一个空酒瓮。
最后回到第一、二两节，所谈的与徐渭无涉，是讲梁任公的著作。我在文中借用任公的『上流无用，下流无耻』来概括隆万之际的士风，一先生认为不对。第一个不对，时间不对，任公的时间是万历崇祯年间，而我则向上扩大到隆庆，向下扩大到今天，第二个不对，内容不对，任公的『上流』指王阳明心学一路的『清流』，『下流』指附阉一路的『浊流』，我则以『上流』指称既得利益的上层文人，以『下流』指称未得利益的下层文人。从『特指』的角度，如果是研究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完全同意一先生的观点，唯一稍有分歧的，一先生认为任公的『下流』特指中必有张瑞图，我却认为张瑞图还进不了任公的『学术』视野。但是，我的文章并非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是以晚明书画家为对象，是借『特指』来作『他指』。包括我在文中讲到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其特指肯定不是针对晚明的官场，那是否可用来他指晚明官场呢？我还多次用『天下为公』、『自我中心』来分析士人和文人的价值观，『天下为公』是由三代时的『特指』人事而概括，是否可用来他指三代后一直到今天的人事呢？『自我中心』大概是民国后的『特指』人事而概括，又是可用来他指此前和之后的人事呢？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列宁的『苏维埃』，都有『特指』的具体时间、空间、内容，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向乡村推开。那么，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很不发达，中国革命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否也可以用「共产主义」、『苏维埃』的名义呢？近的来说，几年前党中央特指河北李真的腐败案所强调的反腐倡廉精神，是否也可以用来他指胡长清、成克杰呢？
至于『士风大坏』的时间，一先生据任公之文认为只限于万历后期至明亡的『几十年时间』，我认为不妥的。任公是就学术史的转换而言，认为这几十年间的士风之坏对嗣后的三百年起了至关重大的影响。故一先生的观点，用来研究任公的著作当然是对的，用来研究明末开始的士风大坏就不对题了。关于『士风大坏』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由渐渐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的现象，所以历来没有明确的像六十分为及格、五十九分为不及格的分数线。而且事实上，六十分的人水平一定比五十九分的高吗？作为个别的现象，『自我中心』的『上流无耻，下流无用』当然历代都有，但作为一种由『天下为公』质变为『自我中心』的社会风气，用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的说法，也就是由古典进入现代，顾炎武把它的上限定于嘉靖，我则据《四库全书总目》概述：『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之后，运趋未造，风气日偷。』实为隆万之际。至于它的下限，也不限于明亡，我认为一直到今天。至少在布衣的阶层，我认为今天的徐渭们比徐渭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官员的阶层，像一先生这样的体恤宽容亦少之又少。这也是自政界的反腐倡廉之后，我们要坚决抵制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的原因。政界的腐败也好，社会上许多年轻人的浮躁、抑郁心理也好，根子都在学术的腐败，文化的腐败。
过去在政协的会议上，常有文艺界的委员向政府官员发难：一市政府太不重视文化，所以我们上海拿不出精品力作。『官员们请教应如何重视？『要多拨经费，钱太少了，没有钱怎么搞得出好的作品？』几年之后又是『不重视』的发难，官员列出数据，近几年不是下拨了相当的经费吗？回答是：『光有钱怎么行？文艺作品的创作需要自由，政府管得太严了，束手束脚又怎么搞得出好作品？』这正是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在私下对这些委员表示：『我们上海搞不出精品力作，问题主要不在政府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过去陆俨少先生一个月六十元工资，钱不是更少吗？还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不是管得更严吗？而他的精品力作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吗？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钱多钱少，管得松管得严，不出精品力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无能。』包括今天文化界、艺术界、人文学术界的所谓『科研』，实际上成了『贪污』的另一种形式，虽然不是全部，但也是大部。申请项目，包括通过攻关的手段申请到项目，获得经费，想办法把经费从财务部门领出来，包括公费旅游、带了全家老少旅游，以及购买空白发票等等，最后草草弄一个『成果』出来，通过验收之后，『成果』便进入纸浆厂中去了。
这一腐败之风要如何把它扭转过来呢？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君子、小人之分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从自身做起。『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就是有了成绩，要归功于别人，而不能归功于自己；有了失误，要多责备自己，不要去责备别人。自然，对于『上流』的书画家，当然是领导，要多为『下流』的布衣书画家谋利益，包括像一先生那样宽容『下流』的无礼和缺陷。而对于『下流』的布衣书画家，也就是近于徐渭身份的我辈，则要多为领导分忧，少给甚至不给领导找麻烦，也就是不要添乱。尤其是有不少书画家，他的工作单位并不在书画的专业机构，而在其他与书画无关的机构，那么，在书画界的领导，更要多为他们考虑，而在非专业机构的书画家本人，则要多为本机构的领导考虑。《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个『辞』包括了书画艺术。书画艺术为小人之风所笼罩，则『鼓天下之动』也就会助长腐败的不正之风；书画艺术为君子之风所笼罩，则『鼓天下之动』也就会推动清廉的正气，也就是先进的文化方向。子曰：『为仁在己，岂由人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请看二〇〇八年七月五日《中国青年报》上肖湘（化名）的一篇报道：『某地方领导一行「到汶川震区慰问灾民，面对灾区灾民的惨景」，优哉悠哉其乐融融』，不包括媒体、当地官员陪同的间接成本，仅他们这一行（估计不会超过十来二十人）花费在往返机票、宾馆、酒店的费用达二三十万，而带过去的慰问金『远远低于这次慰问活动的开销』，所以被称做『灾区公款游』。这个『某地方』是什么地方？作为『国家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没有说，肯定级别很高，是大家都怕的。大家都怕的人一定什么都不怕，自然也就敢于把胡作非为作为体恤民情来炫耀。
所以有两种什么都不怕的人，一种是『上流无用』，他所拥有的权力几乎达到了无限，所谓艺高人胆大。一种是『下流无耻』，他一无所有了，所以破罐破摔、无畏无惧。『下流无耻』的责任在我们平民，所以需要我们深自反省，而不只是像徐渭那样写『悔过书』。『上流无用』的责任不仅需要官员深自反省，而不只是像胡长清那样写『悔过书』，更需要我们平民深自反省，因为正如逆子一定是父母的溺爱所造就，贪官也一定是我们小人之风的书画艺术『鼓天下之动』而造就。
所以，许多贪官败迹之后，家中抄出许多字画，这是值得书画界引以为耻的。贪官可能拒绝金钱的行贿，却没有拒绝字画行贿的。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书画家的人品建设，也就更迫在眉睫了。
本文刚刚完成，上海发生了惊天的杨佳袭案。此案的缘起，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所谓『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这个『合理』不是『正确』、『有道理』所以应该倡导的意思，而是『有原因』的意思。撇开社会的外因不论，应该正是杨佳本人心理、人格的缺陷所致，偏执性、攻击性的人格，强烈的仇恨感和报复心理。所以，一旦在一个好的外因的诱惑下，他可以做出惊天的好事，我们不能因为他做了『好事』而弘扬他的人格为『伟大』而不是缺陷；一旦在一个不太好的外因的诱惑下，他可以做出惊天的坏事，我们更不能因为外因的不太好而无视其缺陷的偏执人格，尤其是作为杨佳本人。杨佳在艺术上的才华和贡献，当然与徐渭不可相提并论，但作为小人的人格缺陷则一。所谓『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作为旁人对我的评价是爱才、惜才、怜才，并反责自身致力于改革社会的不公使我辈能才尽其用，作为自我的评价便是恃才傲物，甚至不惜以自我毁灭来抗议这个压抑了我才能的社会，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心理，是社会不和谐的破坏性人格。而我们既然把徐渭的人格缺陷和极端行为赞誉为反抗社会黑暗、蔑视权贵的美德，也就难怪今天的网上竟有吹捧杨佳为『挑战社会不公的大侠』的帖子！可见，由艺术的成就而导致对于艺术家极端行为、小人心态的褒扬，对于社会风气的误导是非常可怕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小人之分，在很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的评价，君子就是好的人，小人就是坏人。致使当人们一直把徐渭当作一位好人的楷模的情况下，一旦有人指出他的小人格，便难以接受。但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与家庭环境有着很大关系的人格障碍和心理疾病。所以，有的青年，在入伍时屡有立功表现，退伍后一旦进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成为极端的凶残之徒。对它的治疗，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难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对症的方法。但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把从来所认为的这是一种优良的、值得我们『纪念并爱戴』的品质，实事求是地还原到这是一种不良的品质，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包括『正龙拍虎』的事件也是如此，就事论事只是表面，本质在于做事的心态是否健康。即使『正龙拍虎』是真的，镇坪千真万确地出现了华南虎，就事论事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以这样的心态，一定会把好事做到坏事收场。所以，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历史是为了用它来映照自己。做的什么事当然是照不出的，今人所做的事肯定不同于古人，所要照的是心态，什么是我们应该继承发扬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反省克服的。否则的话，历史研究的意义就非常局限了。
又是一条媒体报道，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贵州瓮安县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同一天，龙永图在广东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上坚决地表示，对于『刁民』，政府『要硬气』。什么是『硬气』？大概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举措。在转型期的今天，布衣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不少刁民包括良民多有积怨，心理十分脆弱。如何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我的看法，站在布衣的立场上，应该反省『小人』的心态，而徐渭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而站在政府官员的立场上，龙先生的举措只能激化矛盾、小事化大，实属小人的心态，而一先生的宽容，才真正体现了官员对于平民宽容的君子心态。固然，作为布衣，我们应该看到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府官员任劳任怨，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我们不应为一己私利的损失而抱怨，而应该满足、感恩。但站在龙先生们的立场上，官商勾结，一夜暴富，赚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使不少刁民被拆得倾家荡产，却何曾见过官商们被刁民搞得亏本破产？又怎么能对刁民的怨气『硬气』呢？从这一意义上，徐渭是可恶可厌的小人，是布衣们自我批评的镜子。龙永图是可恶可厌的小人，则应成为官员们自我批评的镜子。而徐渭是值得我们『爱戴』的伟大艺术家，是官员们应取的评价，龙永图是为国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政府高官，值得我们『真诚地尊重』，又是布衣们应取的评价。圣人的『恕』道，恕的应该是自己的对立面，而不是自己；『严』道或『硬气』之道，严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自己的对立面。质之一境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综上所述，小人的心态正弥漫于当前社会的各阶层。官员抱怨『刁民』，『刁民』怨恨官员，贫困者很不平衡，有钱者同样压力重重。除非国难当头，小人的怨气暂时得到抑止而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平时，则脆弱的心理，狭隘的心胸，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非常有害的，往往会为一些小事钻牛角尖，弄到不可收拾。这种小人的心态除了社会制度上的外因，更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因，即心理上的疾病。根治这种疾病，制度的改革完善是一方面，非个人所能把握，个人所能的，只能是从调节自己的心理做起，弃怨而取恕，弃恨而感恩，工作上知不足生活上知足，而不是工作上知足生活上知不足。而艺术，既可以是催化小人心态的兴奋剂，也可以是抑制小人心态的镇静剂，所以，作为艺术家、书法家的个人，又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心理的调节，亲君子的『心画』，远小人的『心画』。但每一个人都是讳疾忌医的，所以只能借徐渭、董其昌说事，说的是两面镜子，不是某一个人，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的心态。
我们为什么要写书法？有为了自我表现、实现自我价值的，有为了陶冶性情、学书消日增加人生乐趣的，也有为了服务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而所有这一切，往更深入的一步思考，都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建设，作为文化软实力，或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或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困境。当然，在社会风气的建设中，书法及其所体认的书品只是雕虫的小道，相比于党中央的文件，《人民日报》的社论，政府官员的言行，电视剧文艺作品以及娱乐节目等等的广泛影响，其作用微乎其微。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小人书品，对于社会风气的破坏力，远远小于胡长清、成克杰等贪官的表现，甚至也小于如《南方周末报》二〇〇八年七月某日所载的『裸官』现象：直系亲属全部移民，转资于海外，裸身一人在中国为官。何况它在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还有冲击社会不公的正面意义。而艺术家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师』的君子书品，对于社会风气的建设力，也远远小于焦裕禄、孔繁森，何况它还有『粉饰太平，掩蔽社会矛盾』以及保守、缺少个性的弊端，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能因为恶小而为之，也不能因为善小而不为。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所以需要我们从书法这一小道做起，止小恶，行小善。至于成败利钝，关系到其他方面壮夫们的蚁穴尤其是塌方能否止之、足下尤其是奔驰能否行之，就非我们所能决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非常大的大道理，却可以从非常小的书品和人品的实事做起，礼即使不失诸在朝的壮夫，也需要在野的布衣孜孜求之，亲君子而远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