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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人后文艺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_先做人后文艺.md
做人也就是要明礼守礼。礼者，上下、长幼、尊卑的社会关系。由于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任何一个人的人生一定会同别人发生关系。做人也就是处理我与别人的关系，当然，必须按照礼的规矩来处理，而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处理。我的想法往往与礼的规矩不合拍，则必须“克己复礼”。俗话说：“不识字，可以吃饭；不识人，不能吃饭。”民以食为天，而人要想能生存在这个世间，必须识人；识人的目的当然在识己。就是我与他是什么关系，以确定我应该怎样应对他。不识人，就不能识己，既不识人又不识己就不会做人。马克思所说：“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所以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正是同样的意思。
马克思像
自以为是，是所有人的人性之本质。做人，就是要把自以为是转换成自信、自尊；不会做人，必然把自以为是膨胀成自恋、自大。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有器识，有器识则有“天下为公”的担当，这担当“任重道远”，所以他自强不息，在处理社会关系的人事时心理承受能力强大。不会做人的最大支持是富才情，富才情则以“出人头地”为目标，这目标“明珠何处”？所以他怨天尤人，在应付社会关系的人事时心理承受能力脆弱。士人以器识为先，而一号为文人便不足观，正是以乏器识而徒恃才情的文人为“皆可悲”者，在于其不会做人也。所以“文人无行”，“文人相轻”，都是讲他们的不会做人，不明礼、不守礼，“礼岂为我辈而设”，不懂得做人的规矩。 虽然，自以为是是每一个人的本性，但一般的人，即使不会把它转化为自信、自尊，也不会把它膨胀为自恋、自大。而文人却很容易把它膨胀为自恋、自大。因为，以造人造卫星论，谁水平高，谁水平低，不言而喻；而以画人造卫星论，谁都可以认为自己水平高，别人水平低。而“别人”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这样认为，于是就有了“相轻”，进而相仇，最终便沦于“无行”。每有人指出欧阳修、梅尧臣的关系，认为文人未必相轻，也有相重的。其实，他们是士人，“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决非“以文自名”、“止为文章”的文人。文艺，在他们不过作为“消日”的余事游之而已。就是杜甫，因为儒家思想较重，所以也有别于一般的文人。 “文人相轻”，在与别人的相处中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指斥别人，试图改变别人，而从不反省自己。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这个地球就不转了。一开始，别人还认为他很可爱，时间长了，便懒得理他，进而讨厌他。最后，他没有朋友，顾影自怜，结果有二，好的结果是更加坚定他“众人皆庸我独高”的自大；坏的结果便是抑郁乃至杀人、自杀。 所以，虽然，做人是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行当的基本前提。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对一个工人、农民、清洁工的要求是再三地强调“先做人”；而只有对于文艺家，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先做人，后文艺”。这实在是因为文艺这个工作，是最容易使它的从事者不懂得做人的规矩的。而只要在政府部门、大中企业、部队这三个单位，工作过五年的人，大体上都是懂得做人的。 这个做人的规矩，就是在上下、长幼、尊卑的关系中，双方各应如何的基本秩序。如父子关系则父慈子孝，君臣关系则君仁臣忠。识人也好，识己也好，也就是明白在这种关系中，我是什么？他是什么？然后做我应该做的，而绝不要求他做他所应该做的。如我为父，他是子，则我必须慈爱他，而不以他孝敬我为前提，即使他忤逆我，我还是要慈爱他。如我为子，他为父，则我必须孝敬他，而不以他慈爱我为前提，即使他暴虐我，我还是要孝敬他。
那么，两个相平等关系的人之间，又该怎样应对呢？第一，天下绝对平等关系的人事是没有的；第二，即使有，也是要求我尊重他，而不可要求他尊重我。一言以蔽，“做人”，就是尊重一切与我发生关系的别人。多见自己的不足、别人的优长，绝不是只见自己的优长、别人的不足。在君子眼里，天下滔滔，皆是君子。并非没有小人，但他视而不见，见而不责。而在小人眼里，天下滔滔，皆是小人。即使是君子，他也只见其不足而亢奋地贬斥之。 我们的中小学时代，所受的是“成人”教育，包括青年后从老一辈游，绝大多数前辈们给予我们的还是“成人”教育，也即必须懂得尊重别人的规矩。“口头上让人，笔头上不让人”，也即同别人发生关系时，对自己的艺术要自谦；对别人的艺术，要多见其优长而不言其不善。不同别人发生关系时，关起门来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为什么要努力提升？因为真心觉得自己很不够。因为懂得做人的规矩，所以，别人获了奖，向他学习；别人当了主席，尊敬他。
徐建融作品
今天的中青年，中小学时代所受的是“成才”教育，是不是成了才且不论，但大多数没有“成人”，不懂得做人的规矩，个个口头上绝不让人，“我是最好的，别人都是不行的”。只见自己的优长并夸夸其谈的放大之，尤其只见别人的不足并夸夸其谈的斥责之。别人得了奖，当了主席，就挖空心思找出他的毛病：“这样的作品还能得奖？这样的水平还能当主席？”或曰：揭出了毛病，这不是好事吗？固然，就事论事，这是一件好事。但就事论心理、论做人，这实在是心理扭曲而不会做人啊！因为，他所致力于揭露的，不只是这两名获奖者和主席，而是每一个获奖者和主席，无非挖空心思没有发掘到他们的问题而已。这种见不得别人好的心理，都是缺失了“成人”教育的“成才”教育所导致的。而被揭发出来的弄虚作假、水平不高的获奖者和主席，同样也是缺失了“成人”教育的“成才”教育所导致的。 成人也好，做人也好，这个“人”不是“人才”之人，而是“常人”之人。中小学实施“成人”教育，使受教育者学会如何做人。则一万个受教育者中，或有一百个不成人，而九千九百个皆可成人，成为“中人之上”；这其中又有一百人深造后可成才，一人更可成大才，是为“精英”、“大贤”。 中小学实施“成才”教育，受教育者不会做人。则一万个受教育者，全不成人，成为“中人以下”；这其中或有一百人深造后可成才，一人更可成大才，但以没有成人，故为“畸才”、“异数”。 “精英”、“大贤”与“中人之上”，能力有大小，但会做人，懂规矩都是一样的。“畸才”、“异数”与“中人以下”，才情有丰俭，但不会做人、不懂规矩都是一样的。 虽然，不会做人的人，以极端的自以为是完全不顾别人；但会做人的人，在同他们发生关系时必须照顾到他们，谦让着他们，尊重着他们。即使他对我不敬，我也应以“当然如此”尊重他。包括“唾面自干”在内，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唐书》娄师德传，记其“勇于不敢”，尝与李昭德偕行，师德走不快，昭德斥为“田舍子”，笑曰：“吾不田舍，复在何人？”其弟出守代州，教其与人相处须“耐事”，曰：“唾面自干。”狄仁杰常常排挤他，武则天问狄：“师德贤乎？”曰：“未见其贤。”问：“知人乎？”曰：“未闻知人。”武后曰：“朕用卿，师德力荐也。”仁杰大惭，叹曰：“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这是怎样的会做人啊！
徐建融作品
又，《宋史》王旦、寇准传，澶渊之盟成功，王旦、毕士安之功至伟，寇准随之而已。毕士安不久卒不论，王旦毫不居功，寇准据为一人所有，屡轧王。真宗问王：“你总是讲寇准好话，寇准总是讲你坏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王答：“我做宰相太久了，事多必错，寇准敢于指出我的错误，这正是我器重他的原因啊！”当时王的中书省和寇准的枢密院凡有上奏天听的文件，必互为检查没有错误再发送。中书省的文件到了枢密院，被发现几处差错，寇立即送到真宗面前，借机批评王旦；而枢密院的文件到了中书省，被发现更严重的差错，王命手下送回枢密院改正后再上奏。寇准犯错误遭处分，面乞王旦请把他安排到一个略有体面的位置，王当面回绝：“这要秉公处理的！”后得到的位置竟甚体面，面谢真宗：“还是皇上爱护我啊！”真宗说：“这是王旦说服大家给你争取来的。”这又是怎样的会做人啊！
莫炫己之功，多思己之过；莫言人之非，多见人之是。这就是做人的知己、知人。温良恭俭让，决不可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而把别人不当事。“君子成人之美”而不“言人之不善”；“小人成人之恶”而“喜人之过”。圣贤关于做人的教诲，我们今天还有信奉的吗？细数古今的“怀才不遇”者，其实并非大家不赏识他的才，而主要是因为不欣赏他的人。由于没有成人，所以恃才傲物，严重地不会做人，“矜伐”则自诩，“砂砾”则伤人，“轻薄”之至啊！如果能像孔子那样“不患人不知，患不知人”，“委吏则会计当”，“乘田则牛羊茁”，怎么还会有“怀才不遇”的怨天尤人呢？能像韩愈那样“不患有司之不公、不明，患业行之不精、不成”，得到一点小好处便“何其幸欤”，受到连续大挫折则“分之宜也”，怎么还会有“明珠何处”的孤愤不平呢？孔子、韩愈的才能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但他们的做人是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到的，无非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