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迩事易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2607道迩事易.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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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

《论语·泰伯》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为儒家的理想“道”（天下归仁）是一个远大的目标，须付出长久而且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但《孟子·离娄上》却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通常解释为舍近而求远、舍易而求难是不足以言“道”的，就像不愿意洒扫庭除而想扫除天下一样，不过是大言欺人！这也正是《礼记·中庸》记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意思。

那么，“道”究竟是“远”而“难”的呢？还是“迩”而“易”的呢？其实，《论语》所讲的是“什么是‘道’”，而《孟子》《中庸》讲的则是“怎么求‘道’”，所以，一主“远”而“难”，一主“迩”而“易”，实质却并不矛盾。尤其是《孟子》中的那段话，我认为应该标点为“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意为求“道”应从近边且容易的人事做起，长久地坚持下去、扩展开来，便可以完成艰难的事业、达到远大的目标。所以，紧接着这段话，《孟子》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其亲，长其长”正是“迩”且“易”的“求诸”，而“天下平”便是“远”而“难”的实现。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是“道”虽“远”而“难”，“求诸”应在“迩”且“易”的意思，舍“迩”且“易”而欲“求诸”“远”而“难”是没办法实施的。

作为典型的范例，便是《孟子·万章下》所记的：“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滕文公上》又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位卑”故不“言高”，孔子、农夫都是从自己所“迩”且“易”的事踏踏实实地做起；“立乎人之本朝”而“行道”，尧舜禹皋陶同样是从自己所“迩”且“易”的事踏踏实实地做起。如此，则“圣人之于民，亦类也”，而“人皆可以为尧舜”。

做事如此，治学亦然。

儒家的学问大分有二：一是学以致用的，一是为学术而学术的。

学以致用的学问，以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等为代表，于儒家之“道”，他们的共同之点是“求诸”“迩”且“易”而能达之“远”而“难”。结合各人不同分工的功业行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地“观其大略”而“不求甚解”，“知之则习之”（“学而时习之”），“不知则不作”（“盖有不知而不作，我无是也”）。也就是说，不钻牛角尖而重在为我所用。所谓“士，事也”（《说文解字》），又“六经皆史”（《文史通义》），而“史”通“事”，所以，儒士的各色人等也好，儒家的经典文献亦然，都在于为社会建设的具体工作，学问的目的，自然侧重于“六经注我”。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有曰：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

意谓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围绕着各自的工作来做学问的，所以，于“道”的目标能“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韩愈、欧阳修于“道”的学问，论文字著述也不是太多，而从他们立德、立功的事业，实在也是“用功少而至于至”的了。是即所谓“常识”（“易”）和“日常”（“迩”）。

相比之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就显得远大、高端而且艰难得多，具体又有“汉学”与“宋学”之分。其共同的特点，即欧阳修明确指出的“弃百事不关于心”，而“终日不出于轩序”地“勉焉以模言语”。用鲁迅先生的说法便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用近人韩儒林先生的说法则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而论不同的表现，则“汉学”皓首穷经以“求诸难”，而“宋学”则穷理尽性以“求诸远”。

“汉学”指始于汉代“独尊儒术”后所兴起的儒家学派，主要是经古文学派，以扬雄、马融、郑玄等为代表，历王通、孔颖达至清代的“乾嘉学派”而达于大成。其学风为埋首于书斋，扎扎实实地训诂、考据、整理、辑佚、笺注、传疏儒家的典籍，即所谓“我注六经”，使读者明了典籍的“标准答案”究竟是什么。其体系的庞大而且严密，内容的艰涩而且深奥，实开今天的“学术研究”之先声。但由于“诗无达诂”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各家的诠释颇有曲解其义而令人“不明觉厉”的。欧阳修斥之为“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答吴充秀才书》），“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诸儒措其异说于其间）之乱经也”（《廖氏文集序》）。苏洵则认为：“（圣人之说）汩而不明者，诸儒附会之说乱之也。”（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苏轼更揭其不过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答谢民师书》）。苏辙也有云：“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圣人之说，益以不明。”（《上两制诸公书》）

其实，宋人对“汉学”“求诸难”的批评，早在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便有反复的提醒，如“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

到了清代，“汉学”成为“儒学第一流的学问”，自乾嘉学派开山之祖阎百诗之后，戴震、惠栋、焦循、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章学诚辈出，无不数十年闭关书斋，至亲友的庆吊应酬也一概视作“俗事”而谢绝！攻难克艰，其治学的精神固然令人钦慕，而所形成的治学成果虽皇皇赫赫，用鲁迅和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却很少有人去读，即使去读，也少有人读得懂。章学诚《文史通义》虽推他们为“一代巨儒”，却直言“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尤其是其“求诸难”的“好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无可捉摸”“自欺而至于欺人”（《书朱陆篇后》）。直斥其“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原道·中》），“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原道·下》）。

如果说“汉学”的艰奥使人看不懂，那么，同为“纯学术”的“宋学”，则以渺远而使人做不到。

“宋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兄弟、朱熹、陆九渊等为代表，对儒家之“道”的阐释重在天理性命，有“理学”“心学”之分，尤以“理学”为重。欧阳修认为，天理性命作为“道”的形而上，为“圣人之所罕言”而“虽言而不究”者，“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而“今之学者”舍“古圣贤所皇皇汲汲（可学可行）者”而去“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事无用之空言，此余之所不暇也”（《答李诩第二书》）。比如说，怎么求“道”？圣人说：你是仓库保管员，就做好账目；你是饲养员，就养好牛羊；你是政府官员，就致力于推行仁政……这些具体的人事是每一个相应的人等都做得到的。可“宋学”家却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存天理，灭人欲。”你怎么摸得到、做得到呢？章学诚《文史通义》指出：“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宋儒起而争之，以为是皆溺器而不知道也……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原道·下》）又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浙东学术》）意谓天理性命只是儒家渺远的理想，如果脱离了人事的现实，它就毫无意义，连篇累牍的千言万语，都是空话。

综观“汉学”“宋学”两大纯学术的儒学，相较于经世致用的儒学，诚如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中所说：

古文学（即汉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订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这当然很对，但却没有指出二者都是隔离于社会现实人事的书斋中的学问，其“烦琐”盖在于“事在易”而“求诸难”；其“空疏”盖在于舍“道在迩”而“求诸远”。也就是说，儒学之道，作为一支“箭”，在孔子、欧阳修们，是用来射国计民生之“的”的；而在朱熹、戴震们，则是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议论它是“好箭啊！好箭”的。“烦琐”固然使人看不懂，“空疏”固然使人做不到，但愈是“不明”却使人愈是“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