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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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识字耕田夫。”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劳作的农民家庭，从10岁起便开始下地耕耘，19岁成为正式的农民。虽然，恢复高考之后“跳出农门”，但自家“责任田”的劳动，我们仍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1992年后外高桥保税区征用了我家的土地，我才最终告别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涯。但对农民的生活，仍然依依难忘，并联系好了外地的朋友，拟退休之后去那里继续耕作。但真退了休，才发现早年繁重的体力劳动，竟致使耄耋的我行动为艰了，遂放弃了继续农作的念头。但即便这样，我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也有足足33个年头。

中国5000年持续不衰的优秀文化传统，论硬实力，当然是以农为本；而论软实力，则以儒为尊。因此，说不清究竟是何原因，我从垂髫开始便爱读图读书，而我的祖辈，却都是文盲、半文盲。从少年到青年，务农、求学之余，对经史、文艺的爱好如入骨髓。

我于1967年从江寒汀先生的弟子房介复老师学画花鸟，1968年随姚有信老师学画人物。1973年姚老师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因此又认识了陆俨少、唐云、林风眠、张大壮、谢之光、应野平、孙祖白、胡若思、林风眠、邵洛羊、陈佩秋等先生，由陈老师又认识了谢稚柳先生，得以向他们请益。当然主要是书画艺术，谢老则希望我更用力于经史、诗文。1982年，我考入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从王先生治中国美术史；1986年，王朝闻先生总主编《中国美术史》，我又有幸入其麾下，并得以拜谒赵朴初、任继愈、启功、徐邦达等先生，期间历时十年，壮游全国各地的名胜。

我务农33年，乡里推为好手。学习经史、书画60余年，则学到老、学不了。当年面聆前辈的教诲，亦步亦趋而瞠乎其后，我虽不能至而心犹向往之。后来见到同辈一个个功成名就，我才明白自己实在是不可雕的朽木。今天再见年轻的一辈，我知道的旧知识、旧技能他们十倍于我，他们所熟稔的新知识、新技能我一无所知。我更幡然醒悟到自己早已被拍打到沙滩上再难爬起来了。

反思自己虚度此生的原因，盖在于：经史（包括诸子百家）之于我，并没有被作为研究的学术，而只是用来涵养器识的“鸡汤”；文艺（包括诗文书画）之于我，并没有被作为全身心投入的专业，而只是用于消日润身的余事。唐裴行俭有云：“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宋刘挚有云：“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不足观矣。”每有朋友向我索书“淡泊明志”，我辄书以“淡泊明礼”，并告之曰：诸葛亮是非常之人，所以胸怀大志，要在为社会作贡献；我辈多为平常之人，应该明白自己实在没有多少斤量，要在遵纪守法，不给社会添麻烦。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我出这一本集子，我是非常惭愧且不敢当的。所谓“行己有耻”，作为一个老学生，当其他“同学”纷纷交出了优异的作业，我的作业肯定是不能及格的。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学习再不好，作业也总是要交的——“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矣。

徐建融

202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