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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专业设置《学书札记》之二十四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18《学书札记》之二十四.md
书法的专业设置
——《学书札记》之二十四
徐建融
书法的专业设置
在古代，书法并没有被作为一门专业的课程，而是任何读书人都要做的一门功课。近代以降，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被引进，曾经也是所有中小学生都要做的功课。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后，书法便成为一门专业的课程，或作为选修课，后来又成为专攻书法者的专业必修课。而作为专业必修课的设置，通常是放在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的，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包括篆刻)各科；今天，更成了本科之外的硕士、博士专业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拜访山东大学的蒋维崧先生。在蒋先生逼仄的书房中，他对我讲起，书法专业不应设置在美术学院中，而应设置在『文字语言』专业中。
这个『文字语言』专业，属于文史，即古代的小学又称训诂，像今天复旦的裘锡圭先生便是从事这一专业的，非常高深而又冷僻。蒋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我想，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从事文字语言研究的，包括山西的张颌等先生也是，文字学家而兼书法家；更是因为，清代中期以降的书法中兴，便是与文字训诂有着密切的关系，杨岘、吴大澂、吴昌硕等，无不在这方面下过极大的功夫。书法必须以汉字为书写的对象，所以，书法家必须通晓文字学，虽然不一定需要文字学家那样的功底，但多少应该懂一点。这是书法应该设置在文字语言专业的一个主要依据。但事实上，今天的文字语言专业中不仅不设书法的本、硕、博，就是这一专业中的教授、博导也不一定有志于书法，当然也就不擅长书法。因为，虽然在古代书法离不开文字语言的研究，但到了今天精深的文字语言研究却可以离开书法。
文史专业通称文史哲，不仅有文字语言的专业，还有哲学(经)、历史(史)、文学(集) 的专业。撇开外国的文史哲不论，专论中国的文史哲。古代的大书家，无不在经、史、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包括文字训诂，也属于经的范畴。
那么，书法又是否应该设置在哲学、历史、文学专业中呢？
先谈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的中文系专业即文学专业，是专门培养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的，而不是培养现实文学的创作者即作家的；但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培养作家也成了大学文学专业的一个教学方向。我们看古代的大书家，大多是一个好作家，写得一手好诗文，苏轼的诗词也好，散文也好，无不是文学史上的高标；即使不以书名的作家如陆游、吴承恩等，其书法也相当可观。但今天的中文系中，并不设置书法;就是著名的作家，也并不擅长书法。这是因为，虽然在古代书法离不开诗文的涵养，但在今天诗文的创作完全可以离开 书法。
再看经学、史学、文学的研究。古代的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欧阳修、苏轼等，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一定皆能与刘勰、刘知几、司马光等相匹，但无不各有深刻的见解；包括今天还能见到的清翰林书法作品，气宇堂皇，远非今天的著名书家所能企及。但今天的大学文史哲专业的本、硕、博亦不习书法；就是著名的文史哲教 授，同样不擅书法。这当然还是因为，虽然书法在古代离不开经史文学研究的根柢，但在今天经史文学的研究完全可以离开书法。
我曾讲到，古代的书法贯穿于经、史、子、集 (文)四部。如果说，蒋维崧先生“书法应该设置在文字语言专业”的看法，看到了书法与经部小学的关系，那么，上文假设的“书法应该设置在文史哲专业”的看法，便是就书法与经、史、文的研究和文的创作关系而论。而今天，把书法设置在美术学院中，则是就书法与子部的关系而论。书法与经(包括小学)、史、文的研究相关可以提升书家的“学”以养“浩然之气”；与文的创作相关可以提升书家的“才”以抒书卷之情；与子部的技术相关可以提升书家的“艺”以得精进之道。所以，问题 不在设置在哪一个专业，而是必须认识到单独的任何一个专业都是不能尽书法之妙的。
立言难****
古人言“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写书”，而且最好出版出来，让大家都来读；实在出版不了，“藏诸名山”，今后总有人会发现它，读到它。
在古代，出版业很落后，写一本书“容易”，要把它出版出来谈何容易！明清时出版业发达了，但出版商讲的是利润，经、史、子部的书，有社会的需求，尤其是传奇小说，需求量更大，所以出版商有兴趣。集部的书呢？除非是李白、杜甫、苏轼等文学史上的大名头，小名头的集则很少有人愿意出版它；至于在世的那些文学家，尽管他们无不认为自己的水平超过了李杜，但只能自己雇人刻印成书，然后流通于朋友圈。 但即使如此，又有几个人真的会去读它呢？而一部书写出来了，自费出版出来了，没有人读它，能算“立言” “三不朽”吗？最可笑的当然是清初的庄廷鑨，身罹残疾而心思不朽，所以搞了一部《明史》刻印出来，结果落得一个满门抄斩并株连上百人的下场！纵然“不朽”了，但并不是因为这部书的价值不朽，而是因为这部书之事开了文字狱之端而“不朽”！
集部虽属于文学，但其中所谈的内容却不限于文学也涉及经、史、子如《东坡集》《昌黎集》等皆然。无非因为它属于个人的专著(或若干人的合著)，且其人多以文学名世，故将这类著述归于集。
江南大儒钱名山先生的集同样如此。其一生的著述，仅《名山集》前后便有几种，又有续补多种，多为生前自费雇人刻印的。所谈内容，大半为经史，小半是诗词，又有小言、文约、连珠、诗话等，无所不涉，而无不贯穿了经史的学养、《春秋》的大义，举重则若轻，举轻则若重，甚至在与外孙幼童的戏耍中也时有义例发明。身后的著述， 则有一九四七年其婿程沧波签题的《名山诗集》、八十年代谢稚柳先生为老师重刊的《名山集》(主要是诗词)。
那么，名山先生的不朽，果然是凭借了他写的书、立的言吗？我以为不是的，而是因为他的立德。他的立德，主要表现在他的“代圣人立言”，教化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谢玉岑、程沧波、谢稚柳等等。世人多以文艺家视之，谢玉岑的词、金文、文人画，程沧波的文、书法，谢老的书法、绘画、书画鉴定，为二十世纪文教艺坛的翘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谁知道他所主要是国士，文艺只是他们的余事呢！名山先生以不朽的德行，化育了弟子们的德行，而弟子们的文艺成就，正是从老师含弘光大的德行糟粕毫末而来！
至于名山先生的著述，据我所知，最完整的保存只有常州图书馆。他曾长期活动在上海，然而，上海图书馆保存他的著述，仅六集、七集、八集，还有一些零散的外集，不到全部的四分之一！包括八十年代谢老为老师的重刊，也查无此书！说来惭愧，当年谢老也送我一套的，我还认真读过，但几次搬迁，竟也找不到了。
由此幡然醒悟到，写书、出书未必就是“立言”，当然更不是“不朽”。写书是容易的，出书在今天也已变成十分容易之事，但立言实在是难之又难啊！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写书当然是艰难的，虽然可能成为“不朽”的立言，但还不一定真的能成，包括名山先生的著述。而我们今天的著述，大多发表出来、出版出来之后，便被送到废品站、造纸厂去。唯一的作用，便是用它来评奖、评学位、评职称。这样的写书、立言，实是有辱斯文啊！而我们竟还在乐此不疲、自欺欺人。
立言难，那么立功呢？也难，这关系到你有没有主观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还关系到你有没有遇到客观的条件。这里不论。
最容易立的，其实是德啊！那为什么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呢？谁是“太上”呢？当然是尧舜；什么是“德”呢？当然是仁，还有义。俗话说：“人皆可为尧舜。”孔子则说：“为仁在我。”“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立言、立功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而立德，却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我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德，其实就是“小学生守则”连小学生也可以做到为什么成人却做不到呢？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为不惑”， 太上和小学生都是“思无邪”的，“思无邪”就可以做到仁义；而大多数人都是颠倒梦想的，有了颠倒梦想，他就不愿意去做到仁义。“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立德是最容易的，但又是大多数人最不愿意去做的。立言则是最难的，恰恰是大多数人最愿意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