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笔书法《学书札记》之二十二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2018 | 出处：2017学书札记_之二十二.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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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笔书法

『硬笔书法』一词的提出，大约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的事，但它的实际出现，却要早得多。 早从民国以降，日常书写的工具毛笔逐渐由钢笔、 圆珠笔等取代之后，『硬笔书写』便已在实践中不断地普及开去，但其时的名称并没有被称为『书 法』，而只是称作『书写』。其实，早在古代，一切文字的书写都用毛笔的情况下，『书法』与『书 写』便是有别的，尽管当时即使三家村账户先生的书写，在今天看来也非常书法，但当时绝对是区别于书法的。民国以后毛笔书写更逐渐成为书法家 『尚艺』的专门方式，所以，日常的硬笔书写更没有被看作是『书法』。

我们知道，书法的规定之一，必须是『写 字』的，但『写字』并不全部都是书法。尤其在古代，二者都以毛笔为书写的工具，包括陆机、 王羲之等的不少书法作品，都是曰常的书写，只是因其艺术性之高，所以才被从一般意义的书写中区别开来，提升到作为艺术的书法高度。而民国以后，由于日常书写工作与『尚艺』书法创作的分离，更由于硬笔的出现，书法就不仅必须是 『写字』的，而且必须是用毛笔『写字』的；毛笔的『写字』，尚且不都全部是书法，硬笔的『写字』当然更不能成为书法。

逮至八十年代，由于传统毛笔书法所陷入的困境越来越深，于是，一方面引发了毛笔的现代书法对毛笔的传统书法在『尚艺』方面的创新探索；另一方面，又引发了『硬笔书法』对毛笔书法在『写字』方面的重新思考。既然在书写方面，毛笔可以由日常的『写字』提升而为『尚 艺』的『书法』，那么，硬笔为什么不能由日常的『写字』提升而为『尚艺』的『书法』呢？何况到了今天，硬笔书写也已为电脑打字所取代；在上古，甲骨、碑版不也是使用比今天的硬笔更坚硬的刀锥刻凿出来的吗？

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甲骨、碑版在镌刻之前，一般也经过使用毛笔的书写程序，镌刻是配合了毛笔的书写进行的。而『书法』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之后，尽管它仍以写字乃至日常书写为前提，但与毛笔书写不可或分。『写 字』虽是书写能成为『书法』的前提之一，但另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则是『笔法』。单个的写字称作结体，整体的写字即成为一篇文章称作布局即章法， 而『笔法』则指横、竖、点、捺的『用笔』。笔 法、结体、章法合称『书法』的『三法』，其要占一 尤在『笔法』。

而笔法的表现，只能使用毛笔才能实现。 因为，中国的毛笔是一种软笔，它由笔尖、笔肚、笔根三部分构成可以用于书写的笔头，体认了『尖、齐、圆、健』的『四德』。所谓『软则奇怪生焉』，在具体的书写运用中，因用力的轻 重、大小，方向的正反、转侧，速度的徐疾、顺涩，乃至蘸墨的枯湿、浓淡，能使写出来的点线具有粗细、扁圆、厚薄的丰富变化，从而不仅仅只是构成一个个字形，更能体现出书家不同的性格、情绪。这样的功能，显然是硬笔所无法实现的。毛笔的书写，尚且因为不能很好地表现出笔法，即使结体包括单字的构架和整体的布局很完美了，也不能称作『书法』；硬笔的书写，因为几乎不可能表现笔法，当然更不能称作『书 法』。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还有曰本所有的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正与毛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方的文字书写之所以没有能成为一种纯艺术，至多只能以装饰性的美术字附属于工艺美术，也正是与硬笔书写的事实紧密相关。

如果说，仅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硬笔书写可以成为如同传统毛笔书法那样作为纯艺术的所谓『硬笔书法』；那么，有看千百年历史的西方硬笔书写也就早形成为足以与中国毛笔书法相对应的独立艺术门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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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指出，『现代书法』中的『抽象书法』不能称作『书法』，是因为它即使表现了精妙的笔法，但却抛弃了书法两个规定中的『结体』；韩美林等人的『天书』不能称作『书法』，吴冠中的字也同样不能。是因为它们虽然有『因时而变』的『结体』，但却抛弃了书法两个规定中『千古不易』的『用笔』。而『硬笔书法』之所以不能称作『书法』，是因为它根本谈不上『用笔』，更毋论『千古不易』。至于硬笔书写也为电脑打字所取代的情况，提倡把字写得漂亮一点，当然是需要的，但这是书法之外的另一个问题。

碑铭颂志****

书法的碑学、帖学之分。碑学书法，是指刻在金石砖崖上的书迹而言；帖学书法，是指书在纸绢上的书迹而言，帖学也有刻在石版或木版上的，那么，同样是刻石上拓印下来的书迹，碑、帖二学又有什么分别呢？首先，碑的刻石，在发表文章，意不在书法的拓印，作为书法的碑学，是刻石的副产品；而帖的刻石，是因为前人有了这件书法作品，为了以广传播，所以刻石为版以供拓印，意在书法，刻石只是其前提。其次，碑学书法所书写的文章，多为碑、铭、颂、志等文体，而帖学书法所书写的文章，主要是信札、诗赋、散文等文章。前者在当时并不是作为如帖学那样的文章来发表的，尽管后世也可用它们作为书法的书写材料，如吴昌硕等的书写《石鼓文》等；而后者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后世，也不可能把它们作为碑学那样的文章来刻石。不仅王羲之不会把《快雪时晴》文用刻石的形式去发表，后世的书家也不会把右军的《快雪时晴》文用自己的书风写一遍后再刻石立碑。至于把右军的《快雪时晴》帖刻石后拓印，那并不是为了发表这篇文章，而是为了传播这件书法。

所以，碑、帖之异，不仅在书法的艺术性上有所不同；更在于所书的文章在文体上完全相异。

帖学所书的信札、诗赋、散文等文体，今天都很清楚，这里不作分析。而碑学所书的碑、铭、颂、志等文体，在此有必要加以分别。因为，明白了所书写的文章之文体特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其书风的特色。

据《文心雕龙》：『碑者，埤也。』凡祭祀、纪功、宗庙、封墓等重大的事件，须用『碑』这一文体来记述，且『树石碑岳』『同乎不朽』。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勒石而写的。其文体介于传、铭、诔等文体之间而兼有其长，具体的表现，便是『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如《张迁碑》《张猛龙碑》《玄秘塔碑》等，皆属此类。

铭文的本义， 据《文心雕龙》：『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也就是说，它是为一件特殊的器物而写的，文章宜短小精悍，由器而赞其德戒其不德以作人事的镜戒。诸如《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乃至后世的镜铭、瓦铭、砚铭、壶铭等皆是。但衍而为纪功、纪事的勒铭燕然、墓志铭等等，文辞冗长，且『赞多戒少』『夸诞示后』，『全成碑文，溺其所长』， 刘勰认为『呈可怪矣』『吁可笑也』。但他并不全盘否定观器之外用铭文，只要才思『清采』，也『得其宜矣』。传世观器之外的书法『铭』，有《石门铭》等；至于墓志铭，实属『志』的文体。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它来自《诗经》六义的风、雅、颂。『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文心雕龙》以为『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风；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充分阐述了颂这一文体的特色。传世如《西狭颂》《石门颂》《大唐中兴颂》等。

志者记也，借指纪事的文章体裁。当然，所纪之事不可能是重大的事件，《文心雕龙》中不载这一文体，或因为这个道理。传世如《张玄墓志》等殊夥，其人其事，既非国家的重要人物，亦无关社会民生的大事。所以其文风也多清通简要。

碑学书法所书写的文章，大体不出这四种。颂要在美德，碑要在纪功。所为『歌功颂德』，事关严重， 并被视作可以『通天尽人』， 所以文风必然倾向于堂皇端庄。铭要在观物而生规戒，盖由具体的一物而及于个别人或也包括其家族后人的品德修养，所以文风必然倾向于简短精警。衍而纪功、纪事，则与碑异名而同实了。从这一意义上，《石门铭》之类，不妨看作《石门碑》。志要在纪事，而且是纪非重要人物的非重要之事，所以文风清简而朴实。至于《张玄墓志铭》之类，虽有『铭』之后缀，实仍为『志』的文体，而不是『铭』的文体。

对碑学书法艺术特色的认识，如果能结合其所书写文章的不同文体来认识，也许可以使我们有新的启发。所谓『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同的书风与不同的文体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当然，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书家不同的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