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西学的不同之处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7国学与西学的不同之处.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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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家书画家上海徐建融

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大家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很长一段时期来对传统的各种质疑之声一扫而空。高倡传统的呼声曰趋高涨，包括曾经是坚定的传统质疑者，也成了坚定的传统拥趸。但是，离开了对于传统与国学的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很可能成为一个口号，而抽空了它的实质。进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也难免使龙种孵化成跳蚤。

什么是传统？唐诗宋词是传统，书法、中国画是传统，《红楼梦》是传统……这当然是不错。但仅仅这样的认识，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有英文版的《红楼梦》，它当然是传统，是《红楼梦》 而不是《红与黑》；但也有中文版而且是繁体直排的《红楼梦》，它也是《红楼梦》，而且是更本质的《红楼梦》。如果认为只有英文版的《红楼梦》才是《红楼梦》，中文版繁体直排的《红楼梦》 却不是《红楼梦》至多不过是“落后”的《红楼梦》，而且从此没有了，偶尔有，也不再被认为 是《红楼梦》了，则《红楼梦》还存在吗？这，还能认为是“坚定《红楼梦》自信”、“传承、发 展《红楼梦》优秀传统文化”吗？

因此，对传统的认识，并以此来建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做好传承、发展的工作，根本是要从国学和西学的分别来加以认识。否则难免使传统的自信，变成英文版的《红楼梦》却灭绝了中文 版繁体直排的《红楼梦》。

国学和西学，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两大高峰，它们有相通的地方，但在根本的性质方面却有着重大的相异。不能认识到这一切，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到什么是传统。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国学与西学根本精神不同和而不同、吐故纳新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国学又称旧学，其基本的精神是“和而不同”，即对异质文明取包容的态度；是“吐故纳新”，即对异质文明取吸收、融合的态度。在这一基本精神下，既坚持“周虽旧邦”的自信而不变（常道、正道)，又坚持“其命维新”的自信而创新（变道、奇道）。奇正相生，其用无穷，从而达到五千年的持续不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孤例。

而西学又称新学，其基本的精神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对异质文明 持滴水不进的排斥态度，不是我征服、消灭你，就是我被你征服、消灭。“上苍有好生之德”的 “和”的精神，与“物竞天择”的持强而“斗”的精神，是国学与西学的根本精神上的不同。

直到今天，西方的帕瓦罗蒂也好，多明戈也好，好莱坞大片也好，法国19世纪农村画展也好，到中国来演唱，来展映，来展览，观者如堵，足以印证中国人根性中对异质文明、西方文化的包容、好学精神。而在西方，则从来就没有什么“汉译西方名著”工程那样的“英译、法译、 德译中国名著”工程。即使有“汉学家”，也只是少数人，目的是为了从“情报”上了解中国， 而不是从文化上学习中国。即使有普通的民众学习中国文化，目的也是为了文化上的猎奇，而不 是文化上的学习。所以，中国的文化艺术名家们到西方，讲学也好，中国画展也好，金色大厅演出也好，孔子学院也好，主要是一些华人在参与。西方人基本上不要听、不要看、不要学，甚至为你设置各种障碍，要取缔你们的活动。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总是不断地融合异质文化包括西方文明；而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较少学习、融合异质文明包括中国文明。

国学与西学文化的代表人身份不同学者与专家

国学文化的代表人之身份为学者，而不是专家。在传统的典籍中，有学者一词而没有专家一词，并不是说在传统文化的创造中没有专家，而是说传统文化对于代表性文化人的身份，重在学者而不在专家。

什么是学者呢？其走上社会工作之前的学习，所接受的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君子不器；走上社会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则是“非职业化”的君子无不可器。今天任职户部，明天任职刑部，后天任职地方；今天去修史了，明天去打仗了，后天又去搞水利了。如王阳明、曾国藩、他们一生所从事过的专业工作非常多，但没有一个是他们进入工作之前所接受过教育的专业，也没有一个专业是他们终生不变的职业。

中国古代，如汉唐的书工、画工，再早的如孙武等等，他们可以说是“专家”，从小接受的 是书写、绘画、打仗的专业教育，走上社会之后一辈子所从事的也是专业对口的职业化工作。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们的地位远不及苏轼、董其昌、关羽。专家，在国学中一般称作“工匠”， 属于“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地位并不高，远逊于“君子不器”的士即学者。

西学文化的代表人之身份却是专家，而不是学者。什么是专家呢？其走上社会之前的学习，所接受的是某一专业的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或历史、或文学、或军事、或物理、或法律、或艺术等等；走上社会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则是对口的专业，且一辈子以此专业为职业，军事家、 物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等。西方当然也有“通识”的人才，称作“通才”，如达芬奇等。但是一， 这样的人才很少，而且并不称为“学者”，而仍称作专家，无非其所“专”的不限于某一专业，而是涉及到多个专业，一专而多能。其二，这种情形仅发生于文化分工并不很细很深的时期，因为某几个不同的专业，其自身并未发展到很高的高度，所以，有大本领的少数人可以“通吃”， 一旦发达到非常的高度和深度，分工便越来越细，再大本领的人也无力“通吃”了，于本专业之 外的其他专业，至多只能作为业余的爱好，尤其在自然科学，更是如此。

近代以来，中国受西学的影响，也开始侧重于“专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这当然是必须的。 但在人文科学和艺术学科，西学的专家有其长也有其短，国学的学者同样有其长亦有其短，本应并存，却也竟成了专家的一统天下，而学者却几乎不见了。唐宋文学的专家，接受的是唐宋文学的专业教育，毕业后一辈子从事的也是唐宋文学研究的职业工作；明史专家，接受的是明史的专业教育，毕业后一辈子从事的也是明史研究的职业工作；书法家、中国画家，接受的是书法、中国画的专业教育，毕业后一辈子从事的还是书法、中国画研究、创作的职业工作。“非职业化” 的“学者”，作为国学文化人代表的身份，开始为“职业化”的“专家”所取代。即使有些“专家”在文化知识方面涉及到自身专业之外的领域，但他的文化素质却己经局限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之中了。或言，韩愈不是说过“术业有专攻”吗？是的，学者也讲专业精神，但不同于专家的是，他的专业精神是体现于当他从事某一专业工作之时的，我称为“非职业化的专业精神”， 而有别于“职业化的专业精神”。作为军事家，巴顿、蒙哥马利在军事专业方面的精神，与作为学者，王阳明、曾国藩在军事专业方面的精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军事的专业精神，在专家是一 生的事业，而在学者则是某一阶段的事业。

国学与西学文化创造的空间观不同文房与工作室

国学文化的创造空间，可以概括为“文房”。当然，在工人，实为作坊；在商人，实为店铺; 在教育，实为私塾、书院；在文化人，才真正称作“文房”。但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即文化的创造空间，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与日常起居生活的空间一体化的。前作坊，后住房；前店铺，后起居；家居中旁辟一室即私塾，即文房，又称“书斋”。这就使一切的文化创造，与日常的起居生活融为一体而没有明确的界限，八小时之内和之外，也没有分别。甚至，这个“文房”不仅在家中，也可以在舟船上，在驿馆中，所到之处，日常生活的空间，皆可作为文化创造的空间。

西学文化的创造空间，可以概括为“工作室”。当然，在工，称为工厂；在商，称为商厦；在教育，称为学校；在科学家，称为实验室；在文史哲，称为研究室；在画家，称为画室。这些 工作室的共同点，是与日常起居生活的家居住房空间相隔离的，八小时之内，在工作室中进行创作的工作；八小时之后，回到家中过日常的起居生活或去娱乐场所娱乐。他们的文化创造，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不是在家里完成的，而是在居家之外的工作室中完成的。像康德，写他的哲学著作，也要离开家庭，到隔离的研究室中去完成，庶几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董其昌从松江去杭州，在大运河的舟行中，可以完成几卷书画的创作，这在鲁本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工作就是工作，不同于日常；生活就是生活，不再工作，这是西学的文化空间观。工作就是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就是工作，这是国学的文化空间观。

就自然科学而论，文房的空间，在创造力上肯定不及工作室的空间。尤其是科学高度发达之后，固守文房的空间去创造，只能落后挨打。从这一意义上，近代中国在自然科学、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淘汰了文房的空间而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制度，其好处不言而喻。但在人文科学、艺术学科方面，“文房”和“工作室”各有利弊。

国学的人文艺术，从“论语”、“孟子”到唐宋散文，从二王法书到杜诗苏词，从倪黄名画到亭林日知，虽创作于固定或移动的文房之中，也即日常生活之中，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不高。西学的人文艺术，从黑格尔到康德，从鲁本斯到安格尔，创作于隔离于日常生活的工作室之中，其价值当然也很高。这两种高，好比春兰秋菊，各具特色。

但今天的中国文化专家，也引进了工作室制度，而抛弃了文房制度，也试图创作于隔离日常生活之外的空间，但其价值未必就很高。这里当然有一个刚刚引进而未能融化的原因。但我的看法，今天的人文艺术创造，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引进西学的工作室制度，并在不断的实践中使之趋于成熟，但却不应该废弃文房的制度。

相比于工作室中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攻关性创造，国学文化在文房中与日常生活一体化的创作也许不能算创作，而就是日常生活的又一种行为方式，用欧阳修的话说，便是“学书消日”。 我们看王羲之的书法名迹，都是日常往来的书信而己，没有一件是“创作”出来的。包括黄公望 的《富春山居图》，同样也是如此，其创作的心态，非常日常化、生活化。国学文化也好，传统也好，日常化、生活化，是它区别于西学文化非日常、非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而文房，正是其创造的一个根本空间。在工作室的非日常、非生活空间中，要想创造这样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国学和西学在人文艺术方面的成果不同非项目、非课题的自然成文、类次成书与课题攻关 的体系庞大、规范严格

国学的成果，表现为非项目、非课题而“无体系”、“无规范”的“自然成文’、（苏轼)、“类 次成书’、（顾炎武）。而西学的成果，则表现为课题攻关的体系庞大，规范严格。换言之，国学的成果，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感悟出来的，以札记、随笔、题跋为主要形式。即使沈括的《梦溪笔谈》、顾炎武的《日知录》，够煌煌巨制了吧？实际上也是大量“自然成文、的随笔“类次成书”。而西学的成果，是在隔离日常生活中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攻关出来的，一定是煌煌巨制。所以，一者显得散漫、松灵，一者显得重大、严肃。国学的《梦溪笔谈》、《日知录》等，每一个 短篇都可以独立成文，而西学的《美学》、《判断力批判》等，则是一个逻辑的整体。

近见国内某知名文史专家论学术的创造，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他没有谈具体的细节，怎样引文，怎样注解等等，而是讲大的要点。我以为非常到位地厘清了今天正流行于国内学界的西式 “学术规范、。概括为四：一、要有好的选题；二、要懂得行情；三、要有足够的厚度；四、要有好的方法。

具体而论，你要做一个课题，一个项目，研究也好，创作也好，要想使它有学术的价值，必须首先苦思冥想、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出一个“好的选题、，可谓“选题先行、。然后申报立项。

其次，必须使这个选题取得好的行情，为学界乃至社会所好评，如重大发现、主要创新点、填补空白等等，而且，这一切都必须为社会所关注或吁请社会来关注。

第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足够的厚度、不仅表现为计划中完成之后的篇幅，更在 正式动手之前，取得思想的厚度、材料的厚度。包括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尽可能完备的关于本选题的材料包括己有的研究成果等等。

第四，选用好的方法，即“方法论”我准备用图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的“学”来开 展本课题的研究。在这四条的充分准备之后，然后从事具体的工作，最后完成创造，形成体系庞 大、规范严格的学术成果。如黑格尔、康德、委拉斯贵兹、鲁本斯的成果，便是按照这样的“学术规范”研究、创作出来的，选题、行情、厚度、方法俱臻“高大上”今天中国的不少专家，“中国思想史”“苏轼诗词研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一系列的成果，作为国家课题、国家项目， 乃至不计其数的学士、硕士、博士、职称论文，同样也是如此弄出来的。但康德等的成果，遵循了如此的学术规范，当然价值重大，不仅学术性很强，而且学术价值很高。而我们的专家，遵循了同样的学术规范所完成的成果，尽管学术性很强，远远强于孔孟、苏轼、顾炎武，但学术价值似乎并不大，并不高，通过评审验收获奖之后，基本上便没有什么用了，有的甚至只能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到造纸厂中打成纸浆再造新纸。

反之，孔孟、韩愈、苏轼、王阳明、顾炎武等等的著述，几乎完全不合学术规范，不仅学术性不强，简直一点没有学术性。他们的任何一篇著述，几乎都没有经过先行的选题论证，也没有考虑什么行情，而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某事而即兴感悟出来的有感而发。苏轼不到庐山，能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重大哲理吗？当然更不会去关注人们是不是需要我在这方面有所发现的“行情”“足够的厚度”也没有，篇幅大多非常短小，即使宏篇巨制如《梦 溪笔谈》、《日知录》、《资治通鉴》，也是几乎不成体系的“类次成书”将一个个独立的成果合并到一起而己。思想的厚度，讲不清，故不论；资料的厚度，苏轼决不可能去收全了前人所有关于 庐山“研究”的成果再去做《题西林壁》。他的其他文字，引用前人的资料更多有错误!方法呢？ 更不讲究，不管什么方法，全无定质，“辞达而己”几乎称不上什么“方法论”总之，他们的著述成果，包括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的画，一点没有“学术性”然而，这些学术性很不强 的成果，能说它们的学术价值不高吗？

如果把国学的文化成果比作木构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既是从属于整体的，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把它从安徽原拆下来，用这些构件，又可以原建到上海。而西学的文化成果则好比钢 筋混凝土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都只能从属于整体，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把它从原址拆毁，便成为一堆废墟，根本无法用拆下的构件原建到别处。

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所以重视传统，所以在传承传统了。但站在西学的立场去认识、研究、传承传统，好比英译本的《红楼梦》，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没有了用国学的立场去认识、研究、传承传统，就好比没有了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对于传统，对于《红楼梦》，肯定是严重的欠缺。

我多次讲到，有国学中的文史，也有学术中的文史；有国学中的书画，也有美术中的书画。实际上，就是有国学中的传统，也有西学中的传统；有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也有英文版的《红楼梦》。而学术中的文史、美术中的书画，正属于西学中的传统，英文版的《红楼梦》。 包括苏立文、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同今天国内专家的“中国美术史” 一样，都属于英文版 的《红楼梦》；而张彦远、郭若虚的“中国美术史”则属于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

毫无疑问，西学中的传统在今天之大兴，尽管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是因为刚刚开始引进而尚未成熟之故；但以其学术性之强，对于传统走向世界、接轨国际，对于创新传统、坚定文化自信， 肯定是必要的，有重要意义的。但没有了国学中的传统，虽无害于传统走向世界、接轨国际，但 对于我们坚定文化的自信并实现传统的真正传承、创新，难免迷失方向而走到不是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不乏有志于继承、弘扬传统的专家，并由专家们的学术而将他们所认识的传统推行到大众的生活。但这些专家们学术中的传统基本上属于西学如西方“汉学”家立场上的传统，而不是如叶恭绰、张宗祥等学者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也即国学中的传统。无非西方的“汉 学”家们只研究，不践行、不弘扬，既无意于替中国弘扬中国的传统，更无意于在本国融合中国 的传统。而我们的专家则不仅研究，而且践行于弘扬，尤其用他们对于传统的认识来呼吁大众的 践行、弘扬传统。这些都是必要的，是传统创新多元方向中不可或缺的一元。但没有了国学中的传统，没有了如张宗祥等学者所研究、认识、践行、弘扬的传统，传统的文化自信中最根本的一 元便不复存在，传统也将因此而被“创新”为另一种“传统”甚至不再是传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在“拷贝”中的走样是肯定的，不走样反而是不可能的。但离开了“旧邦”，所谓的“维新”必然使龙种孵化为跳蚤。而传统的“旧邦”，正是国学。可以有 不是国学而是西学化的传统，但不能没有国学的传统。我们需要让传统“走出去”，但更需要我 们对传统“走进去”。西学化的传统，可以把传统创新为如西方的“汉学”，从而推动传统的文化和国人更有力地走向世界；国学的传统，可以使传统创新为如佛教的中国化，从而推动传统的文化和国人更自信地走进传统。

当然，打着“传统”的旗号，可能搞成不是传统；同样，打着“国学”的旗号，也可能搞成不是国学。根本不是跟着形势见风使舵，而是自己的本心中要有这个东西，深入骨髓，而无论形势是不是流行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