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学书札记》之十八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7《学书札记》之十八.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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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

《学书札记》之十八徐建融

近日读到权威专家F先生《我们为什么需要美术史？》一文，其结论是因为『研究美术史是带有价值观的』。毫无疑问，人生非常短暂，因此，人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观的。但不同的东西，人们对它的需求的价值观并不相同；甚至同一件东西，不同的人们对它的需求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不相同。那么，我们需要美术史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F先生例举了张彦远、米芾、董其昌破天荒提出的『三个了不起的，可以说是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大述特述 的三个观念』。分别是：

若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张彦远)

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壒，奚足道哉，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米芾)

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呼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盖画中烟云供养也。(董其昌)

这里，张彦远所论，其实是艺术鉴赏于人生的意义；米芾所论，其实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董其昌所论，则是艺术创作于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为题，来表述我学习F先生宏文的体会，既包括了艺术的创作，也包括了艺术的鉴赏，当然还包括了艺术的研究、著述。

F先生所大书特书的前贤三论，当然是我们需要艺术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张、董所论。但以我的浅见，应该还有别的理由，有作小书附书的必要。

张彦远所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有闲又有癖者，通过『为无益之事』而『悦有涯之生』，亦即快乐地消磨时光。人生的本质，吃饭、睡觉、工作，但三者之外，一定还有空余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如果吃饭用去三小时，睡觉用去八小时，工作用去八小时，则还有五小时的空闲。怎么打发这五小时的空闲呢？睁了眼睛干坐着一定是非

常难受的，所以就要做事。做什么事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癖好，所以就各做不同的事，有的打牌，有的搓麻将，有的跳广场舞，而爱好艺术的便做艺术之事。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所做的事于自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但一百个人中，有艺术癖好的不会超过十人，以中国的今天有十三亿人计，则有一亿三千万，这个数字虽然庞大，但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还是很小的。那么，在张彦远，还有欧阳修的『有暇即学书』『学学消曰』，固然使十分之一的有闲者愉悦了人生那么还有十分之九，达十二亿的人呢？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涉事艺术者，是以艺术作为工作来对待的，而绝不是用艺术来打发闲暇的时间。显然，艺术的产生，或者我们需要艺术的理由和价值，绝不仅止于『为无益之事』来『悦有涯之生』。

西哲有言，艺术的功能有二，一是『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一是『服务于闲适的心情』。亦即康德所论功利的『依存美』和超功利的『纯粹美』的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如鸟之双翼，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张彦远所论，即为我们需要『服务于闲适心情』的『纯粹美』艺术的理由，只是我们需要艺术的理由之一而不是唯一，而且，这一理由还只是针对少数人的。但我们不要忘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需要艺术的理由和价值，更在『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则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亦即『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的『岂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乐事』。这，正是我们需要『服务于崇高目的』的『依存美』艺术的又一个理由，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全部人类的。F先生单举其一，无疑是有意识地否定了我们需要艺术的另一个理由，这，显然不是张彦远的本意。

米芾所论，是讲艺术家，当然主要是『纯粹美』的艺术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远远超出帝王将相治国平天下的文治武功。少保薛稷是唐代著名书画家，工画鹤，尤精书法。他官职显赫，备受朝廷的器重，却附逆窦怀贞，事发赐死。所以杜甫有『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之憾，无非是『德成为上，艺成为下』的传统观念。而五王，则指与薛同时的张柬之、敬晖、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五人，在『神龙政变』中为李唐王朝的复辟中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是，在这里就有了两种价值观的比较。帝王将相志道弘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造就了国泰民安；『纯粹美』的艺术家『为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使个体的人生获得充实满足，当然，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我在这里再加一个，广大的工人农民 『日出而作，曰落而息』，以辛苦的劳动为社会包括『纯粹美』的艺术家提供了第一性的物质基础。 三类人，三种价值，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最重要，那个次重要，那个完全不重要。就像一台京剧的成功演出，既有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的功劳，也离不开配角、龙套、琴师、鼓师、舞美、灯光甚至拉幕布者的劳动。都是重要的，但总不能认为拉幕布者的贡献最大，梅兰芳等的贡献『皆糠批埃壒』、不逮拉幕布者远甚吧？

认识自己，这是人生立身处世最基本的一个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则自信，自信则谦己尊人。 无自知之明则自卑，自卑则尊己卑人：我所从事的这个行当是社会分工中最重要的，什么行当都可以没有，但如果没有我所从事的这个行当，地球就不转了；在这个行当中，我是最厉害的，什么人都可以没有，但如果没有我，这个行当就瘫痪了。而艺术家，尤其是个人主义『纯粹美』的艺术家，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自知之明，这在闻一多《诗人的蛮横》一文中有十分深刻的揭示。我们要包容他的自以为是、尊己卑人是一回事，认同他的自以为 是、尊己卑人又是一回事。而F先生大书特书米芾的这一价值观，显然不是包容，而是认同，不仅是认同，更是张扬。

其实，分工三百六，人生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上下尊卑，古人早已讲得非常楚。立德的当然是圣贤，但也包括了广大纯朴的劳动大众。圣贤是用经典来宣扬德，劳动大众则是用日常标举德。立功的当然是贤相良将，但同样包括了广大勤俭的劳动大众。良将贤相是用安邦定国来立功，劳动大众则是用辛勤劳作来

立功。因为立德者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软件优良的秩序社会中；因为立功者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硬件安裕的秩序社会中。 至于立言的，当然是文人艺术家，他们用诗文书画来立言，不仅有『依存美』之言，更有『纯粹美』 之言。『依存美』之言依存于立德、立功，『纯粹美』之言则超越于功利之外而为社会提供陶冶性灵、变化气质的愉悦。吴冠中曾说：『一百个齐白石不及一个鲁迅。』也正是这个意思。我多次讲到：『任何一个城市，所有的艺术家十年不书画， 这个城市照常运转；所有的清洁工一天不上班，这个城市一定瘫痪。』还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艺术家不重要，而是说不能把艺术家的重要性置于圣贤、贤相良将、劳动大众之上。

过去，启功先生说过，社会分工有工、农、兵、商、艺术家，好比脸面上有眼、耳、鼻、口、眉五官，艺术家在社会上的意义好比眉。其他四官各有其用，缺一不可；唯独眉毛毫无作用，似乎没有也无所谓。但一张脸上，如果真没有了眉毛，又成什么样呢？当时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这样的认识，当然不是要我们自认眉毛的不重要，而是五官不要争功！

把个人闲适心情的满足看得高于五王功业、工农劳作的尊己卑人，F先生虽然没有把米芾之论推到『破天荒』的高度，但在我看来，实在是比张彦远之论更『破天荒』的。这风气，伴随着晚明以降人性的大解放，更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李贽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快活，『只知为人，不知为己，虽夷齐等同尘垢，尧舜等同秕糠』；袁中郎认为，人生的真乐抑或败兴，只在个体闲适心情的能否得到满足，『而破国亡家不与焉』，甚至最好把岳坟也毁了改建『十丈朱楼』供我诗酒歌舞； 袁枚则说『勾栏院大朝廷小，红粉情多青史轻』。 如此等等，虽闲适心情所钟的对象有书画、妓女之别，但把个人之钟爱认作比国家的政治、经济更重要，却是完全相同的。我并不否认对个人闲适心情的需求和追求，当然更不否定艺术包括『纯粹美』 艺术价值的重要性；但用它来否定文治武功、耕耘劳作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却不能不使我深感迷惑。众所周知，一个家族富裕了，先买房产，再买家具，最后买进的才是艺术品；而一旦败落了，先卖艺术品，再卖家具，最后卖出的才是房产。艺术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次序如此，当然俗得很；但艺术包括艺术家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不也应该如此吗？再高雅的艺术家，他也要先有饭吃才有闲适心情的啊！『不是云台天帝业，桐江何用一丝风』？没有贤相良将的功业保障了天下的太平，哪有艺术家的无益悦有涯的环境？没有劳动大众创造的物质财富，哪有艺术家流连风雅的经济基础？『安居乐业』，这是人之共识。即使『国家不幸诗人幸』，国家的安定，民生的富庶，毕竟是第一位的；即使张彦远、米芾、董其昌提倡闲适的艺术，甚至把闲适的艺术看作高于一切，他们也不可能希望生活在颠沛流离、缺衣少食中吧？宋徽宗赵佶虽然以他的书画，为中国历史带来了灿烂的光华，但他荒弃功业的昏庸无道，却使中国一度沦于万里腥膻，人民陷于水深火热，并成为千古不灭的靖康耻、臣子恨，砥砺着后世的担当。这里的功过，不是可以相半的问题，更不是功大于过，功可大书特书、大述特述而过则可以抹去不计的问题。即使论艺术，赵佶的书画也不可能与岳飞的《满江红》相提并论。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后世则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保证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宁、民生的幸福。那么文化艺术 呢？就不在『大事』之内了吗？当然不是的。但它是作为政治等等的依存而辅佐政治等等而成为大事的，而不是独立成为大事的。这就是『非同博弈用心』的『名教乐事』作为大事的社会地位。那么，『无益之事』的『纯粹美』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小事，但肯定不是大事；要说大事，也只是余事中的大事，而不是正事中的大事。因为，人不仅要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事而工作，还需要休息，消磨每天五小时有暇的空余时间；而十分之一的人，他们的癖好是艺术。 所以，艺术以服务于这部分人的闲适心情，使他们获得最好的休息，从而能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大事、正事的工作中去。

顾炎武《日知录》论『通鉴不载文人』，认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件和人物，不可能浪费笔墨去记载文学艺术的事件和人物，尤其是闲适心情的『无益之事』及无益之人。其对于在历史上不同行当的人物所处的地位之重要不重要认定如此，还是一个家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买房问题还是买艺术品的问题。在买房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讨论如何买艺术品，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认为买艺术品是比买房还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近乎心智失常了。

所以，对米颠的妄人狂言，如同质问饥民何不食肉糜一样，在正常的理性，不过一笑置之，绝不会当真。我们看《宋史》《元史》……纪传历代人物，哪有把艺术家的地位置于贤相良将之上的？而 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所敬仰的历史人物，也一定是诸葛亮、关羽、唐太宗、魏徵、郭子仪、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而不是吴道子、薛稷、黄筌、李成、李唐、马远……然而，F先生不仅把米颠的话当了真，而且是当作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价值来加以张扬！这就不免误导今天的艺术家们在『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的价值观方面的三个颠倒轻重主次，甚至混淆黑白是非：

一、以『无益之事』不仅大于『名教乐事』，而且大于国计民生之事；

二、以『艺成为上，德败无妨』颠覆『德成为上，艺成为下』；

三、变『谦己尊人』为『尊己卑人』，纵容艺术家漠视上下尊卑的礼仪秩序，达则蔑视卑贱，尤其是穷则蔑视权贵的偏执狂。

F先生学问的高深是众所周知的，大多超出了日常的常识，没有与他相当知识、理论储备的我辈，当然是看不懂的。如当年陆俨少先生概叹另一位权威专家的学问之大，一篇六十页的长篇大论，『不得了啊！我已经看了三遍了 ，每一遍都是看到第三页就实在看不下去了。』但他的有些观点虽然超出常识，本质上却还是常识，『不过以艰涩之辞，文浅易之说』，所以我还是看得懂的。这篇最新的《我们为什么需要美术？》如此，二十年前有一篇研究潘天寿的论文也是如 此。文章的结论是众所公认的，『潘天寿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为什么伟大？伟大在哪里？F先生的观点却与众不同：『潘天寿被迫害致死，临死前脚要抽筋，他努力要使它不抽却办不到。这样的境界，岂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大意)这个观点虽然高深，其实却是一个浅显的常识。因为『临死前脚要抽筋，努力要使它不抽却办不到』，与伟大与否完全无关！就是一只鸡被割断了喉管，也是『临死前脚要抽筋，努力要使它不抽却办不到』的。

最后看董其昌所论。他所讲的是，超脱于社会功利之外而服务于闲适心情的艺术，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这个需要艺术的理由，与张彦远所论其实是同一个价值观，无非张讲的是鉴赏，而董讲的是创作；张讲的是愉悦有涯，董讲的是延长有涯。今天的医学科学已经证明，人的寿命长短与健康相关，而健康不仅在生理，更在心理。艺术品的鉴赏和创 作，作为『特健药』，这当然是不错的，以此作为我们需要艺术的理由之一但不是唯一，在前面分析张彦远时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但同样意思的话，由不同的人讲出来，性质还是不一样的。董其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背景，与张彦远大相径庭，所以，对这句话所倡导的价值观，就不能不另作分析。

董其昌身居庙堂之高的显赫职位，而处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发发可危。朝廷上，三大案、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你死我活，极尽惨烈；国内，贪官恶霸横行，鱼肉百姓，人民陷于水深火热，农民起义风雨欲来；关外，后金虎视眈眈，边关时时告急……按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其位必谋其事尽其职，为人处世之道，所谓道义存乎心者，眼前一片危机，故其人往往忧乐天下，死而后已。然而，董其昌却每遇到朝中发生争执，必乞假还乡，远离斗争的旋涡；在乡中，一面超尘脱俗、流连风雅，一面占人田产、霸人妻妾，闹得民怨鼎沸。这就是『烟云供养』。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疾苦，与他个人闲适心情的『笔精墨妙』『烟云供养』，这两件事究竟孰大孰小、孰取孰舍？他所取者，是以个人为大；所舍者，是以国家、人民为小。这一价值 观，与米芾的狂言，李贽、袁中郎、袁枚、F先 生的真心，完全一致！原来，我们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因为以艺术的名义，我们可以做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人。

这使人联想起倭寇侵华，抗战爆发，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学艺术家们的笔墨作枪弹，筑起了『国防文学』的文化长城。 可是，梁实秋先生却认为，纯粹的文学是超功利、无阶级的，我们的文学，不能只有强烈功利倾向的 『国防文学』。引起鲁迅先生等的一片讨伐！梁先生的观点并没有错，但要看什么时候讲。董其昌的观点同样如此。他还有一句名言，就是做『一个担当宇宙的人』。对于现实没有担当如此，何谈『担当宇宙』？

闻一多先生有一篇《画展》，谈的是抗战时期，昆明和重庆的画展之多，『恐怕每日都在画展中』。而画展中的展品，不外『「云烟满纸」的林泉丘壑』『「气韵生动」的仕女』极其『风雅』，与现实的『血腥』『是互为因果的』。闻先生大义凛然地斥责：『你若有良心，有魄力，并且不缺乏那技术，请站出来学学人家的画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烟云供养』之类『当然有他们的历史价值』，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沉湎于此，『小心不要做了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和危害国家现代化的帮凶！记着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曰子必然来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这段文字，简直就是针对F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董其昌的那段话而发的。董其昌的风雅，虽然没有成为他的罪状，但紧随其后的风雅领袖钱谦益，却真的以其风雅而成其罪状，作为『贰臣』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种生不如死的愧恨，让他晚年的身心备受折磬，以致不少旧友都向他表示同情而希望大家能原谅他；顾炎武却斩钉截铁地表示：绝不原谅！『吾愈见其下矣』！ 『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后世因其『笔精墨妙』的风雅，而欲为其翻案者虽然代不乏人，但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仅止于蠢蠢欲动。今天，以米芾妄人狂言的价值观而对钱谦益大加青眼的，则以F先生为最力。

综上所述，自古至今，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 张彦远的价值观当然是之一，但绝不是唯一。我们更重视的理由，是因为艺术具有『名教乐事』的价值；是因为艺术家有天下为公、服务人民的担当； 是因为艺术是有紧贴时代脉搏、深入人民生活的意义。特别在今天，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力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更在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造创新，坚守艺术理想』的使命和担当。这与古人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作为全社会需要艺术的理由。而对于艺术家，包括创作家、鉴赏家、史论家而言，又可以一分为二：于『依存美』的『名教乐事』，『志于艺，本于仁，成于德，进于道』；于『纯粹美』的『无益之事』或谓『自娱乐事』『游 于艺，不害仁，不败德，不损道』。对于害仁、败德、损道的艺术，达到了高超的水准，作为历史，我们可以包容之、学习之，但决不能在现实中倡导之、推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