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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经典《学书札记》之十五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7《学书札记》之十五.md
何为经典
《学书札记》之十五
徐建融
何为经典****
今天的书画界，正由质疑传统转向推传统， 并推出了各种版本的书画经典作品。但对何为经典，则似乎并未知其本义。
古人所说的经典，本指作为典范的经书，儒学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述。经者常道，典者典范。后则非儒学、非常道的道释著述也有被作为经典的，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释家的《金刚经》《华严经》等等。至于文学艺术中的作品被视作经典，应是近代以降的事，如《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被作为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的经典，王羲之的《兰亭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被作为书画史上的经典，等等。所以，今天讲经典，不可拘执于古人的认识；但也不宜越出古人对经典认识的底线。
我个人的意见，经典的要义，第一必须是作品，而不是作家。大作家不妨称作『经典』作家， 但他不一定能留下经典的作品，而经典的作品也有可能出于小作家之手。如《清明上河图》肯定是绘画史上的经典作品，但它的作者张择端却不见宋元画史经传的记载。第二，这一件具体的作品必须在该领域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提起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或这个作家的一件或几件作品，众所公认的，至少该领域的专家所公认的，才称得上经典。反之，即使像石涛这样的大画家，或者像董其昌这样的大书家，让专门研究石涛、董其昌的不同专家，各举出最能代表其成就的一件作品，各家的举证各不相同，也是称不上经典的，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宗明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或者陈亮的《语孟发题》：『公则一，私则万殊。』我们也不妨说，在优秀的作品中，称得上经典的，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称不上经典的，大家的看法各有各的不同。当然，这个『一致』可能不是绝对的，但一定是相对集中的；这个『不同』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分歧较大。
比如说，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这八个时期，每一个时期举出最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十件，请十位书史的专家分头给出答案。结果完全可以预期，宋代之前，十家的答案基本上一致。《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石鼓文》《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石门铭》《西狭颂》《兰亭序》《洛神赋十三行》《始平公造像记》《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九成宫醴泉铭》《孔子庙堂碑》《雁塔圣教序》《祭侄文稿》 《黄州寒食诗帖》等甚至可能全票。这些作品，包括即使不是全票但票数相对集中的，便属于当之无 愧的经典。而元代之后，除《胆巴碑》等少数，十 家的答案便肯定五花八门，言人人殊。这些言人人殊的作品，肯定也代表了这个时代，这个书家的成就，非常优秀，但它们却称不上经典。因为，经典不只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更是非常优秀中为众所公认的某一件或几件作品。
或言，因为董其昌、王觉斯们留下的优秀作品太多了，所以要从中选取一件或两件，不同的专家会有不同的答案。那唐代的优秀作品何尝少了？为什么从中选取十件，不同的专家会给出大致相同的答案呢？欧阳询的优秀作品何尝少了？为什么从中选取一件，不同的专家都会倾向于《九成宫》呢？包括米芾等，选一件，也许不同的专家会有所分歧，或选《蜀素帖》，或选《苕溪诗卷》，但如果选三件，相信肯定也会大体一致的。而董其昌、王觉斯，即使选五件，答案也会严重分歧。
任何领域的经典，作为常道的典范，都具有准则、规范的意思，它是这一领域的本和源，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枝和流。能作为常道之本和源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经典。在经典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枝和流，再优秀，也不能称之为经典。经典，是初学的人都必须学习的典范；而称不上经典的优秀作品，一定是初学的人不一定非学不可的，至于学有所成的人把它作为重点的学习范本，那是另一回事。何况学有所成的人，还可以学习并不优秀或另一种『优秀』的民间书法、儿童书法呢！
虽然，我们无法得出最能代表明末初书法成就的一件或几件经典作品，却可以得出一个或几个『经典』书家如董其昌、王觉斯等。但人物是不能名之为经典的。
立德、立功、立言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样的人物，被称为『三不朽』，同时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立德，就是高尚的思想品德，对社会意义最大，所以居于三不朽之首；立功，就是治国平天下造福苍生的丰功伟绩，对社会的意义居次；立言，主要指文学艺术的杰出成就，而不是《论语》《孟子》等立德之言，对社会的意义又次之。吴冠中曾说『一百个齐白石不及一个鲁迅』，便是指立言的不朽不及立德的不朽。再加上高尚的思想品德，只要你想要，人人都是可以具备的；丰功伟绩、杰出的文艺成就，却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做到的。因此，作为大家的学习榜样，立德者，适合于全社会各行 各业的人；立功、立言者，仅适合于社会特定行业的一部分人。
高尚的思想品德，我们通常认为只有高不可攀的『圣人』，如孔子、孟子、鲁迅等才可能具备。其实，它不过是今天的『小学生守则』，如爱国爱家、克己奉公、勤劳勇敢等等。而能够具备这样品德的人，各阶层、各行业中都有，尤以劳动阶层中为多。因为，它不关能力的大小，而在『这点精神』。所以，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二人是张思德、雷锋，而不是开国的功臣、 卓越的文学艺术家。后者的能力是绝大多数人学不了的。
以普通劳动者作为全社会的楷模，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传统。唐代，韩愈撰《圬者王承福传》，用一个泥工的品行，来针泛『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 丧其身者』。柳宗元撰《种树郭橐驼传》，竟认为一个残疾的种树老人，他的品行识见『得养人术』，其事迹可『以为官戒』。又撰《梓人传》，以工匠都料的『审曲面势』，其『道类于相(政府官员)』。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以严子陵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历代以为严光是一个文化人，其实，他不过少年时与刘秀同过学而已，没有任何记载说他有多少韬略、才情，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个体的渔民！欧阳修《泷冈阡表》所感念彰显的不只是母爱的伟大，更是一位『心厚于仁』的村妇『处之有素』于『贫贱』的德行。苏轼《方山子传》所记载的方山子，同样只是一位『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的『山中之人』。
圣人有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最高尚的德行固然在上智的圣贤，他们是用理论来立德；但同时也在下愚的匹夫匹妇，他们用行动来立德。所以，韩愈、苏轼等士人，以普通的劳动者作为向社会各阶层包括文化人宣教立德的榜样，也就不足为怪。毛主席以张思德、雷锋作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亦绝非对劳动人民的偏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而实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有自。事实上，立功、立言的名臣良将、文学之士中，也有不少品德高尚者。韩愈们当然也撰写过推扬他们的文章，但却没有把他们作为全社会各阶层的榜样，甚至还对他们的德行有所微辞，如欧阳修的《送杨寘序》。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行为功勋、才情所包裹，是绚烂的、不平凡的德行，而普通劳动者的德行则是平淡的、平凡的德行。不平凡便不是人人可学，平凡则人人可学，所以，教化天下，必然以后者为榜样。而高功、大才者，往往绚烂掩德行，乃至无德行，所谓『文人无行』，所以，教化天下，更不宜以前者为榜样。
然而，这一传统，到了明代中期之后便发生了反转。『明三百年养士不精』，导致『士之亡也久矣』而成为『何文人之多』。在袁中郎等文人的笔下，社会楷模便成了才华横溢而『笑他俗子』乃生『不与时世调合』的徐渭、董其昌、陈继儒、张岱、李渔、袁枚等，当然也包括中郎自己。与唐宋士人『平居无异于俗人』并以『俗人』为社会楷模不同，他们『恬不知耻』地『恃才傲物』，『叛圣人之教』而『平居大异于俗人』。
我之所以反复提醒书画界：『任何一个城市，所有的书画家十年不书画，这个城市照常运转；所有的清洁工一天不上班，这个城市一定瘫痪。』不是说书画家中没有德艺双馨之人，只是作为全社会的德行榜样，普通的劳动者比之书画家更具有纯粹 的意义。更何况大多数书画家的才艺虽高，德行却并不很高甚至还有与正常的标准相抒格的，在他固然可以病处成奸，于人则必然沦于东施效颦，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