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和学者《学书札记》之十七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2018 | 出处：2017《学书札记》之十七.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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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6769/j. cnki. 31-1067/j. 2018. 05. 016

2018.05

专家和学者

——《学书札记》之十七徐建融

专家和学者****

西方文化，以『专家』为领衔；中国文化，则 以『学者』为典型。以医学来比喻，西医，百人而 一病，治皆相同，得愈；中医，百人而一病，方各不同，亦愈。所以，西医具有科学性，有统一的标准，因病而异；中医具有非科学性，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乃至整个文化，中西之分亦然。

具体而论，西学的『专家』，接受的是专业教育，从事的是职业化的工作，由此而养成其单一的专业精神；国学的『学者』，接受的是通识教育，从事的是非职业化的工作，由此而养成其贯通的专 业精神。

在书法这一工作中，也有专家和学者之分。不 过，专家性质的书写工作者，我们不称为『专家』， 而是称为『书工』；学者性质的书写工作者，有成就的，我们便称之为『书家』或『书法家』。

书工，从小所接受的是专业的书写训练，并从 事职业的书写工作，其专业精神侧重于单纯的书写技术的考量。就像今天的排字工、打字员一样。

专家，从小所接受的是科举教育，四书五经、诗文词赋之类，书写也并非他们的职业工作，其专业精神除单纯的书写技术之外，更侧重于从诗书、道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来考量技术。

所以，历数历代的书法名作，《石鼓文》《张迁碑》《曹全碑》《龙门二十品》、晋唐写经等， 大多是由书工书写的，是他们职业工作的成果。而《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等，大多是由书家书写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书写，而并非职业工作的成果。至于《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神策军碑》等，虽然也是工作的成果，但绝非职业化工作的成果，而是非职业化工作的成果。因为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并非专职的书写者。

今天的书法家，就把书写作为职业的工作而论，类似于古代的『书工』，一辈子从事书法这一行当，包括书法的书写、教学等等。其中虽有专业的和业余的之分，如有的专门在书法家协会工作，有的专门在书法教育机构工作，有的没有官方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却以自由职业的个体在从事书法的书写或教学，但都可以称得上专业的书法家；有的在非书法的政府机关、事业或企业单位工作，即使他加入了书法家协会，也属于业余的书法家。而无论专业还是业余的这些书法家，又区别于古代的书工而类似于古代的『书家』，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化，文化教育程度肯定高于古代的书工。但不同于古代书家的是，他们所接受的普及教育也好，大学教育也好，大都不是古代的通识教育，而是现代的学科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数、外、物、化、生、史、地等等，再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有 的为非书法专业，有的则为书法专业。这种教育不同于古代通识教育的是，就是更注重技术上的关注，而忽于文史通识上的关注。即使或通过大学的文史专业，或通过自学的文史知识，也有别于古代的文史通识。古代的文史通识，对于学习者来说，文史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更是泛专业的通识；而今天的文史教学也好，文史自学也好，对于学习者来说，文史主要是专业的知识，而很难成为他泛专业 的通识，这样，两者的修养便迥然不同。

举例来说，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出版社方面多有举办签名售书活动的，且在报纸上提前发布广告消息。偶然也有我的份。虽然，我在学校中也侧重于向学生教授文史，但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到场的；反是韩天衡先生的学生有与我也熟悉的，专程前来排队捧场。我想，韩先生平时对上门的学生不一定讲解文史。但为什么他的学生有这样的修养？这就是两种不同教学体制所造就的不同结果。现代的教学体制，即使有文史的『专业』，但学生学到的只是知识而不是修养；古代的教学体制，包括韩先生的师资传授，即使没有文史的专业，但学生却能耳濡目染到修养。

曰常和常识****

『日常』和『常识』，是友人刘绪浠兄从前辈学人身上发现的两个秘密。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 并认为它正是西学和国学的分水岭。在西方，学术生涯与日常生活是分开来的，从而有高深和常识之 分。专家们的艺术、学术成就，黑格尔也好，康德也好，都是在学术生涯中搞出来的，甚至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弄得迥异于常识；而传统学者的艺术、学术成就，颜真卿也好，欧阳修也好，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搞出来的，而几乎没有什么『学术生涯』。 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是打成一片、没有分界的。

以教育来说，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体制，与传统的教育体制大相径庭，一者很有学术性，一者却没有学术性而显得很日常性。比如说书法教育吧，在学校中有严格的课堂纪律和课程进度，师生 不能在课堂上随便吃东西，当然更不能迟到早退；今天的进度是讲王義之，你不能讲『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安全返回着陆了，更不能分析今天的股市行情。这就是学术。

然而，在吴湖帆『梅景书屋』的课堂上，学生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就不来，迟到就迟到，早退就早退，老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海阔天空，无所不可，根本就没有什么课堂纪律和课程进度。

吴湖帆曾对人讲过，书画家同别人在一起，根本不会谈书画，就像梅兰芳同别人在一起，会在谈京剧吗？如果见人就谈书画，那这样的书画家肯定不是真正的行家(大意)。谈当然有时也会谈的，谈具体的常识，如正好有一件书法作品提在面前，就谈它的优劣、真伪、这一笔的好坏等等，而根本不会大谈特谈书画的高深哲理之类。

我们看宋代之前的书画理论，学术性很高吧？ 但实在一点不高深，通俗得很，放在今天，连作为本科生的学士学位论文也通不过的。欧阳修的『学书消日』论，更是学术与日常打成一片的典型例 子。他专心于研习书法，竟然不是为了完成重大的 学术攻关项目，而只是为了消磨空闲无聊的日子。

今天有一句话，叫『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什么叫『艺术生活化』呢？就是像欧阳修等等，他们的艺术、学术就是日常的生活。什么叫『生活艺术化』呢？就是西方的，包括今天的不少专家，他们的曰常生活也过得很不曰常而非常艺 术、学术。养养菖蒲、焚焚沉香，换上专门的衣服弹弹琴或者听听琴，喝茶讲究『茶道』，插花讲究『花道』，等等，总之迥异于俗人的日常生活，有 一大套讲究的排场。有时也有朋友邀我参加这样『艺术化』的『生活』活动，一个小时装腔作势下 来，我觉得难受得不得了，但大家都说身心得到 了极大的放松。我当然不便拂大家的兴，但心里在 说：『我本来就放松得很，到这里来反而紧张得不得了。』此后再有这样的活动，我便敬谢不敏。反觉得与俗人们一起，『生活日常化』，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快而且尽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专家的艺术，也一定不是『生活化』的，而一定是学术化的。就像 康德一样，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与日常的生活隔离开来，以保证自己的艺术、学术不受日常和常识的干扰。

而古代的不说，即以近世的前辈书画家而论，他们的『工作室』就在自己的家里，与卧室、厨房等连在一起；有些甚至画桌就是饭桌， 收起碗筷摆上笔砚，收起笔砚摆上碗筷。这就是『艺术生活化』。

要之，古之书画家，『艺术生活化，生活日常 化』；今之书画家，『艺术学术化，生活艺术化』。

所以，古代的书法名作，多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创作，碑版也好，信札也好，诗词也好，没有 一件是因学术研究、艺术展览的需要而创作的。今天的书法名作，多为学术探索、艺术展览的需要而创作，几乎没有一件是因日常需要而创作的——当 然，为日常需要的卖钱是另一回事。

中国的文化，从古代的『日常和常识』，变而为今天的『艺术、学术和高深』，不仅是受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是其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因为一切的文化，无论中外，从发端于日常的生活需要而紧贴于它，必然演变为从事者的『个人爱好』，这个『个人爱好』虽不再完全是『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却成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进而，其『个人的曰常生活』实际上是艺术的、学术的日常生活，也就隔离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乃至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也变为艺术化、学术化而迥异于社会大众。尤其是书法，当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不需要毛笔的书写，它当然更成为『艺术、学术和高深』。

这样一来，书法的艺术性、学术性肯定比古人的更强了 ；但它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未必就大于古 人。《论语》几乎没有学术性，而今人的『《论语》 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但《论语》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今人的『《论语》研究』却几乎毫无学术价值，道理便在于此。所以说『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