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务去和踵常窃陈《学书札记》之八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7《学书札记》之八.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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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务去和踵常窃陈

《学书札记》之八徐建融

接下来再看韩愈关于如何创新的观点。『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文学艺术包括书画乃至一切文明都需要创新，这是众所公认的，从来没有哪一个艺术家会说不需要创新会说自己不是在创新。只有说别人『保守』、『不创新』 或『瞎搞』的。但如何认识创新？怎样创新？往往各有各的看法，于是又引起各种争论，自视则是，视人则非。你说他没有创新，只是重复前人；他说你乱搞一通，根本不能算是创新。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明确提出『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云，戛戛乎其难哉！』这表明了他的创新观就是『陈言务去』，别人讲过的话我不讲，别人走过的路我不走，我手写我心，我足走我路。这，当然最为今天的书画家们所赞同。所谓『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二王的字写得太俗气了，我不能写他们的路数；或者二王的字写得那么好了，我如果学他们的，永远只能跟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什么出息呢？所以，我要撇开他们，自辟蹊径，自成面目，出人头地。这就需要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无法而法，我用我法。

然而，《进学解》中，韩愈自述自己的创新成就之取得，却归之于『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也就是不走自己的路，走圣人所开辟而大家都在走的路；不讲自己独创的观点，而『盗窃』圣人在『陈编』中所讲过的观点，『代圣人立言』。 这，就是《论语》反复强调的『见贤思齐』、『述而不作』、『亦步亦趋』的意思。历代的书法名家，包括今天的大多数书法家，无不通过扎扎实实地临习三代汉魏的金石或二王、欧褚、颜柳、苏黄米蔡、赵孟頫的法帖而来；画则唐宋人物多学吴道子，两宋山水、花鸟多学李成、黄筌而来，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坚定对传统的文化自信，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独辟蹊径、『陈言务去』与『踵役常途』、『盗窃陈编』，是两个相反而且针锋相对的观点啊！韩愈怎么会同时赞成这两个创新的观点呢？

我多次指出，文化艺术上的真理不同于科学。科学上的真理是一元的，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不同于此的任何答案都是错误的；而文化艺术上的真理是多元的，不同的观点，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也都可以是真理。而且，科学上的真理是绝对的，所有的时间、空间、条件和对象，无论古代的圆还是今天的圆，中国的圆和美国的圆，大的圆、小的圆，铜版的圆、纸版的圆，圆周率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而文化艺术上的真理是相对的，各有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和对象的限制，在这一时间、空间、条件、对 象可以是真理在那一时间、空间、条件、对象却可以是谬误。这个人『陈言务去』可以导致创新的成功，那个人『陈言务去』却可以导致创新的失败，『踵常窃陈』同样如此。所谓『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是也。

韩愈明乎此，所以，他既赞同『陈言务 去』，又倡导『盗窃陈编』。他自己所走的创新 之路是『踵役常途』，但他绝不反对别人如李翊走独辟蹊径之路。此外，『踵常窃陈』的创新一旦成功，可以为『百世师，天下法』，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而『陈言务去』的创新一旦成功，止可『崭新于一时，盛行乎百里』，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同样明乎此的还有王安石。他是一个离经叛道、『陈言务去』的人，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却提出『君子三不畏』：『天命不足畏，大人不足畏，圣人之言不足畏。』然而，正是他，在《韩子》诗中又说：『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自己 『陈言务去』，却反对别人也『陈言务去』！

苏轼也明乎此。他在《题西林壁》中认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为要想认识一个事物，『功夫在山外』，『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但在《石钟山记》中却又认为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意为要想认识一个事物，『功夫在山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徐悲鸿亦明乎此。他所倡导、践行的中国创新之路，是『中西融合』。但他并非不懂传统、否定传统，而是深谙传统、肯定传统。在他执掌美院教席时，传统的耆宿认为唐宋的画家画不过『工匠之事』，『只有工艺的价值，没有艺术的价值』，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更是『工匠的水陆画』，他却聘请精研唐宋传统和敦煌壁画的张大千、谢稚柳为教授。传统的名流认为齐白石不过村野农夫、不入大雅之堂，他又聘请传扬了野逸派文人画传统的齐白石为教授。

潘天寿同样明乎此。他所倡导、践行的是『传统自强』的中国画创新之路，而且是『野逸派文人画传统』的自强，而不是『画家画传统』的自强。他在一九六五年为浙江美院附中作中国画的讲座中明确表示：对『中西融合』的问题『要平心静气的研究，还要试验』，『以自己晓得的东西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这不是学者的态度』。而浙派新人物画『笔墨加素描』的创新，便正是在他的支持、指导下取得成功的。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他讲到中国画的传统，一分为二，既有『忽于规矩法则』，注重『画外功夫』而『以奇取胜』的文人画 尤其是野逸派；又有『严于规矩法则』，注重『画之本法』而『以平取胜』的画家画。在一九六八年给学生苏东天的一封信中，更指出画家画是中国画传统的『科班』，而文人画传统只是中国画传统的 『票友』。

然而，我们却不明乎此，坚持真理只有一个，成功有效的创新道路只有一条，而且它只在自己的手里，『以自己晓得的东西排斥自己不晚得的东西』。并只见自己所晓得、所奉行的观点、方法之优长且放大之，而不见自己所不晓得、不奉行的观点、方法之优长；只见自己所不晓得、不奉行的观点、方法之缺陷且放大之，而不见自己所晓得、所奉行的观点、方法之缺陷。于是又有了人品上自视则自以为是、视人则以人为非，据『理』力争，试图把别人的观点、方法全部否定，而将自己的观点、方法推行到一切时间、空间、条件和对象。二十年前，现代书风、流行书风风靡书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派则攻讦传统派的保守，传统派则攻讦现代派的乱搞，争执不下。其实，现代派走你『陈言务去』的独辟蹊径，与传统派的『踵役常途』何干？传统派走你的『踵役常途』的『盗窃陈编』，与现代派的『陈言务去』何干？

任何人的知识，不论它多大，都是有局限的。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它只能不断地趋近绝对真理，却 永远到达不了绝对真理。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放诸四海而皆准。认识到这一点，再小的知识也能包容；认识不到这一点，再大的知识也是偏见。而偏见必然引起争执，争执必然导致灾难。兵遇到兵，不用讲道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秀才遇到秀才，争执导致灾难。那么，圣贤怎么办呢？可以与之言则言，不可与之言则不言。但圣贤很少的，书画界中遍地多的是秀才。于是人品上的自视则是、视人则非，书品、画品上的创新只能如此、不能如彼，便愈演愈烈。如果碰到别人能包容还好，只要有一个人不包容，也像你一样，争执便不可避免；而如此的争执，使『真理愈辨愈糊涂』，灾难也就不可避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对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博士夫妇，对黑氏某个观点的认识有分歧，丈夫所据的是英译本而不懂德文，妻子所据的是德文原版，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最后以离婚结束争论。所以，『文革』中的一条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我始终强调：对己，要有自信；对人，要有自谦，『我是错的，你是对的』。具体到任何事情，排除社会法纪、公序良俗、生活常识的三原则，与别人发生关系的事情，我听你的；我的事情而不同别人发生关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别人的事情而不同我发生关系，『走他的路，让别人去走吧』。

诸葛亮的《诫子书》有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读书人包括书画家的人生箴言。我年轻时也奉此不疑，时时告诫自己，要淡泊名利，不要去争权夺利，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志道弘毅』，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要随遇而安，绝去浮躁，实现『天下归仁』的远大理想。于是，看到社会上的许多人尤其是读书人，一个个自命不凡，名利熏心，三十年目睹各种各样的怪现状，便心生鄙夷，而愈加坚定了自己的志向。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不仅过去的四十九年非了，今天乃至今后的终其一生，难道有可能是是的吗？想想自己的无德无才、无知无能，有什么资格谈『淡泊名利』？岂不就像一个在接受助学的贫困生，对捐赠人说『我对金钱是看得很淡的』吗？至于别人的争权夺利，又与我何干？怎知他的『争权夺利』不是为了为社会做更大的奉献呢？就像当年周公的放逐成王？至于我，以圣贤为标准，而不是以众人为标准，不要给社会添乱实在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啊！

尤其是读了韩愈等的诸多文章，遂把诸葛亮的箴言改为『淡泊明礼，宁静此生』。一个人，可以胸无大志，但不可以不明礼，礼者，就是自己在社会关系中上下尊卑的位置；不必求远，但必须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做好这一天、这一生。『淡泊明志』也好，『宁静致远』也好，那是只有大本领或居高位者才有资格谈的啊！就像不是千万、亿万富翁，不要妄谈『我对金钱是看得很淡的』。不此之旨，为了竞争一个书协主席，甚至去惊扰高层的领导。须知高层的领导日理万机，有多少大事要操心，惊扰他，不明礼甚矣！当然，如果这位领导真的为你出面了，也是不明礼之举啊！为如此的『远大志向』颠倒梦想、满怀恐怖地折腾，岂不是对『淡泊』、『宁静』的讽刺？

前引黄山谷论：『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则不可医也。』那么，什么是俗？什么是不俗呢？他又说：『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而一筹不画，此真俗人也。』也就是说，平常一点也不见风雅，没有主见，总是以别人的水平高于自己，别人的观点正确于自己；在类似三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则敢于挺身担当，这是不俗人。如苏轼，在地方当官时与乡村的野老、学子相处融洽，绝无居高临下的强加于人；而在朝廷当官时则敢于触犯王安石、司马光，锋芒毕露。而平常高标风雅，固执己见，总是认为别人的水平是低的，别人的观点是错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则明哲保身，无所作为，这是真俗人。如董其昌，闲居乡里时往来无白丁。笑他人为俗子，诗酒流连的都是文人雅士；一旦朝廷因内乱外患发生激烈的斗争，则乞假归乡，置身事外。

俗不俗的现象和实质分别如此，淡泊不淡泊的现象和实质分别亦如此。不解说全部，至少是绝大多数包括曾经的我，书写并奉行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箴言。可悲的不是我们不淡泊，不宁静，而是很燥热、很折腾；可悲的是，我们竟然认为这样的自己是淡泊、宁静的。

由于大事不常有，平居常有。而且，即使国家有大事，政治、经济、军事，一般也轮不到今天的书画家们插手，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像苏轼、曾国藩这样能担当国家大事的『书法家』，在今天的书法家中可以说一个也没有。甚至相比于环卫工人，任何一个城市，所有的环卫工人一天不上班，这个城市一定瘫痪；而所有的书画家，十年不书画，这个城市照常运转。所以，今天的书画家们，即使『大』到主席，所做的也实在只是小事，或言书画艺术事关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其意义比环卫工作可大多了！潘天寿、白蕉们的人品和艺品，当然有助于提升社会精神文明；而以我们的人品和艺品，我们的『精神文明』实际上是不文明，真的可以提升社会精神文明吗？所以，判定一个书画家的俗不俗，要在看他平居的日常言行。『你的水平是高的，比我高，你的观点是对的，比我对』，『无异于俗人』， 像启功先生， 人有给他看潘家园的『启功』书法，他说：『比我写得好。』这，往往就是不俗人。『你的水平是低的，比我低，你的观点是错的，比我错』，『大异于俗人』，像今天的不少书法家，凡是『官』位比他高的书法家，一律不在他的眼中， 反之亦然， 在庙堂则诋江湖，在江湖则毁庙堂。这，往往就是真俗人。但若都像启先生一样，天下不是没有是非了吗？

有的。首先，是非在大是大非必须争个明白，在小是小非则不必争个明白。其次，小是小非的问题在现实中往往争不出个明白，必须待历史来判定，而历史不是我们能预判的。所以，即使现实中把小是小非争明白了，判定了书画家的『当代十大家』，历史也未必会认可你这个『明白』。据传『超生游击队』的时候，朱婷的父母把她超生出来，在现实中不用争也很明白，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给国家、家庭带来损害，所以社会理直气壮，朱婷的父母心悦诚服，『罚款』！但又有谁能料到，几十年后，这位新的『铁榔头』给国家带来了荣耀，所以社会不吝赞誉、朱婷的全家心花怒放，『表彰』！有国家政策之事，现实与历史的评判尚且如此地反差，则三大原则之外的书画艺术之评判，在现实中又怎么讲得清呢？

一言以蔽之，韩愈的『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对书画界的人品观，以及兼倡『陈言务去』和『踵常窃陈』的艺品观，都是对『平居』中的书画家，尤其是缺少大禀赋、大才学的书画家而言的。一旦遭遇『大事』，尤其是具有大禀赋、大才学的书画家，便不能『你对我对，大家都对，一定要说有不对，那是我的不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定要说有不好，那是我的不好』，而必须独持己见、一意孤行，敢于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虽知其不可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之。当然，即使如此，『至于成败利钝』，还是『非臣之明所能逆睹』的。『淡泊明礼，宁静此生』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奉行，当然也是视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而定的。才富德厚之人，固然需要有远大的志向，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决不是一个好士兵』；但才疏德薄之人，千万不要有远大的志向，『想当将军的士兵决不是一个好士兵』。人人都想着、争着当将军，谁来当士兵呢？这个部队还成什么样子？笔阵森严，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