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腕和疾书《学书札记》之二十三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7《学书札记》之二十三.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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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腕和疾书

《学书札记》之二十三

徐建融

搁腕和疾书****

蝇头小楷的书写，运指即可尽笔画长短的变化，故不妨搁腕，有时为了扩大运指有空间，又有将左手掌平衬右手腕下的，称为枕腕；方寸字的书写，须运腕才能尽笔画长短的变化，故需要悬腕；盈尺大字的书写，更需站着悬肘，方能尽其笔画长短的变化。但我们看谢稚柳先生的书法，无论大字、小字，都是坐着搁腕书写的，而笔力圆凝，绝无偏忽。又，书家作书，往往速度极缓，如船工荡桨，用尽气力，不离故处；而谢老作书，则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顷刻之间，便已完成，而气定神闲，不见促迫。

搁腕而有运肘之势，疾书而蕴沉稳之致，谢老的书法，见者诧异，实皆来之于乃师钱名山先生。无非名山先生由鲁公而融汇北碑，谢老则由陈老莲而腾挪张长史，传统的渊源虽有别，搁腕、疾书之法则无异。

《名山书论》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书法执笔要不要『悬手』，也即悬腕、悬肘的问题。 他认为：『悬手作书，是书家一重魔障。尝考右军《书论》有云：「每作点，必须悬手作之。」 只云悬手作点，可见当时悬手未行。虞永兴亦述右军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绎其言，始知右军作书，手腕忽起忽落，正有不可捉摸之势，非若今人呆呆悬手，不敢着案也。』又论：『张长史《执笔五法》其握笔云：「以四指押笔于掌心，悬腕实肘。诸葛亮倚柱书如此，后王僧虔学之，非也。」其意亦不以悬手为法。』

他认为古代的名迹、名家多着腕而书，而不悬手『今人悬手，勒必中空，努必折腰，甚至发为战颤之症，使字形形如踞齿……狼狈竭蹶，七蹉八跌如此，岂非书学为悬手所坏乎？』虽然未可全信，但他以『古人执笔只求其便，今人执笔只求其难，吾不能伤今人愚矣』，是完全正确的。执笔无定法，悬不悬手也无定则，要在有助于『通身之力皆赴毫尖』，则既不能以悬手斥搁腕，也不宜以摘腕斥悬手。

我们常见谢老作书，腕虽搁在桌面上，但却不是搁死不动的，而是顺着笔画的上下、左右、长短作相应的移动。可见他的搁腕，搁是虚的，动是实的。一字之成，或运指，或运腕，或运肘，变化无端，纯任自然，所以沉着刚劲，飞动活泼，圆润遒劲。

《名山文集》中又说：『或谓王羲之曰：「子之书疾，不足重。」羲之曰：「物相击则有声，以疾遇也；缓合则无声矣。我之书有声焉，子闻之乎？子不见夫电霎乎？急则风起，缓则风止矣。我之书有风焉，子觉之乎？」』王羲之的书写速度疾不疾，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缓。包括苏黄米蔡，风樯快马，风行水上，肯定也不缓。而文献记载赵孟頫日书一万字，康里子山日书三万字，那是何等惊人的速度！只是碑学肇兴以后，书法由作为日常写字的高标准变为艺术创作的新标准，才流行起『不求其便，只求其难』的缓书，包 括悬手。所以，我们既不能用缓书否定疾书，也不能用疾书否定缓书。缓书，要在沉着中有痛快，无痛快则沉着成为木强；疾书，要在痛快中有沉着，无沉着则痛快成为浮躁。

谢老作书，挥毫立就，四尺整张的七言联， 我曾作过计时，从折纸到完成只需三分钟！痛快淋漓中，内涵蕴藉沉着。而且，他的折纸也是从名山先生学来的，先对折成两条，再三折成一个 一尺的方块，最后沿方块的两个对角折成一个四分之一尺的三角形展开即成两条七个菱形界定了七言的位置，何等快疾方便。

据传言，名山先生在抗战期间为赈济灾民，作书募款，一天下来，作书数百幅，至手腕磨破出血！非搁腕疾书，焉能如此？

俗话说：『站着不如坐着。』坐着搁腕疾书，肯定比站着悬手缓书方便、省力。但这个省力是省的体力，以便于把更充沛的体力用到书法的笔力中去。当然，艰难、吃力固然是消耗了更大的体力，但只要这个消耗的体现能贯化为书法的笔力，同样也是可取的。无论如何，要让何绍基一天写出一万个字来，这是不可能的。

《春秋》大义

钱名山先生为民国期间的江南大儒，一生的道德文章，以经史尤其是《孟子》《春秋》为根本，温柔敦厚，含弘光大。设寄园讲学，弟子中也多为国士， 纵才艺超群，也恪守『志道游艺』，不以文艺为职而以为余。

《名山文集》于《春秋》大义三反四复，归于十八字：『大一统，重人伦，警僣窃，正名分，诛弑逆，攘夷狄。』并与《孟子》的『治邪说暴行，诛乱臣贼子』相为发明。

『大一统，攘夷狄』为公羊所揭的《春秋》义例，要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中国内部，以中央为核心。地方服从于中央；在中国与外部的关系中，『有用夏变夷，无用夷变夏』，坚定传统的文化自信。

『重人伦，正名分，警僣窃，诛弑逆』则为名山先生的补充。『重人伦』旨在家庭关系，『正名分』重在社会关系，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并遵守自己在这个关系中，所处上下、尊卑、长幼的位置，父则慈子，子则孝父，君则爱臣，臣则忠君。思当思之思则『思无邪』，事当事之事则『行无事』。不此之旨，父不慈，子不孝，君不爱，臣不忠，颠倒梦想，则『僣窃』之思生，警之；悖乱妄作，则『弑逆』之事行，诛之。

近人杨树达先生亦有《春秋》大义的抉微，归纳为二十九条，相比于名山先生，不免芜杂琐碎，令学者无从捉摸。因为名山先生，是把经史、《春秋》的学问，当作学养来认识的，而杨先生，则是把经史、《春秋》的学问，当作学术来认识的。

『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孟子》以为，《诗经》《春秋》，互相表里，甚是。盖《诗经》三百篇，一言以蔽则『思无邪』，人伦重，名分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行健于本份则『行无事』，『行无事』则天下平。至移风变雅，寝声思邪，僣窃的妄想既起，弑逆的暴行便生，于是孔子删《春秋》，左氏详史实，公羊、穀梁发其微，欲重正人伦、名分，归人心思邪于无邪，挽天下多事于无事。无奈潘多拉的魔盒一经打开，便收拾为难了。乱臣贼子，不惧者之众，远过惧者。

名山先生处江湖之远而先天下之忧，无非是明知『才弱而贼强』，伐贼，亡，不伐亦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而已。

天下大势如此， 书坛小道亦如此。所以，《春秋》大义，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则，同样也可以作为正心诚意、作书为艺术的法门。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亦如治大国也。虽然，书法对于名山先生不仅是小道，更是余事。便他对书法的认识，全是从《春秋》大义来立论的。

《名山书论》中多有与专业书法家不尽相同的观点，无不出于经史。最有价值者三，一曰『行其行无事』，语出《孟子》，意为做任何事都要顺应它本身的客观规律，不要胡思乱想，弄出违背其规律的许多事来。『画还他平，竖还他直， 口还他方，田还他四孔均匀…… 长的还他长，短的还他短，扁的还他扁。俗书之坏，只为习气多。凡所谓习气，皆非字之固有者也，皆作伪，心劳日拙之类也。』『奇形怪状，一切皆是野狐禅』。《诗经》的『思无邪』是也。

二曰『拼命到自然』。这个『自然』，是指学书之道，『当视为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不带动利的动机和目的。这个『拼命』，不是指时间、精力上的全部投入，而是即使只是点滴的『暇时』也必须持『先儒一「敬」字』从事之，而不可以轻心忽之、以慢心挑之、以嬉心荒之。如此，则『心信手，手信笔』，虽『只是凭心随手去，无复四旁上下，确也是名山心画……顽与懦，一时化』。

三曰『胸中有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士当以器识为先』的器识，就是『大一统，重人伦，警僣窃，正名分，诛弑逆，外夷狄』的《春秋》大义。名山先生的一生，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以匹夫而主动担当天下兴亡的道义职责。寄园的弟子中，多有才艺超群的俊彦，但他们的根柢，无不在『读二十四史如数家珍』，而且多供职政府部门，而不以文艺为职业。盖皆以经史成其德，糟粕而为文，毫末而为诗、为词，旁溢而为书、为画。谢玉岑之词与书、程沧波之文与书、谢老之书与画，世人莫不推重，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文苑词坛、书坛画苑的大手笔，但又有几人认识到这一切不过只是他们余事呢？又有几人能好其词文书画如好其德并溯源到他们的经史学养、《春秋》大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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