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家的吴湖帆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6作为教育家的吴湖帆.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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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教学方式的传入，中国画传统的教学方式——“师资传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便渐趋式微并最终消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则是它最后的辉煌时代，赵叔孺的“二弩精舍”、张大千昆仲的“大风堂”、唐云的“尺庵”、李健的“鹤庐”、郑午昌的“鹿胎仙馆”、江寒汀的“荻舫”、吴湖帆的“梅景书屋”等，皆有教无类，广收门徒，尤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所取得的教学成果最为显著。

在二十世纪画坛上，吴湖帆亦堪称是一位志道宏毅、存亡继绝的教化主，集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画史、收藏、鉴定、诗词于一身，于“国画前途，愈形黯淡”的形势下，坚持传统的先进文化方向，不仅身体力行地继承、创新，并言传身教地传播、发扬，诸门人亦“各以其性情得其一偏”，延续、传承了画学的正统。如山水则有俞子才，人物则有朱梅邨，花鸟则有陆抑非，画史则有孙祖白，收藏则有王季迁，鉴定则有徐邦达。叶恭绰誉为“各衍师传，立宗开派，前途方未可限量”；陈定山则以“倪（云林）黄（公望）之于赵孟頫，文（徵明）唐（寅）之于沈石田，二王（时敏、鉴）之于董其昌喻之”，其余二三子者，或为云西，或为仲穆，为包山、十洲，为孔彰、石谷、南田、渔山，各得师之一体，以擅胜场，火及薪传···亦近代画苑中兴之谱”云（《梅影画笈·序》）。

我曾多次指出，有“国学”中的“中国”画，强调的是画中的“中国”文化特色；有“美术”中的中国“画”，强调的是“画”中以工具材料为依据的“画种”特色。同样，亦有“国学”中的“中国”画教育，以吴湖帆“梅景书屋”的师资传授为代表；有“美术”中的中国“画”教育，以新兴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为代表。今天的中国画坛，“国学”中的“中国”画日衰，“美术”中的中国“画”独行，正与美术学院的教学取代师资传授的教学有着直接的关系。美术学院的教学，可以培养出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杨之光、方增先、周思聪等等这样优秀的中国“画”家，却不可能培养出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乃至陆抑非、王季迁、徐邦达等等这样优秀的“中国”画人才；当然，反过来也一样。这根本上关乎两种教育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以美术学院为代表的“美术”中的中国“画”教学，具有科学性，其科学性是建立在中国画特有的工具材料的技法特点上的，从素描而速写，由临摹而写生，最后进入创作并学成毕业，使中国画成为既相通又区别于油画、版画、壁画等等其他画种的画种分类。而以师资传授为代表的“国学”中的“中国”画教学，没有科学性，其“不科学性”是建立在中国画以传统经史子文（集）为背景的文化特点上，直接从临摹入手，包括临摹老师的课稿、前贤的经典，且其临摹不仅着眼于技法，更潜移默化着老师漫谈的传统文化，包括掌故、轶事等等，大多与画无关，而无关之关，实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教学中，没有学习阶段与学成毕业的明确分界，而使中国画在文化上成为既相通又区别于书法、诗词、文史等等其他文化的文化“考工”。

这两种教学方式，一者可喻为数学式的教学，由加减乘除到微积分，由平面几何到立体几何，由低而高，由浅入深，最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学院教学的科学性；一者可喻为文学式的教学，从蒙童开始，学的便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到进入科举阶段，学的还是这些，虽然不同的阶段，学子理解的深度不一样，但所学的内容则是一样的，最典型地代表了传统私淑教学的“不科学性”。

看吴湖帆的“日记”，看他的门生写的回忆，结合我曾经向老一辈的求教请益，包括向吴湖帆诸多弟子的求教请益，可以约略地勾勒出当年“梅景书屋”中的教学情景，与美术学院中的教学可谓大相径庭。

在美术学院中，教学由固定的课时安排，不能迟到、旷课，而在“梅景书屋”中却没有，任何学生，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自由散漫得很。

在美术学院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时分班教学的，各年级有不同的课程。在“梅景书屋”中，入门有先后的学生，却可以同堂“上课”，上同样内容的课。

在美术学院中，教学是有课程、教材、进度的，老师是需要备课的，不能信口开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在“梅景书屋”中，则是没有课程、教材、进度的，老师更不作备课，而是自由地今天看老师画山水，明天看老师画花鸟；今天听老师讲画史，明天听老师讲画论，今天有客人送来古画，便听老师讲解此画得真伪优劣，明天有客人送来时果，便与老师分享口福···授课内容除了艺术与艺术相关，乃至历史、诗文、人情、风俗，海阔天空，无所不涉。看似散漫无序，但触类旁通，皆围绕着国学的文化核心而展开。

在这里，我们随意从吴湖帆一九三八年的“日记”中摘出几条，略作分析：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恭甫来，云恭甫昨日咯血卧病，恭甫多虑多愁，实无办法，此种局势只能相机待之天命而已。南洲夫妇及蓉士夫人带子女而来。邦达来，示余石田小卷，伪本也。张德渊来，谈及紫东今日在乌镇，不知能否设法来沪？曹友卿交来所裱倪云林、马文壁及有年古镜册、盂鼎整形拓本、王谷祥玉兰花轴。

徐邦达在这天所受教的，显然不仅止于所携沈周画卷的真伪讲解，而且还看到了好几件刚裱好的古代金石书画名迹，以及人情、时事的种种应对。

**二月十日：**午后王季迁来，与伟士商合购汽车。约好伯渊来，吴仲培亦来。伯渊去后，约陆一飞（抑非）来。为富毅画册，仲培为之书。夜饭后季迁再来，侯伯渊未至。报载平汉路日军继续南侵甚亟，清丰、南乐已被占领，濮阳在攻击中。又有芜湖光复之说。又日机六大队大规模分袭华中襄阳、南阳、安庆、福州、建瓯、浦城等处。

王季迁、陆抑非在这天受教的，包括看老师“为富毅画册，仲培为之书”，以及对时事形势的关切和忧虑。

**二月二十四日：**午前季迁来，被余大骂一顿。不告取物，索必取归了事。季迁接近浮滑，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故迫令取归，以做其藐视事端也。余素不轻易骂人，且小节不拘，此次因其胆大太妄，故特别训之，然余字恨平日太纵爱之也。午后蒋保伦来，南洲所需食物即托渠带去。博山、巨来、邦达相继来。邦达看了山樵若干时即去，去时犹留恋不舍，云明日能再来许观否？余诺之而去。据巨来、博山皆云，前日晤叶揆初，云不久和议便可望成功···

盖因昨日吴湖帆外出，至夜饭后始归，而王季迁来到老师家中未遇，竟自说自话地把“壁上所悬云林、黄鹤二画”中的云林一幅取走研习去了，所以引起老师的勃然大怒，训斥教育了一通。由此也可见出，吴湖帆把宝藏的古迹，随便借给溺爱的学生拿回家去学习，是很平常的事。徐邦达所看的“山樵”，即是悬挂在壁上的“云林、黄鹤二画”中的另一幅，老师有没有对他作讲解？怎样的讲解？不得而知。但师友们在讨论抗战的“和议”有否可能成功，关切时事，显然是以国事大于画事的情怀。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王季迁来，余尚未起，因即去···午后叶藜青来，索为中法工商银行书额，即去。何亚农、陆一飞（抑非）亦来。一飞借去余所临元人鸳鸯卷及新罗双鹊短幅。刘海粟送来属鉴数画：邹方鲁山水、新罗双鹊、罗两峰指画士女，皆真。

王季迁昨日被训，今日又来，师生之谊可知。刘海粟送画求鉴，想必陆抑非等也在旁伺候听讲，而陆抑非向老师借去名画，当然是为了临摹学习。

二月二十六日：“未出门”。徐邦达、徐俊卿、孙伯渊、陆一飞、王季迁、邓秋枚均来。仲渊携来唐六如画扇面五个，只画竹树山水一帧是真，其他四本皆伪···秋枚带来方壶一卷，乃明人画，甚佳，款字甚劣。

这一天，门生们学到的，是唐寅、方方壶画之真伪的具体而微的鉴定方法。

**三月十一日：**午后吴壁城又携来陈老莲人物屏四幅，画甚好，惜未必真。梅邨见之甚爱，即赶摹四稿，至晚十时许。三时毂孙来，二人长谈三小时许，自战事以来从未作如此长谈也。

这一天来客较少，所以一边是朱梅邨在老师的画案上“赶摹”吴壁城携来的陈老莲人物四屏的墨稿，一边是老师和谷孙长谈时局形势。

**三月十二日：**徐邦达、吴似谷、王季迁、朱戊吉、梅邨、蒋宝伦相继来。似谷谈前日到苏后，悉东隔壁有族中无赖，在乱时四起掠拐，得数十箱，后复以家中妇女及亲朋邻居妇女十数人在家供日军混渎。此人真是无赖到极点，几同禽兽，似谷言之，亦甚愤其行。此种人余早屏之，似谷至今方悟其非人也，故余规诫之。

这一天师生们在一起，几乎全然不谈画事，而谈的是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五行。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梅邨来，摹任渭长的《麻姑献寿图》图稿而去。

又是老师家中见有名画，学生当即在老师的画室中临摹勾稿。

**五月八日：**晚陆一飞（抑非）来，催画扇备开会之用。梅甥亦画仕女数扇，皆甚精而定价殊廉。梅甥近来余指示专临宋元及明唐、仇各家后，一洗清代画人物之颓风，将来或大有希望，惜书法太劣，嘱其同时须用功于临帖。

这一次陆抑非来老师家，不是为了请鉴问学，而是请老师为展览会提供作品，但很可能在谈话中，老师向陆抑非讲到了朱梅邨的进境和不足，讲的是朱但同样适用于陆。

**六月三十日：**至晚邦达来谈，为查考仇十洲生卒年，依然无结束···又谈及故宫所藏宋人《山市晴岚图》短卷纸本，根据《画史汇考》燕文贵条下所记正同，余前年定为燕氏笔一语为可靠也。

师生相与交谈仇英生卒的考订、《山市晴岚图》的作者，是为教学相长。

**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刘海粟、刘定之、陆一飞（抑非）同来，严长卿、彭恭甫、王翼云、吴同叔、张紫东、黄兆麟、朱耀笙、沈湘之及其内亲张君，初次来问学者。海粟带来设色查梅壑卷，甚佳，可惜已漂过，无不逊色，而王梦楼跋亦然。又见吴文中《武夷九曲图》，新裱。又文衡山临《卢鸿草堂十志图》绢本，大约五十左右作，甚精。孙邦瑞前日送之愙公行书对联款“少甫”行四，与紫东之嗣祖同号行亦同，因相赠也。

这一天来的人相当热闹，有朋友，有亲属，有老学生，又有新学生。活动内容也较丰富，既鉴赏查梅壑、吴彬、文徵明的画作，又将祖父吴大澂的对联赠与张紫东，翰墨因缘，竟是因为对联的上款与紫东的嗣祖同号且同行，则学生们的收获，可谓甚丰。

···如此等等，从西式学院的标准，简直不符合教学的规范。可是学生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最真切的传统书画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在西式学院中显然是得不到的。

一言以蔽之，学院的中国“画”教学，是迥然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不仅有严格的课时、课程安排，而且有严格的入学、毕业考核。而私淑的“中国”画教学，则是近乎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不仅没有严格的课时、课程安排，而且没有严格的入学、毕业考核。

韩愈《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意为有两种教育，一种传道、授业而解学子道、业之惑，这正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包括吴湖帆“梅景书屋”的教学模式；一种传知识、授技术而解学子知识、技术之惑，这在传统的教学中并不入“师道”，而恰是西方的教学模式，包括传入中国之后的美术学院教学模式。

我在这里，决无意于独标“国学”中的“中国”画教学模式，而贬低“美术”中的中国“画”教学模式。应该说，这两种教学模式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不足。尤其在今天，师资传授的教学已经不为国家教育部门认可，更没有可能为学生发出学历证明的文凭，所以有志于中国画的学子要想以绘画之长进入社会，找到工作，接受美术学院的教学是不二之选。但“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如何借鉴师资传授的教学模式之长，来弥补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之不足，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情寄吴梅，香冷春怀抱；梦回芳草，绿遍旧池塘”——这是吴湖帆甲午年（一九五四）七月集宋高宾王、易彦祥的词句而书写的一幅对联，曾长年悬挂于“梅景书屋”的厅壁。上联标举着先生独抗苦寒的梅影高华，下联怀想着先生遍洒人间的春色满园。这春色满园，绽放为桃李芬芳，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画苑的一道靓丽风景。为此，我们对于吴湖帆成就的评价，除书家、画家、词人、收藏家、鉴定家之外，完全应该再加上一个头衔：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