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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生活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2015 | 出处：2015哲学与生活.md
徐建融
读《国画家》2015年第一期李敬仕先生对于"知行合一”的解读，深受启发。李先生讲得完全准确，在哲学界，"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但在生活中，人们释"知行合一"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否就意味着对 "知行合一"的误读呢？我以为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生活和哲学毕竟不是一回事，生活中的“知行合一”也不等于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就像生活中的"白马”是马，不等于哲学中的"白马非马”；生活中的一个老船夫几十年如一曰地在同一 个渡口渡人，不等于哲学中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生活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等于《诗经》研究中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用哲学来生活，那是很可怕的，农民不去种地而去研究哲学，包括用哲学来解释中国画，稀奇古怪的事情更多。比如吴冠中说取消美协、画院，照一般的理解，"取消”就是取消、废弃，所以，一开始引起美协、画院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表示不能取消；但吴先生去世后，他的观点被政府认为很有价值，美协、画院的既得利益者便立即表示赞同，并将"取消”从哲学上解释为做大、做强。又如中国画的“写意”，明末谢在杭，顾炎武，清代郑板桥等都明确表示是相对于"古法”而言的。反对写意的，认为写意画兴而古法无；赞同写意的，则表示"必极工而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其意不外乎二：一、对形象，用"不求形似”的写意区别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实；二，对于形象的刻画，用"逸笔草草”的粗放以区别于"严重恪勤”的周密。古画，包括唐画、宋画，因其形象的"以形写神”、笔墨的"严重恪勤”，显然不是写意画。但今天的画家用哲学来解释写意，便主张中国画都是写意的，不仅青藤，八大是写意， 宋画、唐画无不是写意，一者形式内容皆写意，一者表象为工笔，实质为写意。写意是中国画的独有风格特色，而写实是西洋画的独有风格特色，中西绘画的区分在此。准此，则马蒂斯，塞尚、康定斯基难道也是写实吗？而拉斐尔，达•芬奇的绘画中难道没有主观的意绪吗？还有大音希声与南郭滥竽，大象无形与皇帝新衣等等，包括美丑之分等等，无不皆然，把简单明白的事情弄得复杂糊涂。每听到，看到中国画界的专家们大谈什么"中国画的本质是哲学”之类，我立即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所流行的"种田就是哲学”"竞技就是哲学”之类的荒诞，于是，农民不好好种田，却致力于研究“种田中的哲学”，运动员不好好训练基本功，却致力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国乒乓横扫世界乒坛，是因为运动员们学好了"老三篇”，中国足球之所以踢不好，当然是因为没有学好"老三篇”。记得老将张爱萍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发表质疑："资本主义的本质难道就不是发展生产力？有哪一个主义的本质不是发展生产力呢？”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定义在发展生产力和不发展生产力，这是哲学上的问题，但在生活中，肯定是荒谬的。同样，认为"中国画的本质是哲学”"中国画以人品为第一”，那么，西洋画的本质难道就不是哲学吗？中国其他艺术的本质难道就不是哲学吗？中国的书法家，文学家乃至工人，农民，军人就不以人品为第一吗？"四王”的艺术特色是儒道释的结合，"四僧”的艺术特色就不是儒道释的结合吗？
我年轻时读哲学，被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名词弄得一头雾水，所以后来对哲学一直不明觉厉，敬而远之。就拿知行关系来说，"知”当然指知识、理论、思想等而言，"行”则指行为、行动、实践而言，当然，这样的解释还是不符合哲学规范的，每一个词的内涵复杂得很，"知”就是"知”，不是 "知识、理论、思想”，"行”就是"行”，不是"行为，行动，实践”。这且不论，论二者的关系，孰先孰后，孰难孰易，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像鸡与蛋的关系，永远无解。先后、难易的关系如此，分合的关系更是如此。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更倾向于知行分离，中国文化自三代以还，直到现代，一直是知行结合的观念占上风。有说"知行结合”的，有说“知行一致”的，王阳明则提出了"知行合一”，今天的哲学界则讲“知行统一”。据说有三种“知行统一”：一种是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种是旧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即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第三种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即毛主席所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并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至于为什么有的"知行统一”被定义为唯心主义，有的被定义为唯物主义，有的被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大概看得懂的人是很少的，但即使看不懂，我们也必须承认。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被定义为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是因为他所说的"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 ，意为只要内心有了良知，良知就是知，同时也是行，根本不需要付诸具体的实践行为。比如说，当我知道了怎样才能种好水稻的道理，就已经种好水稻了，而根本不需要再到水田中去播种、插秧、施肥。王阳明难道真的会这样去开蒙人的良知吗？他不是还说过"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反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更反对"茫茫荡荡的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这里的"行”和"做”，难道还是内心的良知而不是实践的行为吗？而且，王阳明本人不是在现实的文治武功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实践贡献吗？为什么要说他是反对实践而把认识，理论和实践当作一回事，用认识，理论去否定并取消实践呢？我们当然是弄不懂的。类似弄不懂的哲学概念非常多，包括什么是"美”，主观的、客观的，主客观结合的，乃至美就是美，不同于丑，美就是丑，更高于美，等等。哲学是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明了的东西弄深奥，具体的东西弄抽象；生活则是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深奥的东西弄明了 ，抽象的东西弄具体。哲学事哲学管，生活事生活管。所以，这些是哲学界的事情，生活中反正是无须弄懂的。
虽然生活中无须弄懂这些哲学界也弄不清的哲学概念，但往往需要用到这些被哲学界用过的名词术语，事实上，这些名词术语即便哲学界不去使用它，生活中也还是要使用到的。例如，对于认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只要用一个名词去指称二者的联系或结合，哲学界所使用的有几个："知行合一” “知行结合” “知行一致”“知行统一"。在哲学界当然各有不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生活中却看作是一样的，而且用起来最方便的似乎是"知行合一”，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 "成语”，而其他三个则仅是"俗语"。于是而用"知行合 一”来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一体，也就是属于约定俗成。同一个名词，在哲学界和生活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是一篇哲学论文，尤其是研究王阳明思想的论文，当然不可以把"知行合一”解释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于王阳明是否主观唯心主义，是否否定实践，取消实践，生活中的我们可以存疑，却没有资格向哲学家们请教；但曰常生活中的运用，我们绝不能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对王阳明哲学命题的误读。就像丰子恺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图，描绘两个农民早起插秧，如果是"柳永词意画”，当然是对柳词的误读；但它不是"柳永词意画”，而是一幅面向20世纪社会大众的漫画，柳词研究的专家们大可不必对之横加指责。
语言文字的使用，在不同的时代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后一时代对于前一时代，有沿用旧名词及其含义的，有沿用旧名词而改变其含义的，有废弃旧名词不用的，有增加前人未曾用过的新名词的。沿用旧名词及其含义的，一般是不同时代共同的常用语；沿用旧名词而改变其含义的，一般是把旧时代的非常用语变为新时代的常用语；被新时代废弃的旧名词或新时代所增加的新名词则毋庸解释，当然是因为不需要或新需要的原因。不同的领域，尤其在哲学和生活的领域，当然也是如此。比如讲到两个以上事物的"合一”，在生活中，无不是指二者的联系，而绝不是指用一者去取消另一者，如"政教合一”"三教合一”"人剑合一”"合南北二宗为一手”等等。事实上，即使在哲学中，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是把两个以上的东西之"合一”解释为结合，联系、统一的，如著名的"天人合一”论。只有在研究王阳明的哲学时，"合一”才被解释为用一者去取消另一者。当然，王阳明本人是否如此认为，我们不得而知。包括"合二为一”，究竟是什么意思，20世纪60年代时，在哲学界有一场大讨论，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但在生活中却一直解释为把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又如讲到"无”， 在生活中肯定指没有而言，只有在哲学中，才被解释为最大的有。又如讲到"丑”，在生活的艺术中肯定作为"美”的反义词，只有在哲学的艺术中，才被解释为最大的美。在哲学中，大音希声，无弦琴当然是最高的音乐境界；在生活中，绝不能把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看作最伟大的音乐家。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名词与生活中的同一名词意义都是不同的。大体而言，当某一个哲学名词，作为思辨的"知”，它是从生活的 "行”而来的，则在哲学中与在生活中，同词同意；而当某一个哲学名词，作为思辨的"知”，它是从纯思辨而来的，与生活中的"行”是分离的，则在哲学中与在生活中，同词就有可能异义，即使它借用了生活中的名词，也被赋予了不同于生活含义的哲学含义，比如"白马”。当然，为了避免哲学界专家们的不满，最好在论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意思时，不要用"知行合一”一词，而用"知行结合”一词，但问题是，这样一来读上去的感觉就不太好了。
最后谈谈我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含义的认识。我们知道，西方的哲学更倾向于强调知行的分离，强调逻辑的思辨。例如，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推定宇宙的某处有一颗行星，但当时的科技手段根本观察不到这颗行星是否存在；后来发明了高倍的天文望远镜，果然发现了这颗行星，且位置、大小与根据理论推算的结果相差无几。在美术史论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如英国的阿诺德（1822—1888)对理论家和创造者（画家）各自的任务分工非常明确：理论家必须"远离实践”，而创造者却不应"在新思想的发现中表现自己”。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界风行的“美术史应该独立于美术学院之外，而设置在综合性人文大学中”的运动便是由此而来，所以不少美术学院都建置了 "人文学院”，然后再把原先设置在美术学院中的美术史论系设置到美术学院中的人文学院中。而在民国时引进西方哲学之前的中国哲学之"知”，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评判根本就不是哲学，因为它更强调的是知行统一而不是分离，包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不是知行的分离而是统一。所以，我们今天读中国的哲学史教材，它也是被包含在三种知行统一观之中的。所谓知行统一观，当然是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无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被解释为唯心主义的不要实践、取消实践。这样的解释，在哲学中显得非常高深，但在生活中却显得非常奇怪。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毛主席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则一度被来自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斥为用实践取消理论的"经验主义”而不是理论联系实践。当然，由于毛主席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伟大领袖，而来自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则彻底丧失了话语权，所以，今天再也没有人认为毛主席的知行统一是不要理论的"经验主义”。而王阳明早已去世，所以哲学家们把他的"知行合一”斥为唯心主义的取消实践，也就如南山铁案了。但是，撇开唯心、唯物不论，我认为，结合他的全部言论和生平事迹，立言之外的立功，立 德，他所演说的对象是学校中的读书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谓的"知”，主要乃至完全是书本知识。他认为，这样的"知”不是真知，更不是"良知”。什么是"良知”呢？我对你们讲"知行合一”， 书本知识要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才是"良知”，懂得了这个道理，"知行合一”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但光停留在晓得这个道理，还是不行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一当然，这句话他不是在诠释"知行合一” 时讲的，而是在其他地方讲的。诠释"知行合一”，他只讲到 "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这种讲法，在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如上海东方电视台"老娘舅”节目的柏万青阿姨，对常年"宅男”"啃老”的小青年讲："好！你有了到社会上去找工作的想法就进入工作状态了。”其本意绝不是说有了与"行”相结合的"良知”的想法就不需要实践的"行”动了，而是针对一点没有实践想法的人，认为参与实践要从发动想实践的想法开始。换言之，“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并不是对什么是 "知行合一”的解释，“知行合一”就是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它很简单明了，不需要解释，你只要有这个“一念”，就开始了从书斋走向社会的行动。那么，民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时期的哲学家们为什么要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解释为取消实践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主流始终强调知行的结合，要求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而民国以后的哲学家受西方知行分离思辨哲学的影响，转向了把明白的道理讲深奥。具体而论，则第一当然是断章取义，认为把想法作为行动就是取消行动，而不去全面地分析王阳明的言论，更无视王阳明的行为；第二是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第三便是王船山对王阳明的反对。因为王船山是气节之士 ，受到共产党的推崇，凡是朋友反对的，我们也要反对，王船山反对王阳明，所以我们也要反对王阳明，而能把王阳明置于死地的弥天大罪便是唯心主义！
然而，王船山，包括顾炎武、傅青主、黄梨洲等，为什么要反对王阳明呢？第一，在哲学思想上并不是因为王阳明主张取消实践，他们也认为王阳明是主张知、行要结合的，但王阳明的知行结合以书本知识为前提，王船山的知行结合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第二，更重要的是因为王船山等对明朝的覆亡痛定思痛，在诸多原因中，以李贽的异端邪说为罪不容恕，而李贽的思想正是由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一脉相承而来，尽管李的人欲完全不同于王的良知，在一脉相承中"拷贝大走样"，龙种生成为跳蚤，但追根溯源，追究第一责任人，便展开了对王阳明的攻击。对此，梁启超便曾表示过这是过分了。
我们知道，古代的读书人讲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三者即自身的修炼，后三者即通过修炼完善了自身之后投入社会的实践。但是，前三者的修炼如何进行呢？到宋代时，以程朱理学为代表，强调从圣贤的经典著述中来获得，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进而甚至以"存天理”来 "灭人欲”，泯灭了修炼者个体的灵性。而家国天下事是不断变化着的，拘执于孔子的是非而且所领悟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孔子的是非，必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实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王阳明的心学为代表，开始了对程朱理学的反拨，强调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要死读圣贤的经典著述，而要从个体的内心来修得"良知”，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实践需要。这个"良知”怎么来呢？当然不是闭门书斋冥思苦想可以获得的，它也需要读书，包括读圣贤书，更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从而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既然修得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就要付诸社会实践，通过实践，不仅可以真正为家国天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更可以检验、修正、完善自己的见解。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明确地反对只思不行和只行不 思。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上所做出的功业众所知周；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以王艮为代表，更是以强调社会实践为世所称，即便主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取消实践只要"良知"的哲学界，对王艮的学术也定义为"强调社会实践"。至于王学左派进一步发展为李贽的"异端邪说"，把"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个人"良知"解释为以食色为重的"人欲"，则是另一 回事，但它的强调社会实践则是无疑的。李贽的"人欲”说绝不是讲讲而已的，而是不仅他个人积极地参与，还引导了大批读书人积极地参与到食色消费的社会实践中，导致了中晚明以降读书人集中地酒肆青楼的畸形繁荣。当然，我这样的认识并不是要与哲学界去争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只要"良知”而不要付诸社会的个人的实践行为，还是要用通过新的修炼方式而获得的，不同于从书本上获得的认识即"良知”来参与社会实践，而只是说，程朱理学主张以书本上的知，即孔子之是非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而王阳明则主张用富于独立精神的“良知”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用"良知"取消行动的唯心主义，还是知 识和行动的结合，就像张三是不是"右派"，并不是由张三本人说了算的，也不是由李四说了算的，而是由给张三"戴帽子”的人说了算的。包括毛主席的知行统一观究竟是用实践取消理论的"经验主义"，还是认识联系实践的最佳理论，在毛主席掌握共产党的话语权之前和之后，结论完全相反。在生活中，不少人喜欢争一个理，"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张三以批邓激进火线入党，李四则对批邓有所不满成为落后分子；盼星星，盼月亮，总算"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执政了，开始掀起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李四 想，这下该轮到我当积极分子，而张三当落后分子了吧！不！积极分子还是张三，你李四还是落后分子！这就是政治，就是哲学，而绝不是柴米油盐的生活。
当然，我这样的理解，肯定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误读，但有哪一种理解不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误读呢？ 《孟子正义》中便说过，孔子的学生得孔子的耳提面命，没有一个能真正得孔子思想之正解的；欧阳修也说，他与梅尧臣是知己好友，欧自以为"天下知梅者莫若我"，梅也认为"天下知我者莫若欧"，结果发现，欧对梅的理解还是误读。同理，撇开哲学与生活的不同，单论哲学，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为知行结合是误读，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以知代行难道不是误读吗？所以，没有正读和误读之分，只有误读的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分，原地踏步的正解是没有的。
结论：在哲学中，"知行合一"是否不要实践，颇可质疑；在生活中，"知行合一"作为概括中国文化中理论联系实践这一优秀传统的用词，完全合乎常识。恰好在本文结束之时，有朋友让我看今天（2015年2月5日）人民日报网站上谈 "党和法哪个大”的问题，讲到习近平总书记给省部级高层领导做"依法治国”的报告同时也是指示，表示：这表明党中央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是"知行合一”"说到做到"的。毫无疑问，"依法治国"不只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只是讲讲的，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定要付诸行动一换言之，“依法治国”必须"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不管哲学界如何解释"知行合一"，但生活中，"知行合一”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一个用词，早已深入人心。又据2015年3月16曰"中国圣贤文化”网，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与了贵州省代表团的全体会议，特别强调："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显然，长期以来对王阳明"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的负面评价，今天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言以蔽之，知行结合也好，知行统一也好，知行合一也好，再生活中，释义为"理论联系实践”顺理成章，而且通俗易懂。毛主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不是讲的这个道理。脱离了生活实践，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