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品的价格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14书画艺术品的价格.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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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艺术品的市场正空前红火且方兴未艾，那么，对于收藏者或者投资者，如何来认识它的价格，具体而论，也就是以怎么样的价格买进哪一位书画家的哪一件作品，才具有收藏或者投资的价值？尤其是如何认识今天还在世的某一位书画家作品的价格？从短期的效应应该怎样认识？从长期的效应又应该怎样来认识？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任何一位书画家，都是“在世”的书画家，即使今天他早已去世，但曾经他也总是一位“在世”的书画家。而对于任何在世的书画家，其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必然取决于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的艺术价值是高还是低？高的价格高，低的价格低，甚至毫无价格。

第二个方面，是它的风格是否适合于当时、当地社会主流的欣赏品味，适合的价格高，不适合的价格低，甚至毫无价格。在西方，如梵高在世时，他的作品风格便因为不适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欣赏品味，所以价格不高。齐白石在生前的一段时期，其作品风格也因为不适合当时北京的主流欣赏品味，所以市场难以打开。黄宾虹的作品，黑密厚重的风格同样不适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欣赏口味，市场同样不是十分红火。而朱偁的画风，深合晚清民初上海商贾的欣赏，市民阶层争相购买其作品，得其一扇，怀袖为荣。

第三个方面，是这个书画家对于市场参与的热情程度，热情高，积极参与，则作品的价格高，市场好；热情低，消极参与，则作品的价格低，市场差。如潘天寿当时专心于学术而绝去名利，相比于全力投入市场的“三吴一冯”，其作品在市场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个方面，是这个书画家的社会地位，包括官方的地位，如美协的主席、副主席，或江湖的地位即“草根”的领袖，如民国时的“南张北溥”等等。地位高的价格高，地位低的价格低甚至毫无价格。

第五个方面，是这个书画家的社会关系即人脉，主要是政要人物、工商巨子、媒体记者等等，可以为你捧场，帮你宣传炒作。人脉广的，价格高，人脉稀的，价格低。如陆俨少，性格孤介，在解放前其作品几乎没有市场，不得已买地上柏山以为生计。

正由于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所以某一位书画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并不全是由它的艺术价值所体认的。艺术价值高的，作品价格不一定高，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价格反而可能很高。所以，张大千先生在晚年时，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所以对他的家属讲：趁我现在还活着，赶快把我的画全部卖出去，一旦我去世之后，人走茶凉，可能就没有人出高价买我的画了。

任何一位书画家，又都是必然会去世的。今天已去世的书画家固然已经去世了，今天还在世的书画家也总有一天会去世。而去世之后的五十年，其作品的市场价格便唯一地取决于它的艺术价值。艺术价值高的，价格必然高，艺术价值低的，价格必然低甚至毫无价格。而其他四个方面的因素则完全不再起作用。画家对市场的参与热情程度，对主流欣赏口味的迎合，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统统对作品的价格丧失了决定的意义。所以，以民国时的书画家为例，大致有四种情况：

第一，生前价格高，市场火，今天仍然高。如张大千、吴湖帆等。

第二，生前价格低，市场差，今天反而高。如潘天寿、陆俨少等。

第三，生前价格高，市场火，今天反而低。如吴子深、吴待秋等。

第四，生前价格低，市场差，今天仍然低。如徐小仓、李芳园等。

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生前的价格是“现实“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今天的价格是“历史”的唯一因素即艺术价值所决定的。而现实，总是不公正的，历史，则是相对公正的。当然，历史也并非绝对公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俱死，忠奸千古有谁知。”

由此，从长远的眼光，对于在世的书画家作品之收藏投资，应该撇开其他因素，而以艺术价值的高低为唯一的硬道理。问题一，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有撇开其他因素而存在的所谓艺术价值之高低判断；问题二，即使撇开其他因素，在现实的特定时空中也无法判断艺术价值之高低。

高和低，对和错，真理和谬误，不是科学上的圆周率，不是体育竞技中的跳高，愈辩不是愈明，而是愈糊涂。四川菜和苏州菜，一辣一甜，没有孰高孰低，孰对孰错，孰为真理孰为谬误。四川菜做得好，就是对，做得不好，就是错；苏州菜做得好，就是高，做得不好，就是低。而人的本性就是自以为是，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好像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艺术家更是如此，每一个书画家都认为自己的水平最高、贡献最大。所以在现实中，争来争去，借口都是“高的艺术价值”，市场的成功者以成功为标榜，以强凌人，证明自己的作品艺术价值高；市场的失败者以失败为标榜，以贫骄人，证明自己的作品艺术价值高。实质上所争的都是“话语权”。并不是说我讲得对，所以别人才听我的，买我的账；你讲得错，所以别人不听你的，不买你的账。而是因为我有话语权，所以别人听我的，买我的账；你没有话语权，所以别人不听你的，不买你的账。所以，只有到了大家都去世后，谁也没有话语权了，人们对某个书画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高下才能取得相对公正的认识。所谓“待五百年后人论定”即是，当然，今天五十年后、十年后，甚至人还活着只要从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便能论定。

从历史的立场来评判艺术价值的高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便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判定某一书画家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高低，同时也是市场价格之高低。

比如说同样是张大千，一幅画精工细作，用了十天时间完成，另一幅逸笔草草，只用了一个小时便完成，肯定前者的价值、价格高于后者。

但并不是说张三的一幅画用了两个月，李四的一幅画只用了半天，张三此幅的价值、价格便高于李四。

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表现在他用在提高艺术修炼上的毕生时间。所以，尽管齐白石在某一幅画上用的时间不多，但他用在画上的毕生时间非旁人能及，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则对不同的画家而言，所用时间不多的画，同样可以具备高的艺术价值和价格，用得多的反而不高。

进一步，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仅看他用在画上的毕生时间，还指他用在与画直接、间接有关的画外的毕生时间，包括文史、诗词、书法、印章等等。文化修养越高，其画的艺术价值和价格也愈高，反之则愈低。

更进一步，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仅指画家后天所用在画上和画外的时间，还指上帝用在他身上的时间，即先天的艺术禀赋。艺术天赋愈高，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价格也愈高，反之则愈低。从这一意义上，艺术“商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又是有所不同的，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产品的价格，则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颠扑不灭的真理。

总之，艺术价值高低的评价，虽然在现实中也可以作出，但没有说服力，所以必然要等历史来评价。一是画得好，二是在画外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于传统书画家来说尤其是国学的积淀，有具创见的文史著述，对于传统书画家来说，尤其是国学的著述。我们看民国时的书画家，在今天市场上达到最高价格的如溥儒、于非厂、齐白石、李可染、徐悲鸿、傅抱石、钱松喦、吴昌硕、张大千、谢稚柳、吴湖帆、陆俨少、潘天寿、黄宾虹等，不仅画画得好，而且多有高水平的文史著述。而单纯从画的角度，几乎与他们画得一样好的陈半丁、徐燕荪、祁昆、陈少梅、刘奎龄、蒋兆和、李苦禅、陈大羽等等，价格就无法与之相埒，原因正在于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国学的文化积淀不如前者深厚，文史著述也不如前者具创见，当然，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史著述。正因为此，所以，似乎”画得一样好”，其实还是有高低之别的。这就像大S和小S，论形象，五官、身材，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人一样美。但小S的活泼伶俐，能言善辩，却使一样的美显得更美。我们看李苦禅之于齐白石，何海霞之于张大千，就画论画，笔墨，形象，章法，色彩，艺术价值几乎同样高，最多毫厘之差。但由于他们不具备齐、张的文史功底，所以，其作品的市场价格，难望齐、张的项背，正与大S之于小S是同样的道理。

以如上所述，比较一下上海画报出版社的《民国书画家润格汇编》一书与今天雅昌网上对这些书画家作品在今天拍卖市场上的价格统计，对于今天收藏、投资今天还在世书画家的作品，如何认识艺术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足以起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从现实的立场，作为在世书画家，在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艺术功力也即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以积极的热情投入市场，迎合社会主流的审美口味，致力于提高并扩大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对于创造自己作品更高的市场价格，无疑是有益的，旁人不宜说三道四，投资者更不妨大胆参与购入，并及时地抛出赢利而不是传诸子孙。另一方面，从历史的立场，作为在世的书画家，则更应该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艺术功力也即作品的艺术价值，收藏者也更应该从这一因素去加以判断，大胆地购入市场热情不高、艺术风格不合时宜、社会地位不高、社会关系不广者的作品，并传诸子孙而不是转手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