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品的价格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13书法作品的价格.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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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书坛，书画家们似乎特别关注于作品的价格：名人的书法写得那么差，职业的书家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作品的市场价格名人远超职业书家？这不公正、不正常，这是腐败！这一反腐强音，当然代表了职业书家而不是名人的心声。职业书家中，书协主席、副主席的书法写得那么差，普通书家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作品的市场价格当官的远超普通书家？这不公正、不正常，这是腐败！这一反腐强音，当然代表了普通书家而不是主席、副主席的心声。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文汇报》上就有一篇“本报记者范昕”的专题报道：“今年各地春季艺卖出现奇特现象：书法拍价名人远超职业书家。”文章列举了莫言、赵本山、贾平凹、张贤亮等名人“只能称得上是毛笔字，而非真正的书法艺术”，“良莠不齐，艺术上堪称专业的少之又少”，而他们的作品都卖到了天价，“大大超过了不少功力深厚的书法家的作品”，令人“忧心跨界背后是各方利益的炒作与圈钱游戏的升级”，直言真“价格与内在的价值未必匹配”，云云。

对别人的作品市场价格之关心，本质上是对自己作品市场价格的关心，这在此前的书画界，似乎是未有先例的。而这种关心所企求的公正、正常的结果，最好是他的价格降下来，我的价格升上去；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我的价格跟着升上去；不得已再求其次，是他的价格一定要降焉。这与八十年代的“没有文化修养”的工人对于奖金分配的心理是一样的：与其他一千元，我五百元，不如他一百元，我二百元；不求我得到更多，但求他比我少，为此不惜我得到更少。

这且不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件书法作品，它的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众口一词的认识是，决定于它的艺术价值，功力深，艺术价值高，则价格也高；功力浅，艺术价值低，则价格也低。这当然不错。但这样的认识，仅限于历史的人物，而决不适合于在世的人物。对于在世的书画家，其作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五大要素，艺术价值的高低当然是之一，但仅仅只是之一，而决非全部。第二是他的作品风格，是否适合于社会主流的欣赏趣味，像朱偁的画，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因为与晚清海上主流的好尚相合拍，所以市场十分红火，有头面的人物，得其一扇，怀袖为荣；而齐白石的画，艺术价值极高，但因为不合民初北京主流的欣赏品味，所以一度潦倒困顿。

第三，是他参与市场的热情程度，像黄宾虹、潘天寿等，民国年间于市场相当淡漠，则其作品的价格当然不及积极参与市场者。

第四，是他的社会地位，包括政府委任的主席、副主席和草根的领袖如“南张北溥”等，地位高的价格高，地位低的价格低。

第五，是他的社会关系即人脉，拥有众多的粉丝，尤其是高官、达贵、富商、世胄、文化名人、媒体记者都来捧他的场，则其作品的市场价格就高。反之，如陆俨少先生禀性孤介，所以在民国时只能买地上柏山以为生计。

如上所述，可知在世的书画家，其作品的市场价格决非仅仅决定于其艺术价值的高低，写得不好的名人、主席，其作品卖得比职业的、普通的书家贵是非常正常之事。只有当他去世之后的五十年，当然更可能延长至五百年以上，人走茶凉，其作品价格才主要由艺术价值所决定，而其风格的是否合符当时社会的主流品味，其是否热情地参与市场，以及其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等，皆不再起作用。所以，张大千先生在晚年便告诫他的家人，趁我还活着，赶快把家中的字画全部卖出去，朋友们会看我的面子给予照顾。所谓“现实总是不公正的，历史总是公正的”是也。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绝对而言，历史也不是完全公正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俱死，忠奸千古更谁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地由相对真理趋近绝对真理，而永远到达不了绝对真理。历史尚且不可能有绝对真理，现实当然更不可能有绝对真理。我们企图通过争论争出一个对错，争出一个道理，认为“真理愈辩愈明”，其实，真理愈辩有时愈糊涂，可以明确的只是争出一个谁有话语权，谁没有话语权。书画界如此，整个世界亦如此。

所以，不是要同并世的名人、主席争道理，我写得比他好，他卖得比我贵，愤愤不平，而是要同去世的书家如白蕉等比，他写得比我好，但他生前卖得比我今天低，心有愧焉。

今天已经去世的书画家，曾经都曾在世；而今天还在世的书画家，今后也都会去世。上海画报出版社在几年前出过一部《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详尽地罗列了当时大小名家的作品价格行情，身在此山中，高低冷热各不同；而今天的雅昌网上，也可以查到这些名家作品在今天市场上的价格行情，身在此山外，高低冷热亦不同，但二者却并不吻合。稍加比对，可以发现：

一、有些在世时价格高，行情好，去世后仍然价格高，行情好，如张大千、吴湖帆等。

二、有些在世时价格高，行情好，去世后则价格低，行情冷，如吴子深等。

三、有些在世时价格低，行情冷，去世后则价格高，行情好，如黄宾虹等。

四、有些在世时价格低，行情冷，去世后仍然价格低，行情冷，如李芳园、金梦石等。

这就充分说明，书画家作品的价格，有在世时和去世后之分，不可一概而论。不能单单以艺术价值为标准去定位在世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也不能用名人、大官等综合的因素去考量去世书画家的作品价格。后之视今，必亦如今之视昔。

那么，作为在世时、去世后都不能不起作用的艺术价值之高下，又该如何判定呢？第一，书画家在世之时，这个判定很难准确，甚至可以黑白颠倒。第二，书画家去世之后，这个判定可以相对准确，但也无法做到绝对准确。钱钟书引西哲语云：“艺术与政治、哲学，被并列为世界上三大可以骗人的顽意。”盖由于此。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标准不同，对同一件作品可以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评价，同一个人，标准相同，对同一件作品也可以有为优为劣的不同评价。近读报章一则新闻，西方做了一项科学实验，把同一瓶葡萄酒，倒入三个杯子中，让一位世界顶级的品酒师品评，结果三杯同样的酒竟有三种不同的优劣评价。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早有记载。好像是宋人的哪一本笔记，记唐时一青年用功学书，把习作呈请李北海批评指点，每次都是缺点，这一撇不行，那一横不好；反复了几次，青年把从前被批评过的一件重新呈请北海，说是家中旧藏的右军真迹，李赞不绝口，这一撇何等精妙，那一横何等生动。又，袁中郎记邱长孺东游吴会，品惠山泉绝佳，于是购买数瓮，命童仆辈担回，自己则策马先行。童仆辈待邱前脚一走，马上把瓮中水倾倒干净，挑着空瓮轻轻松松地回到家门，随后倒灌门前的河水使满。长孺见名泉进府，遍发名帖，邀城中名士到家中共尝佳泉。诸名士当然都是风雅的品茗高手，茶叶、茶具之外，于泉水尤所措意。一杯在手，细品慢咽，共赞泉水之佳，与门前河水判若云泥，非长孺高兴，吾辈何缘得尝此焉。后来童仆辈争哄，互发作弊，长孺与诸名士愧怼而已，照样当他们的品泉高手。试想，艺术价值的最高境界，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则皇帝新衣当然可能高于霓裳羽衣，而滥竽充数也可能高于高山流水。丑的可以翻为美，美的可以翻为丑，功力浅薄恰恰是功力深厚，没有创意恰恰是最大的创意。

但撇开玄虚之论，艺术价值的高下判定，至少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有标准的，否则，二王、欧虞、颜柳、宋四家、董其昌、王觉斯，也不可能为世所公认，虽有“蚍蜉撼大树”，不过“可笑不自量”而已。

那么，什么是艺术价值高，从而其市场价格在现实中不一定，但在历史上也一定会高呢？首先当然是写得好，用笔、结字、布局，既功力深厚，又个性鲜明，笔精墨妙，气韵生动。至于风格的豪迈还是秀婉，重法还是尚意，则与艺术价值的高下无关。要想达到如此的成就，或经由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积劫方成”，或经由触类旁通、机缘巧合的“一超直入”，总之一定要下功夫，以手的功夫推动心的功夫，以心的功夫推动手的功夫。所以这又牵涉到天才，上天赋予他有书法的内因，通过后天的努力，鸡蛋有了合适的温度才能孵化为小鸡；上天没有赋予他书法的内因，后天再努力，卵石也不可能在温度下孵化出小鸡。就像王军霞在马俊仁的指导下，通过刻苦的努力成为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但并不是任何人在马俊仁的指导下，通过刻苦的努力都能成为长跑运动员的，人人都能长跑，但并不是只要长跑就能成为长跑运动员，更遑论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但人人都能用毛笔写字，只要用毛笔写字了就能成为书法家，甚至优秀的书法家。原因在于，长跑的快还是慢，是人人看得明的，但书法的好还是劣，却是很难讲得清的。我们看今天在世书法家的自我评价或朋友评价，哪一个不是既功力深厚，又个性鲜明，笔精墨妙而且气韵生动呢？所以说“历史自有公论”，二王等等才是写得好还是差的标准。

其次，写得同样好了，如吴宽之于苏轼，沈周之于黄山谷，王文治之于王羲之，艺术价值又孰高孰低呢？还是一样高呢？试以大S与小S作比较，从形象美而论，五官、身材，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应该是同样美了，但事实上还是小S胜于大S。因为小S聪明伶俐，应对敏捷，举手投足，生动活泼，所以，同样的美却体现出更高的美。同理，苏轼的书法，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吴宽，正缘于其书外的修养远远高于吴宽。如果说，写得好，是从作品上看得见的，但却是讲不清的，那么，书外的修养，虽然是从作品上看不见的，但却是讲得清的。以如此的认识，来观照今天的在世书家作品之艺术价值高下，并以之来判定其去世后的市场上的价格变动，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要之，以写得好(以二王等为参照，而不是以并世的他为参照)为目标，则他卖得比我贵又与我何干？更何况他的贵也带动并提升了我的价格。而以卖得贵(以并世的他为参照，而不是以去世的白蕉等的在世时为参照)为目标，则只需盯着他的写得不好，我自己的写得好不好就无所谓了。显然，对于名人高价、大官高价现象的批评，由职业书家、普通书家提出，而不是由名人、大官自我批评，适足以证明我们的文化修养、思想觉悟确实太低。试想，名人之所以是名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修养比职业书家高，大官之所以是大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觉悟比普通书家高，以如此之高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觉悟，并不认为名人高价、大官高价的现象为非、为不公正、为不正常、为腐败，则文化修养、思想觉悟不高的我们，只能承认这一现象是公正的，是正常的，而不是腐败。名人高官，视金钱如粪土，作品卖高卖低，全不在心上，若无其事，何等淡定！我们却见钱眼开，紧盯不放，喋喋不休，心头大乱！就像两个和尚过河，甲背了一个少女，乙很不以为然，过了河，又走了好久，乙愤愤地指责甲竟背负了少女，甲对乙说：“我早已放下了，你却直到现在还没有放下。”又如白云大妈对小崔的批评：“你看你这个主持人怎么当的，两个嗝就把你给打蒙了，应变能力也太差了！”

几十年前，刘海粟先生海外办展，展品销售一空，得一百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数字，其震撼力远胜于今天的天文数字。并世的陆俨少、谢稚柳、钱松喦、李可染、黄胄以及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等，不过每平尺十五元上下。但它在书画界所引起的却是喜讯的兴奋，而绝不是羡慕忌妒恨的讨伐。艺苑风气、世道人心的不同，有如此者。

耶稣云：“恺撒事，恺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