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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墓——国艺术独有的一种创作形式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3临摹—— 国艺术独有的一种创作形式.md
徐建融
艺术的『创作』，通常被理解为艺术家个性的独创甚至原创，而重复、模仿前人的创作则被认为不是『创作』，至多被作为『学习』的一种方式。这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书画的『临摹』能不能被称做『创作』的认识，六七年前，我在《国画家》上写过一篇《重复与原创》的小文，谈到临摹是中国画史上所独有的一种创作方式；近读二0 一二年第十二期《书法》上郭列平先生的《『以临代创』与 『为创而创』》一文，颇有同感，觉得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再作申说。
这里所说的『临摹』，包括对临和背临，而有别于『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复制式的临摹，意在尽量『不走样』的『拷贝』、『克隆』。如唐人的摹王羲之名迹，宋人的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通常不被作为创作，所以仍挂在王羲之、张萱的名下。虽然没有原作可供比较，但大体可知，其尺幅与原作等大，其图像、文字的处理与原作相同，至于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一模一样，那是因为当时没有高科技的印刷术，以人工所为，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的缘故。这从不同摹本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可以得到证明。
而作为创作的临摹，则不仅尺幅的大小，包括图像、文字的处理，乃至笔法、章法，都可能与原作大相径庭，而更多地表现为临摹者也即创作者的风格个性。如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卷，便被挂在李公麟的名下，而不是挂在韦偃的名下。后世如董其昌、四王的临仿宋元山水，无不如此。王铎的书法创作，多有临摹阁帖者，但与阁帖中的原作相比较，尺幅的大小，文字的结体、笔法乃至布局章法，差异更为明显。近世以来，如吴昌硕等的临石鼓文，张大千的临孙位《高逸图》，也可作为『以临为创』的例证。
这种创作方式，在外国艺术史上似乎未曾有过，而在中国艺术史上，不仅书法、绘画，包括演艺中也比比皆是。『有井水处皆唱柳词』，这在今天是根本不能被允许的，原唱者一定会诉诸法律，告你剽窃、侵权，向你索要版权费。但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程砚秋的《锁麟囊》、俞振飞的《牡丹亭》，直到今天，京昆界仍不断地『照本宣科』，唱出了各家的特色，而且票房极好。这说明，临 摹——这一中国艺术所独有的创作形式，仅在京昆界还被认可，在其他各界，似乎都被否定了。
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临摹可以被作为一种创作的形式呢？这牵涉到一个国学的观念，就是 述而不作』、『见贤思齐』。
苏轼有云：『智者创物，能者述焉。』源于《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前无古人的创造，是大智大慧者的事，绝大多数的人，只是中人以下，所以只能照了前贤的创造成果即经典『亦步亦趋』地临摹。而即使如此，这样的临摹也不可能达到复制前贤的成果，至多只能做到八九不离十， 另外的二分便是临摹者个性的理解。自然，这个临摹的成果，便成了临摹者的创作或称创新。孔子所 说的『见贤思齐』，便是『述』，便是追述、模仿前贤的成果；而『不作』也即不是『见贤思避』、 『见贤思诋』，搞一个『自己的东西』。我们的理解，创作就是创新，就是独创，别人走过的路我不走，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说法很为我们所取，但根据鲁迅的意思，只有一个人从没有路的地方去走，是成不了路的，必须『走的人多了』才能成为路。试想，每一个人都不愿走别人走过的已成之路或未成之路，又何来『成了路』之可能呢？所以，苏轼在紧接上面二句之后又有一句：『非一人而成也。』
把临摹作为创作的一种形式，其好处是能保证创作者走在正宗大道上不致误入歧路，而前贤所披荆斩棘开创出来的正宗大道也得以拓宽延伸，保证文脉的渊源有自、延续不断，就像『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以保证家族血脉的不变种，香火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尽。其弊端则是可能扼杀创作者的个性，即使不扼杀个性，也不能保证其个性的创新是大跨度的。而我们，特别是进入现代文明的我们，更主张的是挣脱前贤、父母笼罩的大跨度的个性创新。所以，又有独创的强烈欲望。『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我又如何『出人头地』呢？从这一意义上，独创又毫无疑义地应该被作为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就像即使在京昆界，于魁智们在『临摹』前辈大师的 《失空斩》之时，也还有《赤壁》等的新编。
虽然，今天的书画学术界，也不再将临摹作为创作的一种形式，而最多仅仅被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但在书画的非学术界，例如小朋友的书法展览活动中，多有以临摹各种书法教材中的集字对联之类作为创作形式的，因此，这类出版物也越出越多。但我以为，第一，这样的临摹式创作，其所临写的对象范本缺少经典性；第二，其创作的动机也缺少纯粹性。所以，与王铎等的『以临为创』未可同日而语。
最后想谈谈对『创作』的认识。今天的书画界乃至整个艺术界、学术界，对此颇为热衷并视作神圣的大事业，它可以给创作者带来巨大的虚的乃至实的利益，而其含义，则是以创作、独创、创新 三位一体的，创作即独创，独创即创新，创新即成功，成功则应予以相应的利益。我不知道『创作』这一名词包括它的概念，是何时开始出现的，但至少，明代之前，好像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我们所认识的创作概念，例如，像王羲之、颜真卿等等，迄今传世并被我们认作经典的书法作品，都不是作为 『书法作品』『创作』出来的，而是为了书写一封信札，或者一篇碑文。
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之)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谓一个人有美好的志向观点，用简朴的文字表达出来，不如用精美的文辞表达出来影响更大。而在没有印刷术的古代，我们可以补充说：『文之无书，行之亦不远。』一篇能达意的美文，用一般的书法书写出来，亦不如用精美的书法书写出来影响更大。于是有了独立的文学，有了独立的书法。此际，书法已不再仅仅是配合美文的书写形式，更成了表现自身笔法、结字、章法之美的书法艺术。尽管它所书写的是诗文，包括自己的诗文和别人的诗文，但所『创作』的却不是诗文，而是笔法、结字、章法。这样的『创作』，可以是独创，也可以是临摹。而区别于复制的临摹，创作的临摹一定与所临写的原作经典有相当的出入，包括尺幅，也包括笔法、结字和章法。所以，复制的临摹，所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决不是临摹者，而是原作者，而创作的临摹，所完成的作品，其作者一定是临摹者，而不是原作者。
郭列平先生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格外深思：『如果某位书法家用此方式(即「以临为创」) 去参赛，或以此作为礼品赠人，在现在几乎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如山东张法舜曾因为在《四届新人展》中以王铎横幅改竖幅获奖而受到部分人的猛烈批评，因为现在人们对作品的概念，应是具备文字内容与书法个性的结合体，而不是貌似简单临摹之作。』 确乎如此。今人对于创作的概念，是与『创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即创新，创新才是创作，所关注的不在优还是劣、好还是坏，而是新还是旧。因此，不仅临摹(不是学习方式和复制方式的临摹，而是创作方式的临摹)不再被认作是创作，甚至连独创也被认为不是创作而不过是重复自己，只有原创，也即不仅是别人所没有过的，而且是之前的自己也不曾有过的新东西才是创新，所以也才是创作。所谓『不断地否定传统，不断地否定自己』，其代表人物，即当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杜尚，当他第一次把小便池搬到展厅并命名为《泉》颠覆古人之后，第二次不仅不会把小便池再搬进去重复自己，也不会把大便池搬进去突破、超越、提高自己，而是给《蒙娜丽莎》的印刷品加小胡子以颠覆从前的自己；而第三次，同样不会再给《蒙娜丽莎》的印刷品加小胡子以重复自己，也不会 给《蒙娜丽莎》的印刷品加大胡子以突破、超越、提高自己，而是又弄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这使我想到，艺术是精神食粮，其创新观如是，则物质食粮的创新观也若如是，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每一个做家长的，想必都关爱自己的孩子，问他：『你想吃什么东西呢？』必答曰：『想吃没有吃过的东西。』别人吃过的东西我不要吃，昨天的我吃过的东西今天的我也不要吃，则人生三万六千日，世界上自有人类以来其数以千亿计，没有人吃过的东西，而且要次次不同，虽以天下之大，造物之无尽藏，以食为天的人类，只能是没有东西可吃。行文至此，又觉得前文所说临摹(西方人以面包为主食，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其实也是『临摹』)是中国艺术独有的一种创作方式而为西方所无，其实并不妥当。尤其在演艺创作中，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中，《卡门》、《英雄交响曲》、《天鹅湖》等等，也还是有临摹的。只是造型艺术中几乎没有以临为创而已。
所以，撇开西方艺术不论，专论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认为既需要『随时代』的既不重复前贤，也不重复自己的『原创』也需要『重个性』而不断重复以提高自己的『独创』，同时也不能废弃『述经典』 而重复前贤的『临摹』。这三种创作方式，都可以做得好，也可以做得不好，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创作出来的成果是优还是劣。专以『临摹』的创作方式而论，如王铎的以临为创，虽为『临摹』，似乎是重复前贤，其实，其中也有个性的『独创』，也有『随时代(明末清初)的『原创』，而决不是阁帖的复制。这与燕瘦环肥，乃至西子病心皆可以为美，而瘦、肥、病心并不就是美是一样的道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