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earance
富贵花和君子花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2富贵花和君子花.md
徐建融
在中国花卉画史上，向来有富贵花和君子花之分。富贵花多用重彩表现之，且强调绘画性，多出于职业画家之手，而以牡丹花为代表，但又不限于牡丹，如五代宋初时“黄家富贵”的花卉，牡丹、海棠、芍药、杜鹃、荷花、菊花等等，凡是被莳植于宫廷禁苑中的名葩奇卉，只要是用五彩缤纷去加以描绘的，都属于富贵花之列。君子花多用水墨表现之，且弱化绘画性，强化书法性，乃至画法全是书法，书法即是画法，多出于诗人书家之手，而专指梅，兰，竹，菊为“四君子”。它们或独秀于霜雪苦寒，或孤芳于空谷无人，其它一切热闹场中的花卉，即使出之以书法水墨，也不能跻身于君子花之列。四君子中，梅、兰、菊都有花，独竹子无花只有叶，当然，竹子也有开花的，穗形，无色香可称，但画中多不表现之，而仅表现它的枝，干、节、叶，原因不知何在？或许是因为竹子一旦开花，便会导致整片竹林的死亡？准确地说，开花是竹子死亡之先兆。花卉画重在表现物象的生机，而不是死兆，所以唯一没有花的花卉画便是竹。
富贵花，实为世俗花，它的色彩艳丽，不仅体认了贵族的现实审美趣味，其实也是所有世俗之人的理想审美趣味，为大多数的各阶层的人所喜爱，因为，再清贫的人，他的追求也一定是富且贵。而君子花，实为清贫花，它代表了君子高雅的现实兼理想审美趣味，为极少数精英阶层的人所爱。富贵于我如浮云，君子避俗如避仇，据说，这样的理想来自孔子，而大行于明清的文人阶层。四君子画的盛行，也正在此际，其影响则一直及于今天。
在明清的文人，富贵与俗，一而为二，二而为一，富贵即俗，俗即富贵，清贫与雅亦然，清贫即雅，雅即清贫，富贵是可耻的，贫贱是光荣的，所以，可以以贫骄人，却不可以富骄人。就 像“四人帮”时一样，富裕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富裕， 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贫穷，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 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越贫穷越光荣，越富裕越可耻。宁可坐在自行车后放声大笑，纵声高唱“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富裕中的人民”，不愿坐在宝马车内低调声明绝不称霸世界。
但是，唐宋的士人却并不如此，包括文同，苏轼，扬无咎，赵孟坚等，既能欣赏甚至创作清贫的君子花，但同时也欣赏并高度评价职业画工的富贵花。南宋的李石题黄筌《牡丹花下猫》 有云“红英艳云霞，绿叶足风雨。牡丹花未开，生意妙谁主。丹青强摸索，闭目想未睹。天巧非人工，神凝志良苦。……黄生与我意，盘礴一转语。我老花无情，铅粉付儿女。”陆游于西蜀朝明院观黄筌画壁几二十堵，为其“多已坏矣”而惋惜“名画萧条半在亡”、“万金奇迹弃颓墙”。董通评徐熙的五彩牡丹，认为“若叶有向背，花有低昂，氤氲相成，发为余润，而花光艳逸，晔晔灼灼，使人目识眩耀，以此仅若生意可也。”苏轼更一而再，再而三地赞赏赵昌的花卉“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何须夸落墨，独赏江南工”、“赵昌花传神”。朱翌评赵昌花“牡丹荼蘼送春归，南风亦复吹戎葵”、“妙处天授非人为”、“秀野前后花成帷”。范成大则赞赵昌画花“彩笔不可写，滴露匀朝霞”，等等。在宋代士人的诗文集中，俯拾皆是。相比于明清时如徐渭“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对于富贵花“格不相入”的拒斥、仇视，不啻霄壤之别。
那么，孔子对于富贵和贫贱又持何种态度呢？他是否真的也拒斥、鄙视富贵呢？《论语》中，我们分明看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贱当然可以是好的，但它有一个前提，无谄而乐，无谄就是不阿谀权贵，乐就是安贫乐道，如果怨天尤人，便不可取了。富贵也可以是好的，但同样有前提，无骄而好礼，如果作威作福便不好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欲富贵而恶贫贱，是人的正常本性, 但不能没有原则地取得富贵，也不能没有原则地坚守贫贱。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只要不违背原则，就是做市场的守门卒我也干，如求它不到，还是干我自己喜欢之事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绝不是所有的富贵都如浮云，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的富贵，我看来才好似浮云；那么，用正当的手段呢？当然决不放弃富贵。“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身处盛世，政治清明，如果我还是贫贱，那是可耻的；身处乱世，政治黑暗，如果我取得了富贵，那也是可耻的。如此等等，在《论语》中不一而足，可见孔子所安贫而乐的道，绝不是贫贱本身，而是追求富贵，由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带动大多数人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富贵并不可耻，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富贵才可耻，而清平盛世，富贵则是光荣的，贫贱也并不光荣，只有天下无道之时贫贱才光荣，清平盛世，贫贱恰恰是可耻的。这与邓小平所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从一部分人到全民共同逐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正是一样的思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宁可贫穷，而决不为了富裕而抛开社会主义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决不是贫穷，坚持社会主义更不等于坚持贫穷。我们可以以坚持正义而自豪，并追求富贵，而绝不可以以坚持贫穷来骄人，并蔑视富贵。
明乎此，也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唐宋的士人圈内，既赏识并创作君子花，又赏识富贵花，因为富贵花，正是代表了从高层到底层的共同理想，也是他们“达则兼济天下”、“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而君子花则是代表了他们“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
而显然，明清文人对于富贵花的拒斥，对于君子花的标举，则是基于对圣贤思想断章取义的曲解，并出于自命清高的扭曲心理，一如“四人帮”的曲解马克思主义以售其奸。事实上，当时不少的文人，都十分热衷于功名富贵的追求，如徐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科举，明确表示是为了追求“白马银鞍”的富贵生活以“出人头地”，给原先看不起他的人看颜色。出于这种个人的目的，达不到富贵，当然由爱生恨，对富贵持强烈的抨击态度，而要用富贵的反面贫贱来藐视富贵，表明自己不同世俗的高雅。而达到了目的，如袁中郎、袁枚等，又发现官场并不是可以个人纵情享乐的场所，它需要你为天下作出公仆的牺牲，还有许多路线上的纠结，所以又干脆辞官而去，过自由的性灵生活，一边美女美酒美食美景，一边又标榜清贫为高。但是，尽管明清文人鄙夷富贵，标榜贫贱，但广大人民群众，毕竟还是向往富贵，富裕的生活，因此，礼失而求诸野，在各种民间美术中，冒被高雅的文人斥为“俗气”的大不韪，各种富贵花的题材仍屡见不鲜。即使如扬州八怪，试图以梅兰竹菊去改变以盐商为代表的世俗阶层的审美好尚，亦没有能取得成功。到了晚清，反倒是文人们不得不走进世俗，迎合世俗，于是，在吴昌硕等的笔下，便出现了兼取富贵与君子的花卉画创作，所谓“富贵神仙品，居然在一家”，我们称作“雅俗共赏”。 但这，既不是唐宋士人对高贵，贫贱的理解，也不是明清文人对高贵、贫贱的理解，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对高贵、贫贱的理解了。
回到君子花的问题上来，它大体上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从唐宋直到元代画史上，有“三友”之说，专指松，竹，梅，重在表现它们岁寒不凋的精神，吴镇在“三友”外加上兰花，名“四友图”。明万历间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称“四君”， 后即以“四君子”名之而不移。清王概编《芥子园画传》第三集，为梅，兰，竹，菊，从此以后，“四君子”画便风靡画坛，不仅名家热衷于描绘，普通的爱好者 也热衷于描绘，几乎成了中国画中最精英、同时又最普及 的一个画种。
但问题之一，讫止“芥子园”之 前，画史上以墨竹，墨梅，墨兰专擅或主打的多有名家，如文同、扬无咎、赵孟坚、李仲宾、柯九思、顾安、王冕、文徵明；之后，又有石涛、郑燮、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等。唯独墨菊，不要说专擅，连主打的也找不出一位名家。近世邓怀农先生专以墨菊为当时所称，但水平实为一般。在中国绘画史上，自古到今，徐熙的《雪竹图》，文同的《墨竹图》，扬无咎的《四梅花图》，赵孟坚的《墨兰图》，郑思肖的《墨兰图》，赵孟頫的《墨竹图》，李仲宾的《墨竹图》，柯九思的《墨竹图》，顾安的《墨竹图》，王冕的《墨梅图》，夏仲昭的《墨竹图》，陈宪章的《墨梅图》以及文徵明的墨兰，石涛的墨竹、墨兰、墨梅，金农的墨竹、墨梅、 墨兰，汪士慎的墨梅，李方膺的墨梅、墨兰，李复堂的墨兰， 郑燮的墨竹、墨兰，直到近世唐云的墨竹、墨兰，都是显赫的名作，而墨菊图却没有一件堪称经典的名作，甚至连一般的名作也几乎没有。这其间原因何在呢？
其二，“四君子”画之所以风行，从笔墨形象上，是因为它们的简略便于起手入门（至于对笔墨的高要求是另一回事）；从内涵上，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了四位古人的高超人品，即兰与战国的屈原，竹与东晋的王子猷，菊与东晋的陶潜，梅与北宋的林和靖。这四种花卉，或不凋于霜雪苦寒，或孤芳于空谷寂寞，屈原的颠沛于楚邦危亡而九死不悔，王子猷活跃于礼教崩坏的魏晋风流，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赋归去来，林和靖虽处清平盛世却隐于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其品操正相吻合。所以画竹、画兰、画梅、画菊即画人，画的是植物，表彰的却是人品，包括操守和气节。但屈、陶、林三家的气节操守自无可怀疑，王子猷只是身处乱世而已，除了“不可一日无此君”，实无操守之可言。《中兴书》称其“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也即心志卑劣，却常常装腔作势。这在《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如他与弟弟王献之同诣谢公，“子猷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谢公评曰“小者最胜”，因为“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恒冲引子猷为骑兵参谋，常“蓬首散带”，对府事一问三不知。一曰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盛情相待，竟不理不睬。如此等等，与竹的品节相去甚远。所以，宋人论及竹，除东坡有云“不可居无竹”之句与子猷相关，大多不以子猷作联类比对。真德秀《跋陈慧父竹坡诗稿》干脆直言：“昔王子猷居必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见谓污浊，然则子猷固爱此君，政恐此君不爱子猷耳。”则明清的文人为什么要把王子猷作为君子的典范之一而与屈、陶、林相提并论呢？
其三，北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明确把荷花比作花中之“君子者也”，而以牡丹为“富贵者”，菊花为“隐逸者”， 并极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香远益清”的品格，则为什么历来的花卉画，不把荷花作为君子花来描绘呢？更何况，撇开重彩的荷花图不论，单以水墨写意者而论，从明清至今，画荷的名家，名作，远胜于画菊，如徐渭、八大、石涛、李复堂、李方膺、吴昌硕、张大千、潘天寿、唐云等等，都有许多精妙的墨荷图传世。
先来回答问题三。因为，如前所述，四君子是作为远离世俗而生活在苦寒，空谷中的高人形象而出现在花卉画中的，而荷花则开放于6月热闹场中，生长于世俗的“淤泥”之中而不染，其联类比附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更是理学先生，主入世而格物致知，而不主离世绝俗的所谓高雅。显然，这不符合明清文人们，包括唐宋士人们对于三友、四君子的理解。士人们注重松、梅、 竹、兰的凌寒不凋，荷花并不凌寒而映曰于热闹；文人们注重梅、兰、竹、菊与世俗相对立的清高，荷花并不与世俗相对立，而是出身扎根于淤泥。自然，荷花就不能进入到四君子的范畴之中去了。
再加上，发展到明清，四君子主要是文人画家的专擅或主打，而文人画家有一个特点，擅长诗文、书法，却缺乏造型的能力。梅、兰、竹、菊的形象比较简单，对于造型的要求相对较低， 而且很容易就被改造为个字、介字、分字、女字、凤眼等等的程式符号，以便于书法性的抒写，而荷花的形象比较繁复，对于造型的要求较高。所以，拙于造型的文人画家们相对难以介入。审美内涵上的不合，加上表现形式上的难度，自然更使荷花难以进入文人四君子画的范畴。而这一点，也可以解释问题一，为什么历代画菊的名家名作要远少于画梅、兰、竹的？因为菊花的形象，对于造型的要求又比梅、兰、竹要来得高。
以墨菊和墨荷相比较，二者虽然都有相对较高的造型要求， 但一旦突破了这一要求，在笔墨的表现方面，菊花容易沦于琐碎，而荷花则以其点、线、面的强烈对比，可以使笔墨获得更淋漓尽致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菊花进入了四君子，荷花没有进入四君子，而墨荷的名家、名作要远胜于墨菊的名家、名作的原因所在了。
最后回答问题二。唐宋士人志于道而天下为公，他们以隐的态度看待四君子及其相比附的人物之人品，隐的做法和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打落牙往肚中咽，藏起来“穷则独善其身”，高雅是不张扬的，决不是自鸣的，自鸣的高雅实际上正是最大的低俗。所以，他们便对王子猷持冷淡的态度。而明清文人以个人为中心而重灵性，他们以性灵的态度看待“四君子”及其相比附的人物之人品，性灵的做法和目的，包括以超尘脱俗，离世绝俗为旗帜的“隐”，其做法和目的都是为了给人看，打落牙齿攥在手心里给人看，不给人看怎么能让别人知道我的清贫高雅呢？所以需要装腔作势的自命清高。所以，他们对于王子猷持偏爱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包括士人对于贫的态度，是安贫乐道，人不知而不愠，而文人对于贫的态度，是以贫骄人，折腾到人人皆知其可怜，同样也是如此。
还有对于仕和隐以及“以人为本”的态度，也可从对待富贵花和君子花的态度中看出士人，文人之异。
士人之仕，是为了“兼济天下”，使天下共同富裕，而把我个人的富裕放在天下人的富裕之后，是谓“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人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兼济天下”作准备。文人之仕，是为了“出人头地”的“白马银鞍”， 以富骄人，藐视卑贱，使个人过上优裕的生活，而“家国不与焉”， 是谓“先天下之乐而乐"。文人之隐，是为了无拘无束，倜傥风流， 纵性任情，藐视权贵，以贫骄人，表明自己的清高，而“家国不与焉”，是谓“后天下之忧而忧”。
以人为本的思想源于儒学的“仁”，仁者爱人，但所爱的首先是别人，“我”这一面的对立面的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对政府官员讲的，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政府官员就是要做人民的公仆，为老百姓着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首位。先有政府为百姓，才有百姓为政府，每一个老百姓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则整个社会上的人包括作为政府官员的“我”也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所谓“小河有水大河满”是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而害仁”，这是对个人、对老百姓讲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社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作为个人、老百姓，就是要为国家、社会、集体着想，把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社会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只要国家、社会富裕了，则作为个人的老百姓也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是也。用范仲淹的讲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官的要为老百姓着想，当老百姓的要为政府着想，人人都为别人着想，为对方着想，社会才能和谐。文人则反之，基于个人中心，他不作换位思考，而永远只做本位思考，当了官，视老百姓为刁民，对上司则阿谀之；当不了官，又视官员为权贵而藐视之，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怨天尤人。以天下为忧乐，以对方为本，则对富贵花，君子花兼而赏之；以己悲，以物喜，以“我”为本，则拒斥富贵花，独标君子花，而且是只以霜雪空谷中的梅兰竹菊为君子，决不承认热闹于淤泥中的荷花为君子。而一旦以拒斥富贵花为前提，则所独标的君子花，实在是远离了真正的君子风范，它似乎很清高、高雅，但实质很寒酸、颓废，可怜又可厌，甚至有点可恨。所以，我更喜欢用“高华”两字，作为富贵花和君子花可以共用的高标准，而不是以“华贵”作为富贵花专用的高标准，以“高雅”作为君子花专用的高标准。
清高、孤冷、仇富、藐贵、拒人，最是为人立身处世的大病，是泯灭了人性，扭曲了人格的变态，当然它有它的好处。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当然它也有它的弊端。富而且贵，是人性的共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和目标。拒斥富贵，是违背人性的。但人不只有人性，更有人格，人格就有一个正义的原则，违背正义原则的富贵，我们不能接受而宁可清贫。但为了正义而坚守清贫，决不意味着拒斥正义的富贵，也决不意味着坚守清贫本身。几十年来，我对大学生的第一堂课，总是向他们讲清进入大学深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做学问。这不错。但什么是学问？就是耐得清贫，追求清贫。这就有问题了。我明确表示，学问就是吃饭，江总书记，朱总理他们做的是大学问，是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我们要做好小学问，就是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十三亿中国人，是由每一个“自己”构成的，当我们每一个“自己”都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做好了小学问，则十三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大学问也就解决了。特别在今天政治清明的盛世，我们在做着清贫的学问，申请国家的资助，给国家增添负担，给大学问增添麻烦，则正如孔子所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明清以来，对富贵花和君子花的偏见，近世以来，西方现代主义颓废艺术思潮的冲击，这种以清贫为艺术、为学问的认识，害处实在是非常大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喻以义，则追求富贵而不淫，恪守贫贱而不移;喻以利，则富贵者骄，贫贱者更骄，并不是说富贵才是利，贫贱也是利。同样，在君子，并不是说贫贱才是义，富贵也是义。毛泽东《咏梅》词有云：“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才是君子花应有的真正品格。倘若自命清高，以君子自恃而蔑视世俗，鄙夷群芳，便成了伪君子，真小人了。一言以蔽之，坚守正义的清贫，所坚守的是正义而决不是清贫，拒斥不义的富贵， 所拒斥的是不义而不是富贵。追求清贫，决不等同于追求正义， 而追求富贵，也决不等同于追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