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墨葡萄图》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1读《墨葡萄图》.md

---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的《墨葡萄图》，以强烈冲动的激情趋动笔墨的恣肆汪洋，惊世骇俗、淋漓尽数地开创了中国画史上“水墨大写意”画派的异军突起，其里程碑式的意义，论者每类比为西方的凡·高，属于表现主义的杰作，并从此成为中国画的最高形式，为后世的诸多大家所追踪、发扬。画品即人品，当我们毫无异议地高度评价其艺术上高标的同时，也必然高度评价其人格上的高标，尤其是这首题画诗中所表现的情感结合他一生的遭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反抗社会黑暗”的优美精神，包括蔑视权贵、愤世嫉俗、恃才傲物等等，也一并成为我们学习、发扬的榜样。

对于这幅作品在艺术上的贡献，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我完全持赞同的态度；对于他在做人处世上的示范，人们同样说了千言万语，我却不敢苟同。根本的原因，在于画品与人品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表现在有如何优美的画品必然有如何优美的人品，而是表现在有什么风格的画品必然有什么风格的人品。优美与否，是一种好坏的评价；但风格如何，却不关好坏。所以，从优美与否肯定了一个人的画品，并不意味着必然从优美与否有定他的人品。对徐渭如此，对李白、蔡京、赵佶、赵孟頫、王铎等等同样如此。

“半生”，通常为50岁前后，证明此画作于徐渭入狱期间或之后。他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满怀怨愤，而这个时期确实也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但我们且不论对于社会的不公乃至黑暗，是否应该赞扬并发扬用极端的方式、行为去反抗，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反抗的动机即出发点。一种动机是这个社会对天下苍生不好，所以反抗之，抨击之，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使这个社会对天下苍生更好；一种动机则是这个社会对我不好，所以反抗之，抨击之，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使这个社会对我更好。要说晚明这个社会，不仅在徐渭50岁之后，即综其一生，都是黑暗的，不好的。但他的人生大约分为三阶段：一、入胡宗宪幕府之前即37岁前；二，入胡宗宪幕府期间至自杀、杀妻、入狱之前；三、自杀、杀妻，入狱及出狱之后。

在第一阶段，他尽管对社会也有不满，但并不持强烈反抗的态度，而是致力于走科举的道路，并不惜阿谀权贵，以冀进入这个黑暗的社会。如他20岁时科考失利，便卑怜地给浙江学政提学副使张某上书，乞求开恩，极尽阿谀之能事。

第二阶段，他春风得意，把这个社会看得好得不得了，对严嵩所把持的社会满意得不得了，把权贵视作兄弟、知遇。即严嵩父子、胡宗宪失势之后，仍致力于巴结礼部尚书李春芳，希望继续自己在黑暗社会中的春风得意。

第三阶段，从失宠于李春芳，翻脸成仇之后，自杀、杀妻、入狱、出狱，希望破灭，才真正对社会持强烈反抗的态度，对权贵持极端蔑视的态度。

所以说，“反抗社会黑暗”、“蔑视权贵”等等优美精神，仅仅是徐渭50岁前后才开始有的，在与李春芳闹翻之前，却并不如此，尽管之前的社会比此后的社会更黑暗，之前的权贵比此后的权贵更值得“蔑视”。终其一生的优美精神，只有“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两条。而这两条，在我看来，绝不是优美精神，而是一种心理疾病，今天医学科学认为叫“反社会人格障碍”，“自大症”等等导致的不良品行，包括由此生发出来的“反抗社会”、“蔑视权贵”同样是一种心理的疾病，不良的品行。即使“反抗社会”碰上了反抗的是社会的黑暗，“蔑视权贵”碰上了蔑视的是权贵中的贪官，还是如此。

作为“蔑视权贵”的具体例证有四人。一个是李春芳，一开始他是努力巴结的，与他之前对权贵的态度一以贯之，1564年受到邀请时大有“万里风云不可辞的得意，但不久恃才傲物触怒李，靠朋友翰林编撰诸大绶说项才了结纠葛返乡。第二个是张元汴，张得知出狱后的徐渭贫病交加，使请他到家中安享晚年，而徐的自骄自大，使张大为不满，向他解释官场上往来处世的礼仪，徐便勃然大怒，翻脸出走，由沈襄出面调解后返乡。究竟因什么事触怒李和张，不得而知。但从他在胡宗宪幕府中，召开军机大会，四处寻他不见，喝得酩酊大醉到场又放言无忌的喜实，大致类此。地方的督府再怎样森严，有独大的胡的庇护，当然不成问题，但在京城，又怎么行得通呢？以此来蔑视自己所曾巴结过的而且有一个是救命恩人的权贵，我们很难把它与反对贪官的优美精神联系起来。第三个是山阴的刘县令，在他晚年时曾官服去拜访他，绝非贪官，而是礼贤下士的好官，却为所拒，当刘便服往访，徐便热情接待并与之成了朋友。第四个就是徐阶，当然称不上好官，但徐渭蔑视他，决不是因为他不是好官，而是因为他扳倒了严嵩一党，使自己失去了出人头地、白马银鞍的前途。相反，对真正奸佞的权贵如严嵩，他不仅不蔑视，反而认为他是“施泽积德”的“一代伟人”。而当时。尽管严权势熏天，天下有识之士皆视之为奸佞。但因严的路线有利于徐个人的利益，他便不持蔑视的态度反而持阿谀的态度了。可见，对每一个具体的权贵，持蔑视还是阿谀的态度，徐并不是以他是否奸佞为标准，而是以他是否宠幸我为标准的。

同样，对于社会的反抗，他也不是以这个社会是否黑暗，而是以是否有利于我个人利益为标准的，有利于我，就是光明的社会，不利于我，就是黑暗的社会，所以，严嵩时代的社会尽管比他创作《墨葡萄图》时还要黑暗，他却认为是“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的国秦民安的社会；而扳倒了严嵩的时代，比之前至少要好一点，但自己随之从青云跌落，他便视作是天昏地暗的“氛何来”的黑暗社会。

以自我为价值观，必然与社会常常发生对立。所谓恃才傲物，愤世嫉俗，反抗社会，蔑视权贵是其极端的表现，它与天下为公意义上的反抗社会黑暗，抨击贪官污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二者有时在表象上十分相似。

恃才就是认为我的本领最大，是“明珠”，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明珠”。所谓“笔底明珠”、“独立书斋”，可见其自大。而天下人不仅都不及我，而且都不识才，所以“无处卖”而“闲抛闲掷野藤中”。现今50岁了，成了老“翁”，“落魄”如此，所以要“啸”，要抨击社会、蔑视权贵。不过，如果得意了呢？还是要“傲物”，但不是傲视权贵，而是傲视卑贱。民间传说中徐渭捉弄老实巴交的农民、伙计的轶事固不足论，文献记载他幕府时得意忘形，“仗势以酬不快”，甚至对占小便宜的士兵、偷情的尼姑也小题大做，竟致剥夺了他们的生命，使“一军股栗”，可见其可怕。我们不能不指出其心理的疾病，早已埋下病灶，后来的发疯自杀、杀人是必然的结果。其“因”，皆在这个被我们认为是“优美”的精神。所谓“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就像心脏病病发时的西施风华绝代，我们不能不高度评价其艺术的风华，但决不能认为心脏病是一种健康的心理。

类似的品行，也与天才横溢的李白相似。“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自恃才高如此。有了这个本钱，就自认为可以与社会较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蔑视权贵的豪言壮语，为我们奉为精神优美的学习榜样。为什么蔑视权贵？不是因为这个权贵是贪官，祸害了天下苍生，而是因为它“使我不得开心颜”。但在宫廷失意之前，他对权贵也是持阿谀的态度。那封《上韩荆州书》，对权贵极尽巴结之能事，目的何在呢？就是希望权贵赏识我，让我做个官，使我“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所以，后来应召上京时，何等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莱人”！一点没有蔑视权贵的意思，而明显是以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权贵阶层为荣耀。到了京中，“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不仅没有蔑视权贵的意思，反而是在蔑视卑贱了。所以，凡是恃才傲物者，蔑视权贵的话发得最狠，阿谀权贵的话也一定说得最肉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恰好宋代的苏辙也有一篇《上韩太尉书》，其中说道，“我的见识有限，本领太小，所以希望拜见您，得到您的教诲，使我有所长进，而不是要您给我官做。”自认为本领太小，不是“明珠”，就不会怨恨社会，我得不到的好处，是应该的，我得到的好处，是不应该的，从天下苍生的立场感恩地去改革社会的不公，抨击社会的黑暗，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心理，优美精神。而自认为本领很大，是“明珠”，必然怨恨社会，我得到的好处，是应该的，得不到的好处的，是不应该的。从个人利益的立场感愤地去抨击社会，即使抨击到了社会的黑暗，也决非健康的心理、优美的精神。这样的品行，作为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美的精神，实质上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心理疾病，撇开社会的外因不论，专论内因，不外乎三，一是先天的遗传，二是早年的心灵创伤，三是成年后没有适当调理反而变本加厉。在徐渭，除第一点无法证明，第二、三点是非常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我们同情那些苦恼着的人，但满足他的欲望是永远不会解除他的痛苦的，因为他一定会有更高的欲望，褒扬他的品行也只能助长他的折腾并加剧他的痛苦。解决他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治疗他抱怨的心理。

认为自己本领大，是自大，自大的另一面是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本领小，不是自卑，而是自谦，自谦的实质是自信。这两种不同的心理，便导致两种处事的不同方式。健康的心理，即个体和谐的心理，导致家庭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病态的心理，即个体不和谐的心理，导致家庭的不和谐，个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即使针对不公的，甚至黑暗的社会，一者是用关爱去抨击、完善之，一者是用愤嫉去抨击、颠覆之。

过去听启功先生谈过对陈寅恪学术和品行的评价，颇受启发。后来读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说得更为明确。任先生认为，陈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常卓著，理应给予高度评价，但他怨愤牢骚的心理不健康，不值得仿效，这样的人物，只可有一，不可太多。陈先生学生的学生对任先生的这一评语非常不满，撰文反驳，说是“陈先生这样成就的人永远是不可能太多的”。我想，任先生的意思决不是指陈的学术成就，正是指他的品行。我们希望陈先生这样成就的人越多越好，尽管不可能太多；而决不希望陈先生这样心理品行的人越多越好，但事实上，今天的社会，这样心理品行的人正越来越多。

任继愈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不健康心理，说明“他的历史没有学透”。其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如何学透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医学科学所要攻克的心理健康课题。当然，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作为心理诊疗的手段，也是没有疑问的。所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但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人类永远不肯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教训，甚至误读历史，把历史的教训美化为历史的经验来学习、仿效。

上世纪前半叶，有一个德国科学家斯塔克，在多普勒效应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但因为他效忠纳粹政权，所以，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干脆把他抹去了。这有些像清代傅山对赵孟頫的评价，因人废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因艺誉人，以赵孟頫在书画上的杰出贡献，评价他出仕元朝的品行不仅不是大节有亏，而且是促进了民族的团结，这也是讲不通的。同样，我们高度评价徐渭在艺术上的创造性贡献，但如果认为他的心理品行不仅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优美的精神，值得我们效仿学习，那成什么话？

无疑，对于古人、前贤，李白、徐渭也好，陈寅恪也好，我们要尊重历史，要宽容。但这与把他们的心理品行看作值得现实中的我们发扬光大的优美精神性质完全不同。而指出这种心理品行不仅不是优美的精神，更是一种有害的疾病，也决不是从道德上谴责古人、前贤的历史评价，而是把他们从我们品行学习的榜样中排除出去的现实评价。今天，社会的竟争节奏加剧，各种矛盾加重了许多人的心理压力，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为全社会所广泛认同。书画艺术家中，持恃才傲物、愤世嫉俗（它的另一面是媚世骇俗）、蔑视权贵（它的另一面是阿谀权贵）、反抗社会态度的人也非常多，而他们的榜样便是徐渭等古代的优秀艺术家。你要否定我的心理品行，就是在否定徐渭的心理品行，否定徐渭的艺术；你承认徐渭的艺术，就必须承认徐渭的心理品行，承认我的心理品行。这不正是典型的东施效颦之论吗？

徐渭所阿谀的和所蔑视的权贵，有贪官污吏，也有不是贪官污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之所以阿谀之，并不是因为对象是贪官污吏，而是寄希望于对象提携自己实现出人头地的价值；他之所以蔑视之，也不是因为对象是贪官污吏，而是因为对象妨碍了他实现自我价值。所以，正如对于他的蔑视权贵，我们不要想得太好，认为这是士人不畏权贵，世人反对贪官污吏的品行；对于他的阿谀权贵，我们也不要想得太坏，认为这是佞人奉迎权贵，奸人追随贪官污吏的品行。根本上，他的价值判断依据不是为公，而是为己。所谓“独立书斋啸晚风”，一个“独”字，极好地点明了他的立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永远是孤独的，它与士人以天下为中心的孤独感貌合神离。徐的孤独，哥哥，儿子，更遑论其他人，相处时总是责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对不起我”，“以己悲，以物喜”。士人的孤独，总是责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黄庭坚曾论“诗之旨”不应是“怨愤怒骂”。怨愤的原因是不满，不满什么呢？当然不是自己的水平，而是社会对自己的待遇。所以老是生气，忧戚戚的孤独，而决不是如屈原、苏轼等坦荡荡的孤独。据《新民晚报》2010年7月9日，一项调查显示72%的职场人员表示自己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敌对情绪，讨厌同事和上司。“好的情绪会激励自己感染别人，坏的情绪会伤害自己影响别人。不顾大局地发泄自己的故对情绪，必将成为办公室里最不受欢迎的人”。所以，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上班别生气”。

吴冠中曾说，在民族精神的振兴方面，“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同样，一百个徐渭也不如一个顾炎武。这不是否定徐渭的艺术成就和贡献，而是指他病态的心理和品行。就像吕布的品行极差，但我们并不否定他的武功盖世。

没有“人品高尚，精神优美”的郭熙、张择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艺术家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有“人品高尚，精神优美”的徐渭，得的是胆囊炎，结出来的是牛黄，这就是“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毫无疑问，牛黄的价值更准确地说是价格大大地超过牛奶，但是，一，作为精神食粮，牛奶是社会的普遍需要，而作为精神药物，牛黄只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再好的良药，我们不能把它当饭吃；二，对于牛，吃得进草是快乐，是身心健康，所以值得广大的牛仿效，而得了胆囊炎是痛苦，是疾病，决不是广大的牛学习的榜样。我们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徐渭艺术和牛黄的价值，但不能认为涂的品行和胆囊炎是身心健康的标志而大加夸耀，争相学习。

这就好比唐骏，他确实是有能力的，为新兴产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学历是假的，伪造学历尤其是炫耀假学历是一个不诚信的坏品行。这种真能力、假学历，相比于许多没能力、真学历的人，从诚信的一面，我们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而从贡献的一面，我们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事业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能力，但基础却是要有一个施展的平台，而平台的获得则取决于学历。所以，在有能力、无学历者无法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以贡献社会的情况下，如董存瑞的虚报年龄入伍，“不诚信”尚情有可原，有时甚至可以作为美德来宣扬，但在今天这个倡导诚信的社会，则是很不可取了。尽管相比于用假能力来忽悠社会，用假学历忽悠社会或许在具体的某一事业上功大于过。

即使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也都有一段或几段不光彩的一面，但把不光彩当作光彩来炫耀，如我们把徐渭的精神疾病当作精神优美，唐骏把自己的假学历当作资本，来大肆宣传，引导人们也来“复制”，这是不可取的。一言以蔽之，唐骏的公司是成功的，但他的成功所借以实现的不诚信不可复制，徐渭的艺术是成功的，但这成功所借以实现的心理品行不可复制。或者换一句话说，唐骏、徐渭们的成功是很难“复制”的，尽管他们的品行很容易“复制”。对于大多数人，试图“复制”他们的成功，结果往往只是“复制”了他们的品行。这是绝对有害于和谐社会和诚信社会的。据说，“羡慕嫉妒恨”，是近年的一个流行语，其实，它是千古不少人的心路历程，包括这首题画诗也正是如此。羡慕他人的成功而嫉妒之，自贱落魄潦倒，更怨恨他人之有眼不识明珠。羡慕出于贪欲，羡慕别人的名、利、权；嫉妒出于自贱，我为什么没有他人的名、利，权；仇恨出于贱人，于是蔑视他人的名、利、权。贫欲是人的本性，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成为破坏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本的是，要把羡慕转化为安于现状心态下的努力奋进而不是转化为嫉妒，更不是转化为仇恨，这就需要变个人中心为天下为公。换言之，贪欲和惰性，人同此心。但君子用以为天下人谋利，小人用以为自己谋利；其间遇到挫折，君子责诸己而百折不挠，小人责诸人而怨天尤人。1999年上海博物馆国庆五十周年的读画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前传统急剧衰落，原因就是吴冠中的反传统，成了对吴的声讨会。我最后发言，同意他们对当前传统衰落的看法，但正如“四人帮”的时代社会主义没有搞好，不能怪美国搞资本主义，足球没有踢好不能怪王楠打乒乓，而要怪我们自己。过去还有些专家，在政协会议上批评政府，对文艺不重视，给的钱太少，又管得很严，所以搞不出精品。我个别对他们说，陆俨少先生的时代，给的钱更少，管得更严，为什么搞出了许多精品？我们今天的钱太多了，管得也太宽松了，搞不出精品，只能怪自己的无能。这就是责诸人与责诸己的区别。科学业已证明，天下为公者心胸宽广，个人中心者心理狭隘。而心理狭隘必然导致各种不良情绪乃至行为，自恃明珠、怀才不遇、叹老嗟微，愤世嫉俗等等，尽管这种情绪行为可能造就如牛黄般价值的艺术“明珠”，但鼓动牛去生胆结石决不符合动物保护主义的原则，鼓动人去生胆结石更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何况大多数得了胆结石的牛并结不出牛黄。

《墨葡萄图》是徐渭的“自画像”。古典艺术强调美，形象地展现了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现代艺术揭示丑，形象地展现了人类普遍抵制的现象，包括“闲抛闲掷”的自残品行，从而间接地体认应该追求的理想，这就是“审丑即审美”。如果因此而认为这样的品行本身就是美的，是我们应该普遍追求的精神理想，那就大谬不然了。比尔·盖茨对世人的忠告是：“世界原本就是不公平的，如果你陷入困境，千万不要抱怨别人，而要反省自己。”《墨葡萄图》则“独啸”，“为什么世界如此不公平？我陷入如此落魄，全是你们害的！我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