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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气与社会和谐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1艺术风气与社会和谐.md
徐建融
和谐社会的建设，归根到底，落实到每一个人是和谐心理的涵养。人既是社会的人，又是自私的动物，因此，如何处理社会与个人、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所谓“善恶常交战”是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问题。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精灵，心理和谐也就是心理健康，则精灵变为天使；心理畸变也就成了心理疾病，则精灵变为心魔。而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对于心理的涵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艺术风气与社会和谐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艺术如何涵养人的心理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作为精神食粮的艺术大体上有两大作风。第一种为现实主义的作风，如米饭，供所有人平常食用的，其基本的营养成分都是一样的，即淀粉，滋养人的肌理和心理健康。第二种为表现主义的或娱乐主义的作风，如药物、可乐，是供病人或常人偶尔食用的，其基本的成分千变万化，针对不同病症各有不同，治疗人的肌理和心理疾病。南宋的陈亮说：“公则一， 私则万殊。”《安娜•卡列尼娜》开宗明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也可以说，现实主义的艺术则一，都是一样的，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则万殊， 各有各的不同。人的物质生活，不能缺少都是一样成分的米饭，也不能缺少各有不同成分的药物、点心。同样，人的精神生活，不能缺少主旋律的现实主义艺术，也不能缺少多样化的表现主义、娱乐主义艺术。至于米饭有好有差，乃至有馊掉的，药物有好有差，乃至有害人的假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代的名医扁鹊曾说，他并不是最好的名医，最好的名医是他的大哥，但他的大哥在医药界却不出名。为什么呢？他的大哥医人于未病，而扁鹊则医人于大病，医人于将死。所以，人们只知扁鹊为名医却不知他的大哥为更高水平的医师。在艺术上也是一样，人们更倾向于表现主义、娱乐主义艺术的振聋发聩、轰动效应，却冷淡、忘怀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默默奉献，甚至把现实主义艺术看作保守的、落后的、再现的、功利的艺术，而没有“个性”。其实，对于致病的心理、社会，药物、可乐只能治表，米饭才是治本的“天”。这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涵养心理健康时，对于艺术风气的偏向，不能不加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二、专就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风气而论，它首先有助于艺术家本人的心理健康。我们知道，凡是现代的表现主义的艺术家，或后现代的娱乐主义的艺术家，本人的心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往往是不健康的、畸变的、扭曲的。例如中国的徐渭、陈洪绶，西方的凡•高、蒙克，无不如此。这就是“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与现实主义艺术讲求“艺术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工程师”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家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工程师”则必以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根本的追求，因此而有广大的社会责任心，坚强的心理承受力，好比石头，即使遇到温度的外因，也绝不会变为小鸡，所以能坚持做好本职工作，贡献、学问莫言我大于人，大于我者还多，境遇、获得莫言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尤众。米开朗琪罗、孙位、李公麟、范宽如此，莫高窟的众工、翰林院的画史、王希孟、张择端莫不如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奉献的是爱。而艺术家“与 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则必以个人为中心、表现自我为根本的追求，因此而缺少广大的社会责任心，坚强的心理承受力，好比鸡蛋一旦遇到温度的外因就可能变成小鸡，所以始终不安、不满于现状，贡献、学问自傲人皆不如我，获得、境遇自恨我皆不如人。徐渭、蒙克，乃至杰克逊等亦莫不如此。他们所抨击的是假、丑、恶，发泄的是恨。由于安心本职，所以他就能做好现实主义的艺术。由于不安现状，强大的心理压力变成动力，他就能做好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心理的压力、巨大的情感冲动，既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它就需要发泄，发泄的结果一是缓解了艺术家的情绪，一是造就了伟大的艺术，西方医学界已得到证明，让精神病院的疯人作画、唱歌、跳舞等，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一个有效手段。这是就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可以治疗艺术家本人心理、精神疾病，涵养心理健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面而言。否则的话，他的心理疾病就会导致抑郁、破坏、自杀等危害自身，更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造就了伟大的艺术，又可以给我们、给社会一个警示，认识并改革社会的不公，以涵养有病者、无病者、病重者、病轻者的健康，构建和谐的社会。所以，无论从治疗艺术家个人的心理疾病还是提供我们反思以改造社会的不公，对于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杰出艺术，就像对于好的药物一样，我们都应给予高度的评价。问题是，再好的药物也只是药物而不能当饭吃，再不好的米饭也还是米饭，可以充饥，一旦把治病的药物当作充饥的米饭来吃，如杜冷丁绝对是治病的好药，但当饭吃，比吃了馊饭的危害更大。所以在医药界，只知、只倡导有扁鹊，而不知、不倡导扁鹊的大哥，那是严重偏颇的；在艺术界，只知、只倡导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不知、不倡导甚至否定现实主义的艺术更是严重的偏颇。
三、对不同艺术风气的评价，同时也涉及对艺术家不同品行的评价，我们提倡什么风气同时与我们提倡什么品行相关。西施生了心脏病，使她更加美艳动人，这个绝色的美艳，相当于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气，而这个心脏病，就相当于创造了伟大艺术的艺术家的品行。表现主义、娱乐主义的艺术家们以其心理疾病的巨大情感，泄而为画，为音乐，成为伟大的艺术，我们要给予高度的评价、学习，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心脏病”我们也要给予高度的评价、学习，认为这不是心理有病而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高尚的人品，优美的精神， 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心脏弄出毛病来。毫无疑问。如果西施没有心脏病的发作，她绝不会有那种绝色的捧心之美。徐渭、凡•高、 杰克逊，没有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他们也绝不会有那种伟大的艺术创造。但对于他们本人，这个“心脏病”绝对不是好事情，不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对于我们，更不应该仿效他们的品行, 把自己的心脏也弄出毛病来。固然“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但“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成 为天才的艺术家，东施效颦结果往往愈增其丑。
矛盾是世界上的永恒法则，社会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公正的，所以化解矛盾、改革不公，需要我们用恨，更需要用爱去不懈的努力，理想世界永远是一个只能不断趋近却永远无法到达的绝对真理。看待社会不公的立场有二，一是作为非不公受害者的立场，看到了不公对他人的伤害，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所以要抨击它，改革它；一是作为不公受害者的立场。具体的方式又有二，或者受到了社会不公的伤害，个人受到了损失，但能超越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复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则社会不公对我的伤害不足以致病，我的心理健康；或者受到了社会不公的伤害，个人受到了损失，于是抱怨、愤恨、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抨击、控诉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则必然扩大心理的疾病, 通过激化矛盾，它可能有助于社会对自身不公的改革，却绝对有损于本人的身心健康。这里的两个立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为忧国忧民，而直接地致力于“天下为公”的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二种态度为安贫乐道，为直接地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间接地致力于“天下为公”的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三种态度为愤世嫉俗，为直接地致力于“为我之私”的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而间接地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实际上，这也是艺术家的三种不同品行，直接关系到不同的艺术风气。而长期以来，我们所倡扬的，尤倾向于第三种。作为典型的，便是表现主义的徐渭和娱乐主义的杰克逊二人的品行。
徐渭的出生经历，使他饱受家庭的、社会的白眼，所以从小便有一种扭曲的心理，一方面对权贵持蔑视的心理，如今天 的“仇富心理”。另一方面又渴望并努力争取出人头地成为权贵，以给曾经白眼自己的人看颜色，如“欲跨白马唤银鞍”，是直到他晚年仍念念不忘的一个“妄念”。而所谓“何尝妄念洛阳春”，正说明了他始终在“妄念洛阳春”。这种心理是一种压力，使他坚韧不拔、屡败屡战地交战于科举的名利场，并不惜向自己所蔑视的权贵浙江学政副使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长信，乞求“明公”拔我泥涂，使我能青云直上，终于补了一个秀才。 但是后来又一再科场失利，于是投入正负责东南抗倭大业的胡宗宪的幕府，以献白鹿表获宠，胡待为上宾，从此便得意忘形仗势“以酬不快”并为胡代写当时即受天下唾骂的严嵩祝孝文，极尽吹捧，称为“一代伟人”、奠定了天下的清明。几年后严嵩倒台，胡也受牵连，徐紧张害怕，导致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自杀并杀人后入狱。经友人营救出狱后仍热衷仕途，奔波于名利场，终于未能如愿，于是愤世嫉俗，恃才傲物，蔑视权贵，以贫骄人，在贫病潦倒中度过余生。这种极端的心理以巨大的能量造就了他艺术上的伟大创造，而他艺术上的创造又缓解了其心理上的压力。从警示我们正视社会不公的一面，可谓“不把事情闹大，问题就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解决”，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文革”中的所谓“儒法斗争”，徐渭的品行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并被作为针对刚刚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走资派”的现实借鉴，激励我们以斗争为纲的“造反”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从人的心理和谐和精神健康的涵养而言，无疑是心理疾病而决不是健康的标志。
世界流行乐的“王者”杰克逊，记者评为“乐坛成就无与伦比，私人生活是个悲剧”，这个黑人歌手曾独立支持世界上39个慈善机构，捐款达三亿美元，却自小因不公正的社会导致心理的压抑、畸变，成名后又近于疯狂。从不断整容后令常人憎恶的形象，到连续曝出的娈童癖，丑闻不断。法国媒体称之为“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外星人，而是异形人”，“既不黑也不白，既不老也不少，既非男亦非女，而是不男不女的小魔鬼”。李建中先生曾在上海《新闻晨报》上写了一篇《活着是怪胎，死了是神仙》，“怪胎”是指他的心理、精神、品行，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神仙”是指他的音乐成就，并因这成就，使人们把他的心理、精神、品行看作健康的、高尚的，我们应该仿效发扬的。此文一发，引起了强烈的反击，认为这是在否定杰克逊。而显然，李先生并不是否认杰克逊， 既不是否定他的音乐成就，也不是否定他的慈善之举，而是否定他的心理疾病。
事实上，把徐渭、凡•高、杰克逊包括“现代舞第一夫人”， “在圣徒和魔鬼之间”的波娜•鲍什等心理品行的疾病看作是“有个性”、“精神优美”的标志，在今天的艺术界不乏其人。带着这样的认识，不仅无助于真正认识他们艺术创造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更有害于人们心理和谐、精神健康的建设，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不否定“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但更应该提倡“艺术家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我们承认西施因心脏病发作而更加美艳动人，但绝不能认为心脏病是个好东西。生在西施身上是病，生在我们身上更是病；生在西施身上带来了她的更美丽，生在我们身上却可能使我们变得更丑。
今天，焦灼、抑郁、愤恨乃至自杀，已成为全世界都公认的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的日益加剧，从外因的角度看，当然是社会的不公、压力所造成的，我们需要改革之；从内因的一面，则正是每一个个人的心理致病所致。因此，我们要关注心理健康、心理治疗、干预并防止自杀。所谓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但无法将石头变为小鸡，所以，治疗个人的心理疾病（鸡蛋）与改革社会的不公（温度）, 必须双管齐下。尤其是对于社会不公的改革， 我们不能提倡徐渭们的极端方式。今天，我们高度评价、仿效徐渭们的极端品行，对于通过把事情闹大然后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以改革社会的不公，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每一个个人的心理健康实在是不利的，以这么大的代价，往往不是导致问题的解决而是导致社会的更加不和谐。为了配合世界医学卫生组织对心理健康的高度重视，艺术界对于徐渭们的艺术风气背后所支撑的艺术家的极端品行，也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品行所支撑的艺术风气， 一种是正常意义上的审美，即艺术形象之美与生活对象之美的追求是相一致的，而且高于生活美。如宋人的山水，苏轼评为“人间何处有此境”，拉斐尔的圣母，综合了现实生活中美丽女性的各种优点而创造出美的艺术形象；而另一种是非常意义上的审美，又称审丑，即艺术形象是美的，但与之对应的生活对象则是丑的，即董其昌所论的“画不如生活”。如八大山人的鸟，作为艺术形象是美的，但作为生活中的对象一定是病态的、丑的。 毕加索的《阿威农少女》，作为艺术形象是美的，但作为生活中的对象一定是丑的。今天，艺术界正重新大力倡导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气，以反拨“丑化中国人的脸”，这是治表，对于弘扬先进文化的方向、建设和谐社会非常有意义。但仅仅治表是不够的，根本的是需要治里，这就必须正视艺术家的心理、品行的问题。
导致不同艺术风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艺术家的心理品行一面而言，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自信而自尊，以天下为公为价值观。自信，绝不是自大，认为自己的本领天下第一，而是始终认为自己的本领还不够，活到老，学到老；自尊，绝不是自卑，要求得到更多、更更多，而是不管穷还是达，都能安心本职工作，在本职的岗位上志道弘毅。如孔子，那样的本领，一度被安排做仓库的保管员，别人看来是大材小用，社会不公，他却认认真真地做好出入的账目，包括张择端、张思德等，岗位不同，本领的大小不同，但“这点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都是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他们本人的身心，也一定是坦荡的、健康的。他们也有忧，但决不是忧自己个人，而是忧国忧民。另一种是自卑而自大，以个人中心为价值观。自卑，所以不满于个人的现状，要出人头地，要“跨白马唤银鞍”要“给人看颜色”自大，就是认为自己的本领天下第一，古今无以复加，因为本领如此之大，所以应该得到更多、更更多，穷了不满，达了还是不满，忧戚戚，始终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如徐渭，一度春风得意，别人看来很风光了，社会对他太不薄了，应该满足了，包括袁宏道为他作传，认为这算不上“不遇”“数奇”了，但他本人始终认为天下负我，大才小用，社会不公。“这点精神” 也发生在李真、胡长清身上，结果成了贪官，有害于社会，也有害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发生在艺术家身上，如果这位艺术家确实像徐渭那样有才，可以造就有益于社会的艺术创造，但对他们本人的身心健康绝对是有害的。如果这位艺术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才，而自卑自大，那就既有害于社会，又有害于个人了。 此外，即使从有益于社会的艺术创造而言，两种不同的风气的有益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和谐的艺术风气，优秀的艺术形象与优秀的生活形象是一致的，其有益也是正面的；在极端的艺术风气，优秀的艺术形象与优秀的生活形象是相反的，其有益也是反面的。比如董存瑞，不仅是军人的优秀艺术形象，也是军人的优秀生活形象，是军人的榜样；而像许三多，是军人的优秀艺术形象，但国庆60周年阅兵式特种兵方阵的领队李海龙明确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特种兵是绝不允许这样形象的，“许三多”这样的形象，一定要被淘汰出军人的队伍。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毕加索的《阿威农少女》同样也是如此。一者，艺术美与生活美是一致的；另一者，艺术美与生活美是相反的。
极端的艺术风气之所以出现，原因不外乎二：一是社会的不合理，这是我们需要化解的矛盾，改革的弊端。一是艺术家对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心理又有两种不同的根源。一是天下为公，因此而对社会的不合理不满；一是个人中心，因而对社会不满，因为无论是合理的社会还是不合理的社会都不可能满足个人中心的欲望。而极端的品行，往往出于个人对社会的不满， 对社会不满必然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我的本领这么大就应该得 到什么什么，名、利、权等等，但社会却没有给予我，于是而不满: “这是社会的不公正！”自大的背后必然是自卑，老是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心理上、精神上有压力，忧戚戚，于是而有梦幻的自大， 想着有一天“出人头地”“给人看颜色”。
写到这里，读到报载《蜡笔小新》的作者臼井仪人失踪九天后坠崖死亡。虽无证据表明臼井仪人是自杀，但媒体仍指出了他抑郁、焦虑以及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种种不祥预兆。“小新”正是在这种心理和风气下所出现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智商高到顶点，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思维方式迥别于人们的习以为常，随时随地把大人搞得狼狈不堪，人们称之为“一个可爱的坏小孩儿”根本上，这样的形象反映了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一种叛逆，正像个人主义对于社会秩序的叛逆。其积极意义在于，父母们用自己的经验试图带领孩子进入未来的正常社会即成人社会，这是有问题的，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但其意义也仅止于此，可以使我们反思社会和成人世界的弊端，如何调节、化解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儿童与成人的矛盾。如果因此而认为应该厌恶、否定社会的秩序，厌恶、否定成人的世界，这就如同闻一多所说“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即使专制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对于畸变的艺术家的心理品行和相应的艺术风气、艺术形象，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意义，我也作如是观。
如果因此而认为，徐渭等极端艺术家的心理，“小新”等艺术形象的品行，应该成为今天艺术家乃至芸芸众生的心理、品行的楷模，我们也应该像他们那样，而不应该受“公民道德 行为规范”的束缚，那就大谬特谬了。他们的作品，只是治病的药而不能当饭吃；他们的心理品行，只是我们治病的借鉴案例，而不能作为健康的行为规范。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五千年绵延无尽，与孔子中和、中庸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和之美，是传统艺术风气的主脉，中庸之道，是传统人品美德的核心，二者共同推动了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韩愈说：“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但小人之道绝不是大道，有凶之德也不是大德。中庸的人品是一种理想，现实中更多的不是偏向进取的“狂”，就是偏向“有所不为”的“狷”。狂再向前一步，就成了胡作非为的疯狂，狷再向前一步便成了不作为的乡愿，真理便成了谬误。叶剑英同志教育他的子女：“挺着腰杆做事，夹着尾巴做人。”用上海老一辈画家的话说，就是“口头上要让人，笔头上不让人”。 口头上让人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做中庸之人，不要去招惹“凶”。 笔头上不让人，就是挺着腰杆做事，画中和之画，“吉”了社会也“吉”了自己。提倡中庸的人品和中和的风气，当然要批判极端的人品和极端的风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历史上乃至现实中某些艺术家的极端的人品和艺术的极端风气，而是要求从和谐社会建设的立场重新认识它们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