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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与文人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11士人与文人.md
徐建融
文人，通常被作为古代的读书人，即类似于今天知识分子的雅称。而传统的书画，多推读书人的笔墨为上品，以区分于书工，画匠之作，所以，今天的书画家，多高标古代的文人书，文人画，如钟繇二王，欧褚虞薛，李邕颜柳，苏黄米蔡，营丘龙眠，松雪仲宾，黄吴王倪，一直到明代，一部中国书画史，便完全成了文人书画史，而把工匠排斥在外了。但事实上，对上述书画名家身份的认定，是存在极大误解的，至少，元代之前的那些文人书画家，大多不是"文人"的身份，而是士人的身份。例如，我们今天根据董其昌的说法，把自王维、苏轼等唐宋元 人的画称作"文人画"，但在宋人，元人的笔下，则从未出现过"文人画"这一名词，而是称作"士夫画“士人画"。
由于文人和士人，都是读书人，二者又都擅长文章，所以其关系多有混淆。这在顾炎武的《曰知录》中有具体的分别， 而即使在《辞海》、《辞源》中，也没有分清。论者每辩晚明以降四民之首的士人不再能担当社会正气了，如清人董含认为古之士人"以清望为重”，今之士大夫则"屈体降志”，趋炎附势； 沈垚认为今之士大夫间"刻薄纤啬之风曰盛"而"睦姻任恤之风”难见；今人余英时用很大篇幅论证晚明"士世界”价值观的变异，与古人指斥的"士风大坏”相呼应。其实都是混淆了士人和文人的区别，这里所讲的士人，士世界，实际上是文人， 读书界。由于这种混淆，又由于人们习惯上对士人品行的推崇， 便把士人的许多优点算到了文人头上，使文人的许多缺点因这些"优点"而被忽略了，进而又把文人的许多缺点转化为"优点”，如把士人的不畏权贵等同于文人的蔑视权贵，士人的反抗社会黑暗，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同于文人的反抗社会， 愤世嫉俗，在其位不谋其政。撇开文人，士人这两个名词的其它方面的解释不论，专就擅长文章而论，文人主要擅长的是吟咏性情的诗文，而士人主要擅长的是经时济世的文章。所以， 如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柳永、周邦彦等是典型的文人身份；而魏征、褚遂良、司马光等则是士人的身份。有的文人自视甚高，也会写一点关于经时济世的文章，但大多不入堂奥，如扬雄；而士人，当然也会写吟咏性情的诗文，有些甚至写得比文人还要好，如韩愈，欧阳修，苏轼，但他们的立足点不在诗文而在文章。而正由于苏轼们的诗文写得非常好，不仅比许多文人好，而且比他们的文章更出名，所以导致后人把他们也当作了文人。文章，牵扯到社会的“学”问；诗文，牵扯到个人的“才”情。 一般的文人，才情横溢，但学问欠缺，而士人中，当然有学问洞明而才情不足的，但往往才，学并优。后人评价典型的文人李白与似乎是文人，实际是士人的苏轼，认为"太白有东坡之才，无东坡之学”，就是指此而言。李白自己坦陈，"谟猷筹画，安能自矜”，所擅长的乃是"雕虫小技”的诗文;清人则评郑板桥："文采风流，施于有政，有所不足”，“使之班清华，选玉堂，搞词给藻，相与鼓吹休明，岂不甚善，奈何加以民社之任，颠倒于簿书鞅掌中哉！”而正因为士人每因诗文之才淹没了其文章之学，所以，顾炎武在《曰知录》中甚至认为，韩愈如果不写诗文，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将更高大。但人皆有人欲之情，士人也是人，所以，他们在追求天理的同时，当然不可能灭人欲而不写诗文，只是在追求好诗文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确自己的身份必须区别于文人，所以，宋儒有言“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这是士人们对自我的告诫。
这里牵扯到两种价值观。一种是士人的价值观，士志于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士为四民之首，表率了天下的是非风范，各行各业，都做好了归心于天下的本职工作，就不断趋近却永远到达不了理想的王国。所以要克己，毋我。这个天下就是天理，己，我就是人欲，要克制，收敛个人的人欲，以实现奉献社会的天理。所以，士人的价值观讲求的是"人格"。这不一定就是好事，过了头，便成了扼杀个性，扼杀人性的坏事。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士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责任很重大，所谓 "君子坦荡荡”，是指他作为个人，总是坦荡荡的，因为他不追 求个人的得失，但实际上他更忧愁，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作文章还是作诗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总是感到自己做得很不够，所以进亦忧，退亦忧，工作没有做好忧，做好了乐，但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工作做好了，他又有新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还是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另一种是文人的价值观，便是自我中心，所谓"为文忌出于人”，这个"文”当然指吟咏性情的诗文，而是不是经时济世的文章，所以，自我，个性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不能拾他人牙慧等等，都是旨在张扬自我，标榜个性。士志于道而"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万世开太平”，追求做好毋我、克己的社会工作。文人则多自我欣赏，孤芳自赏，通过做好张扬自我个性的诗文达到个人出人头地、“白马银鞍”的目的，是为实现了自我价值。但这个理想的自我价值也是永远达不到的，只能是不断趋近，就像渔父与金鱼的故事，他的欲望永远是得陇望蜀，这就是人性。人格的意义在于克制人欲而趋近天下为公的天理，人性的意义在于不断放纵人欲而不惜颠覆社会的、他人的利益。所以说"文人无行”，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它也有解放人性的一面，所谓"人欲即是天理”，贪欲，惰性，文过饰非，是人性的本质弱点，是真实的；而人格则要克制这些缺点，是不真实的，虚伪的。所谓"小人忧戚戚”，是为个人的得失而忧，得不到忧，得到了又有更大的欲望还是忧，所以失亦忧，得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是永远不会快乐的，即使表面上像董其昌"以画为乐”，但决不是"坦荡荡”的，与欧阳修的"学书消曰”不可相提并论。因为文人都认为自己本领很大，本领很大就应该得到很多，名、利、权等等，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心理永远失衡。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灭亡，陆秀夫，文天祥慷慨就义，抑制了人性，是讲人格的士人的虚伪；袁中郎以"目极世间之色， 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为人生的大快活，而即使"国破家亡”也不会使自己感到"败兴"。明朝灭亡，钱谦益们投降清廷，颠覆了人格，是讲人性的文人的真率。忍辱负重，打落牙齿肚中咽，是士人的虚伪；纵心任性，打落牙齿攥在手心里给人看，是文人的真率。人格，是一种社会的标准，"见贤思齐，一以贯之”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却为少数人不认可。人性，是一种自我的标准，只为我一个人认可，却为其他人，包括以人格为标准和以人性为标准的其他人都不认可。 所谓"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所以说"人格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人性的要求各有各的不同”人格是后天的追求，追求的是善而拒绝恶，人性是先天的生成，既有善也有恶。用天理灭人欲固然不对，用人欲颠覆天理危害更大。
前文提到士人总是感到自己的责任很大，有了这个感觉， 总是谦称自己的本领不够，但他一定很自信且自尊，人不知而不愠。而文人总是感到自己的本领很大，有了这个感觉，总是感到自己得到的不够，但自大的本质一定是自卑，所以人不知则感愤。李白《上韩荆州书》，一面极尽阿谀权贵之能事，称其"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一面又极尽自大之能事，“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心雄万夫，曰试万言， 倚马可待”目标何在呢？"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就是实现出人头地的自我价值。恰好苏辙也有一篇《上韩太尉书》，说是我十九岁了，由于生长在偏远之地，见识有限，本领太小，"未能通习吏事"以奉献社会，所以希望能见您一面，听取教诲，有所长进，而"非有取于升斗之禄”古代的文人，士人价值观的不同，显而易见。
今天的士人，文人大抵也如此。张元济先生1952年填写"干 部履历表”"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稍能做普通的旧式诗文"；"有何著作及发明"一栏写的是"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而我们知道，张先生是晚清的进士，民国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整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 《二十四史》，著有《校史随笔》等十几部经典文史著作。文人呢？以书画家中的名家而论，有一位自称旧学的功底古今第一，并洋洋自得地专门撰文自诩对出了古人不可对，今人尤不可对的明人出句"好女子何人可嫁”却连对子的基本常识也没弄通。又有一位称自己的格律诗随便作作，便"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拍手欢笑"，却连基本的平仄也没有搞懂。
由“我的本领太小"的士人表率了天下的风气，四民无不自认“我的本领太小” “我对社会的贡献太小”张思德如此，旧小说里英雄上阵得胜，每暗叫一声"惭愧"也是如此。自认为本领太小，我错了，我不够，则有惭愧心，总是自问我做得好吗？我有没有对得起社会？"自认为本领很大，人家错了，人家不够，则有怨恨心，总是质问别人“你做得好吗？ 你有没有对得起我？"传统的书画家，面对今天传统的衰落，士人类型则有惭愧心，责任归于自己，自己的本领太小，没有把传统弘扬好；文人类型则没有惭愧心，责任归于别人，是因为某些人反传统，所以使传统衰落了！
士人有惭愧心，每表现为感恩心，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的本领这么小，不应该得到这么多好处的，竟得到了，所以需要加倍地努力，回报社会。文人无惭愧心，每表现为感愤心，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的本领这么大，得到的竟这么少，所以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今天的医学科学证明，感愤，抱怨、忧戚，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缘于自视太高，自视太高，必然对自己得到的不满足，所以，通过诗文，书画的创作，可以发泄，转移这一不良的心理能量，并创作出优秀的诗文，书画。
但这仅仅是"消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则引导人们看到自己的本领不够，如此，必然对自己得到的满足了。所以，同样是忧，感愤之忧即个人得失之忧，是戚戚不能释然的，甚至会导致极端的行为发生，而感恩之忧即天下责任之忧，是坦荡荡的，永远不会导致极端的行为发生。苏轼"一肚皮牢骚不合时宜”但并非对个人得失的忧，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因社会责任而忧。他因党祸被发配，途经一地，半夜出去观赏山水，天明未归，当地郡守到他房间发现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词，中有"江海寄余生"句，认为他想不开自杀了。赶快派人四处去找，结果发现他在江边的破庙中鼾声如雷，睡得正香，其坦荡荡如此！
天下为公和个人中心，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都是理想的追求，而作为行为事实又都可以有两种表现。因为即使天下为公，但人总是自私的动物，所以士人决非一点没有个人的人欲，否则就不存在克己，毋我之说；而即使是个人中心，人总是社会关系总和的一分子，所以文人也决非没有一点社会的观念，否则也就不存在愤世，嫉俗之说。但以天下为公为追求， 必然涵养平常心、平等心，它以感恩心、惭愧心为前提；而以个人中心为追求，必然涵养不平心，它以感愤心为前提。任何人，都有人性的本质弱点，贪欲、惰性、文过饰非、自大、自卑。读书而成了士人，养才更养德，便能用人格的天理来克制人性的欲求，学问上，大于我者甚多；生活上，不如我者还众；发达者，要尊重卑鄙；失意者，要尊重权贵。读书而成了文人，养才益损德，人性的欲求进一步膨胀而企图颠覆人格的天理，学问上，我天下第一；生活上，我天下最苦;发达者，蔑视卑鄙；失意者，蔑视权贵。
蔑视心，是文人的最大特点。在心理学上，这同样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蔑视心之炽，缘于以自卑为基础的自大。先是自卑，为求发达，所以阿谀权贵，又因自恃有才，所以自大，恃才傲物，表面上阿谀权贵，实质上心里不一定看得起这个权贵，无非权 宜之计。一旦阿谀成功，成了权贵，决不归功于所阿谀权贵的提携，而是因为我本领大，应该得到的，所以更自大，并以自大掩饰自卑，恃贵骄人，蔑视卑贱。一旦阿谀不成，一再挫败， 终生失意，便更要以自大掩饰自卑，以贫骄人，蔑视权贵。所谓"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这是更多失意文人的写照。诚然，有不少命不达而写出了 "我有大责任"好诗文的士人，更有许多命不达而写出了 "我有大本领"好诗文的文人，但失意决不是人生圆满的目标，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向每一个人包括文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努力，用感恩心而不是感愤心去努力。就像社会主义可能是贫穷的，但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愤怒了写出 好诗文固然不错，但愤怒了写不出好诗文徒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好的诗文，不愤怒也是可以写得出来的。
在同一种“对社会不满"的表象下，实质上内涵着两种不同的本质，士人感到这个社会不够好，所以通过不满而推动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使天下人得利；文人感到这个社会对我不好，所以通过不满要求它对我更好，使我得利。而社会的主宰，在古代主要是权贵，所以士人把希望寄于权贵的力量以济天下，对于权贵中的奸佞则持抨击、仇视的态度。文人则把怨愤发泄在权贵头上，持蔑视的态度。"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这句诗，为历代乃至今天的文人所赞赏，被认作是文人有风骨的优美精神。但试把李白少年时"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的诗文联系起来，同他后来应召入京自己也成了权贵而得意洋洋的诗文联系起来，充分说明蔑视与阿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形影不离。蔑视的东西，一定是他非常想得到的东西，通过艰辛甚至屈辱的努力，希望破灭之后才持蔑视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 凡是蔑视权贵的话发得最狠的人，往往又是奉迎权贵的谀词说得最肉麻的人。我是明珠、千里马、青萍结绿，但世人都没有眼睛，只有您才是识货的伯乐，能提携我使我身价百倍，实现我“白马银鞍”的自我价值。如果你不提携他，你这个被他阿谀的伯乐又成了他蔑视的对象，而不论你是清官还是贪官。
这种心理缺陷，不独中国的文人有，西方的文人也有。近读陆谷孙先生读英国戴克斯特的《笔端溅毒》一书的笔记，列叙了许多西方文人"嫉妒、睥睨、奋矜、歹毒、以人之卑自高，同行相轻一这些可能是人性弱点冲破世俗禁锢迟早非暴露不可的恶”，可见即使有"冲破世俗禁锢"之功，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性弱点”，是一种"恶"。但作为文人的软事，它们往往被后人尤其是今人作为有个性的精神优美来张扬，实在是不妥的，也是今天的书画家们需要斩除而不是滋养的。
在中国文化史包括书画史上，大概明中期之前，读书界的主流是士人，文人只是支流；而从明中期之后，读书界的主流便成了文人，士人反而成了支流。自然，这两个读书界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但后人尤其是今人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顾炎武等明清之际的士人反复申说：明代三百年养士之不精，读书所孵养出来的不再是大批士人而是大批文人了，痛心疾首地斥为 "全无心肝“无耻之尤"。这就是君子之儒与文人之儒之分，也即士人与文人之别。本来，士为四民之首，表率了天下的是非风范，由于士是读书界的主流，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读书人为四民之首，表率了天下的是非风范。现在，读书界的主流是文人了，而人们仍然认为读书人为四民之首，表率了天下的是非风范，这使顾炎武非常不安，所以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就是讲读书人，主要是那些文人，董其昌、张岱、钱谦益等，包括后来的袁枚、八怪，是不能承当天下兴亡之责的。匹夫是什么呢？就是匹夫匹妇，普通的劳动者，包括少数被读书界边缘化的士人。这与鲁迅所说相比于那些自命清高、追名逐利、个人中心的文人，默默劳作的老百姓才是中华的脊梁骨，是同一个意思。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当"负心都是读书人"时，仗义只能责之于屠狗辈了。
反映在书画与士人，文人的关系上，本来，士人的专职是道，文人的专职是诗文，而书画则是书工，画匠的专职。但是士人，文人也有偶尔"游”之的，就像唱歌、跳舞虽是歌唱家、舞蹈家的专职，但任何人也可参与一样。尤其是书法，从唐开始不仅以文章取士，同时也以书取士，从此以后，书法更与士人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从宋代以后，绘画与士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但这期间，文人有用毛笔写字而可以被称为书法的，文人 作画的几乎没有。至明末，士人蜕变为文人，书画才与文人密不可分了，以致人们不再看到书画与士人的关系。事实上，晚明以后的少数士人，虽然仍用毛笔写字，不妨称为书法，但特别出名的大书法家几乎没有，包括张元济先生，人们并不把他认作是大书法家，顾炎武也是如此。而绘画，几乎不再有士人参与。
在士人表率天下风气的时代，我之为我，非以有我在，以有人在，所谓克己复礼，毋我为公，则画之为画，非以有诗书在，以有画在，所谓术业专攻，画之本法。毋我，所以真我，大我在，无诗书，所以与诗书通。在人文表率社会风气的时代，我之为我，非以有人在，以有我在，所谓纵己覆礼，出人头地，则画之为画，非以有画在，以有诗书在，所谓变其音节，画外功夫。自我，所以真我、大我丧，拘之于诗书，画不画矣，且与诗书隔。
由于文人成了书画的主要力量，文人作诗文，讲求的是个性，自然，他们作书画，也讲求个性，人格的艺术，从此质变为人性的艺术。这是明清以降的文人书画比明中期以前的工匠书画和士人书画，个性更为丰富的原因，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由此表现在对于创新的看法上，在工匠，在士人，强调的是"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大的创造，是大智大贤之事，我的本领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应该如何呢？ “述而不作”，在智者所创的规范，典型的基础上作一些小的创造，而且，即使这小小的创造，也必须"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积劫方成菩萨。而在文人，强调的是古人既可立法，我为什么不可立法，所以无法而法，我用我法，打破前贤智者所创的规范、典型，作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大的创造，而且，这大的创造，也应该"人十之，己一之，人百之，己十之"，一超直入如来地。就像今天的京剧，北方的于魁智、李胜素、张火丁等强调的是打造名角，而不是创新剧目，照了杨宝森、梅兰芳、程砚秋的剧目，腔调唱《失空斩》、《穆桂英》、《锁麟囊》，西皮、二黄，字正腔圆，在共性中体认个性的功力，既有票房，又为高层所爱听。而某些剧团强调的是创新剧目，前代大师从来没演过的，而且把京剧之外的元素也弄进去了，在个性中体认个性的创意，可以得“梅 花奖”，但没有票房，高层也不爱听。我们看到，以士人为表率的书画界，二王、吴道子、黄筌、李成既立法之后，大家都见贤思齐，以之为"百代标程”之"正径”来进行自己的创作。而文人性质的书画家则：“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 既然二王可以立法，我为什么不可以立法呢？如果我仍以二王为法，我岂不是没有"出人头地”之日了吗？因为不能使我"出人头地”而排斥二王，与因为"不能使我开心颜”而蔑视权贵，唯我，纵己，与毋我、克己，敧、正之别，判若泾渭。所以，尽管今天的文化背景下，古代的士人阶层，文人阶层都不存在 了，但士人、文人的不同观念，行为还在，不仅书画界，其它各阶层亦在。士人、文人都讲"雅”，但士人的雅是"天下为公”的雅，与俗是不对立的；而文人的雅是"个人中心”的雅，与俗是相对立的，所以又称“孤芳自赏"。
最后要说到"个人中心”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决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西方的所谓"以人为本”、人权，就是注意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今天中国也讲“以人为本”，也是这个意思。但"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的个人观”，即西方的个人观，它所强调的社会契约共同体中的个人权益，而把社会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另一种是"常识的个人观”，即文人的个人观，也是今天许多中国人的个人观，它所强调的是颠覆关系社会共同体后的个人权益，而把对抗社会当作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契约社会，要求社会首先是为每一个人的利益服务，然后才是个人服务社会，故社会的个人主义不把社会当作敌人。而在关系社会，首先要求个人为社会服务，然后才是社会为个人服务，而结果社会往往不为个人服务，这就使得常识的个人主义把社会视作敌人。所以，文人的常识个人观，对于冲决关系社会的天理对于每一个人的人欲的桎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没有契约社会约束的背景下，它势必无限放大个人的欲望，并采用各种不择手段，导致各种悲剧，不仅有个人的悲剧如徐渭们的折腾所造成的自我伤害，更有社会的悲剧，如童其昌们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国家伤害。
在契约社会中，个人主义以不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一旦损害了，便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关系社会中，个人主义往往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至多得到道德的议贵而已。所以，毋我、克己，我的社会责任最大，个人得到应该最小，作为士人对个人的自我要求，虽然苛刻，那也无妨，但它是四民之首，必然导致对天下人的要求，那便扼杀了个性和人性。唯我、纵己，我的社会资任没有，我的个人欲求无厌，作为文人对个人的自我要求，虽然过分，那也无妨，但当文人取代士人成了四民之首的表率，必然解放天下人的人欲放荡。
这就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 《天演论》 的译者严复临终前的一段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事遇群己对峙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严复是级早翻译并致力于推广西方进化论、个人中心、自由主义等启示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他充分洞察到了个人自由对促进国家强盛在世界，社会竞争中的作用，但他也看到了，在并非契约社会而是关系社会的中国，个人自由必须执着于”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心一这一主题，否则便是害大于利的。
陆俨少先生曾说：石涛的画创意很大，非常好，但毛病也很多，盲目学石涛，往往好处学不到，反而把他的病染到自己身上：弄明了石涛的利弊，则何尝不可学，文人书、文人画的情况，包括文人的观念、行为问题，同样如此。当然，士人书、工匠书、士人画、工匠画，包括他们的观念、行为，亦复如此，落实到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晋唐宋元，主要是由士人的价值观、学术观所支配的，包括绘画、书法、雕塑乃至建筑，工艺、杂项：而明清，主要是由文人的价值观、学术观所支配的，尤其在绘画、书法领域，几乎成为了文人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