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品行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10我们的品行.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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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

读到有专家与我商榷对徐渭评®论文，其观点 我几乎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一九八六—为上 海^193版1写《中国古代十大画家》的徐渭篇中便已充分地表述，嗣后涉及徐渭评价的文字，始终是如此的高度评价。这样说，并不是讲专家抄袭了我的观点，事实上，我的观点也是承袭了前人的意见。既然双方都高度评价徐渭，又何来商榷之说呢？原来，专家的论文不是针对我的《十大画家》等而发，而是针对我近年发在《书法》上的几篇文字而发。但这几篇文字，没有一篇是对徐渭的评价，而是针对今天书坛包括文化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以晚明士风包括徐渭的品行为借鉴。这在胡传海先生的『卷首语』中便有预告。『卷首语』提出了许多今天书坛的不良风气，正如为了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必须大力反腐，为了保护今天书坛的大好形势，也必须批评各种不良的现象。但如何设计治疗方案，我以为可以历史为借鉴，而晚明士风包括徐渭的品行，正可 作为设计针对今天不良风气治疗方案的临床案例。即使行文中有时不用『徐渭的品行』而用『徐渭』，也是对他的『品行』而言而不是对他『这个人』而言。显 然，对『徐渭』的评价与对对徐渭『品行』的分析，绝 不是一回事。就像对『西施』的评价，美不美，是一回事；对西施心脏病的评价，肌理上或心理上的心脏 病是健康的标志还是有病的标志，又是一回事。所谓『商榷』，根据逻辑和常识，应该是在同一个立场上 针对同一个问题而有不同观点的探讨。比如我解答二加七的问题，结论是等于八，你同我商榷，说：不对，二加三等于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这不是在同我商榷。真正的商榷，你可以说出二加七等于六，二加七等于九，不管对还是错，最终得出二加七究竟等 于几的正确结论。我对徐渭作了高度的评价，你同我商榷，就应该否定徐渭的成就。我对徐渭的品行做了批评，认为这是心理精神的疾病，我们不应继承发扬，你同我商榷，就应该高度评价这一品行，认为这是心理的健康、精神的优美，我们应该发扬继承。而 事实上，对于徐渭品行的评价，专家的意见同我还是相一致的，认为『应该谅解』、『不应苛求』，虽然没有讲出来，但其意见一定是：『心脏病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如果认为它是一个好东西的话，就不是谅解的问题，而是发扬的问题了。但我所谈的问题还 不只是对徐渭『品行』的评价，而是如何用这个例证作借鉴，来医治『我们身上的不良品行』。我的意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主席的话说，这是治病救人 的最好方式。而专家却对这一根本的问题回避了，这就不免使人误解，认为『应该谅解』的不只是徐渭的『品行』，更是『我们的品行』。诚然，国家出台了 招工单位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应歧视』的法令，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我们要心存感激，但不能因此而放纵自己身上的病毒，而应尽快治疗，把它驱除；作为非携带者，更不能因此而也去弄一个病毒附到自己身上去。

前一段时间，针对舒芜等文化老人『告密』等的品行，有人提出批评，有人则提出反批评，认为不应批评而应宽容，因为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站在舒芜对立面的立场上，宽容是厚；但站在舒芜的立场上，我们只能感谢这种厚道而不能接受这种厚道，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批评同时又是自我批评。『历史的原因』是外因，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但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身为领导的专家可以站在外因的立场上，身为布衣的专家可以站在石头的立场上，指责社会环境而宽容鸡蛋，但作为鸡蛋的我们却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环境而宽容自己。我们要责问自己，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原因』下，工人、农民、屠狗辈没有『告密』等品行？而我们这些文化的精英却有？从这一意义上，即使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宽容还只是厚道的第一步，真正的宽容应该是批评，应该是救治。徐渭、舒芜都已去世了，谈不上救治，所以只有宽容，但我们还活着，只宽容而不救治，实在不是厚道。专家或许要反问••你有什么资格把自己与徐渭、舒芜相提并论？这不是成就上的相提并论，而是品行上的相提并论。就像心脏病，并不是绝色的西施才配生，丑陋的东施和我们也是能生的。徐渭的品行，并不是天才的徐渭才有资格有，凡庸的我们身上也是能有的。

前一段时间，与一位政府官员一起吃饭，童衍方也在座。官员对当前政府的许多主张提出了批评。我说：您讲得很对，但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百姓一定要认为政府做得很好，坚决拥护。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作为政府官员，出了问题要罪己，有了成绩，要归于人民，处处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而百姓做得很好，包括对肇事的『刁民』也要宽容，但不能宽容自己。而我们作为百姓，出了问题，要归责自己，有 了成绩，要归功于领导，处处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而领导做得很好，很辛苦，但对贪官却不能宽容，这 个问题下面再谈。

所谓『品行』，即广义的人品，包括先天如血型的人品和后天的社会行为。这个后天的行为，不是指书画、打仗等具体的工作业务行为，这些具体的行为属于个体之人的事迹。『品行』之行为，指处世待人的行为，属于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社会行为，如今天的『公民道德行为规范』之类。但道德行为往往被扯上政治的态度，而『品行』的社会行为则与政治无关，即使它有时被称为道德行为。自我中心，名利熏心，自认为本领很大，老是觉得自己的得到与自己的本领不相称，得意则忘形，失意则抱怨•，与天下为公，淡泊名利，自认为本领不够，觉得自己的得到足够了，甚至太多了，『得意』则谦恭，『失意』则安贫，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品行。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不同人等的品行表现要复杂得多，绝不是泾渭分明。

对自己的品行，徐渭在在晚年也多有忏悔。什么叫忏悔呢？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害己害人。他的朋友陶望龄、『粉丝』袁宏道，也认为他的品行有缺陷，今天科学发达了，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得病且发作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内因中有先天因素，更有后天的调节问题。把徐渭包括李贽的品行称做一个好东西，是精神优美、品操高尚，值得我们学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斗争为纲，造反有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针对刚刚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一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三反五反一直到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都需要用历史上徐渭们的品行来鼓舞现实中的我们推翻一个旧世界的亢奋精神。这一评价，在书画界的影响尤大。尽管今天倡导和谐精神，但徐渭的斗争精神从被附着于『革命』的目标重新还原为附着于我们的『自我』目标，以至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度风行『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理论。而今天，我们更应该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强调心理健康，防止抑郁、自杀。社会永远是不公正的，我们要不断地改革不公正，但除了在斗争年代，改革社会不公正的动力更应该是心理的健康，抱怨、抑郁、自杀都是一种心理的疾病。不满足，是不满足自己的本领和贡献，而不是自己的得到。

人人都想当教授，但教授的名额应该是很少的，因为人才总是少数，启功、陆维钊先生那样的本领，也安心当副教授，直到晚年才得到升职教授的任职书。现在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教授的名额已经放开，二十倍于以前，助教几乎没有了。人人都想当理事、副主席、主席，名额也大大地放'开，伤脑筋的是，主席只能有一个。这就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书画的功夫当然已经完全足够，所以要用书画外的功夫去奋斗，如果我当不了就是不公正。过去，一批耆宿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了西泠印社，恭请吴昌硕出来当社长，买了爆仗给别人放，吴去世后，社长多年空缺，因为谁都认为自己不够资格，简直不可思议！后来启功先生去世了，社长又空缺。但这次空缺的原因，据说不是没有够资格的人，而是够资格的人太多了，摆不平。当然，更够资格 而没有去争取的人也是有的，但他自己不去争取，别人是不会去恭请他的，在争取的人不会去恭请他，没有争取的人没有资格恭请他。

总之，对于徐渭的品行、西施的心脏病，认为它 不是一个好东西，尽管它使西施更美了，这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专家认为可以宽容，不必治疗，尤其不应作为治疗今天我们同样品行的借鉴，我则认为必须治疗，当然不是治疗历史上的徐渭，而是通过分析历史上徐渭的病例来治疗我们自己。这种分歧，就像一个人得了肌理上的心脏病，苦不堪言，但未得病的人『饿人不知饱人胀』，劝说他：『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不必忧心，不必治疗。』这是宽容，是厚道，作为病人，我们应该感谢，但却不能接受。《圣经》中说到耶稣带了众弟子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群人正用石块砸一个淫妇，就说••『你们中有谁没有罪孽的就可以砸她。』对于西施、徐渭们的心理疾病，实在也是如此，只有没有这个病的人才有资格说不必治疗。

另一个分歧，在于对『蔑视权贵』这张x光摄片的分析。我认为是疾病的标志，应该治疗，专家认为是健康的标志，应该发扬。权贵是相对于卑贱而言的，在今天，权贵就是高层的领导，卑贱就是 下层的百姓。在《辞海》、《辞源》中，这两个都是中性词。至于在具体的运用中，它们可以成为褒义或贬义，是另一个问题。如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个『权贵』就成了贬义，这是因为他自己处在卑贱的层面。他的『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虽然没有出现『权贵』的文字，但他的心目中，『权贵』已成为荣耀的褒义词，这是因为他自己处到了权贵的层面。『高贵者最愚蠢』，对『权贵』取贬义，『卑贱者最聪明』，对『卑贱』取褒义。所以，蔑视权贵不同于反对贪官，贪官只是权贵中的一小撮；蔑视卑贱也不同于打击肇事的『刁民』，『刁民』只是卑贱中的一部分。今天要解决的『贫二代』中的『仇富、仇官心理』，这个『富』『官』也是中性词，并不专指黑 心的老板。而即使把『权贵』作为贪官，把『富』人作为黑心的老板，『蔑视』也还是一种心理疾病。据《辞海》可知，『蔑视』就是『无视、轻蔑、侮蔑』，对贪官，要勇敢地起来依法揭发、打击，但同时又尊重他的人格，绝不掉以轻心，怎么能无视、轻视、侮辱呢？如果说蔑视权贵就是反对贪官， 是一个优良的品质，今天应该大大发扬，那么仇富心理岂不也成了反对黑心老板的优良品质，今天不仅不需要克服，反而应该大力提倡，鼓励贫困阶层起来共同仇富、仇官、仇警？

蔑视权贵与仇富作为一种不良的心理，往往与阿谀权贵、蔑视卑贱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不能把蔑视权贵与反对贪官混为一谈，也绝不能把阿谀权贵与尊重领导混为一谈。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养成了蔑视权贵的仇富心理，一旦有了条件，就必然去巴结、阿谀权贵，摇着尾巴做人，争取自己也成为权贵。如果成功了，他就以贵骄人，蔑视卑贱；如果不成功，他就以贫骄人，更加蔑视权贵，二者都是翘着尾巴做人。这在历史上、现实中多有例证，我己举了不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徐渭代胡宗宪为严嵩写祝寿文，这是阿谀权贵，而绝不是尊重领导；拒来访的县令于门外，这是蔑视权贵，而绝不是反对贪官。包括对胡宗宪，徐渭也绝不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而是对朋友的敬重，否则怎么会经常酗酒迟到军机大会呢？所以，我始终主张，人与人 要互相尊重，权贵尊重卑贱，卑贱尊重权贵，但尊重绝不是阿谀，尽管二者有时看上去很相似。用前 一段时间《新民晚报》上刊登开国元勋的子女回忆 父亲文章中的某一篇父亲对子女的做人告诫：『夹着尾巴做人。』把尾巴夹起来，才能挺直腰杆，而无论摇着还是翘着尾巴，腰杆就挺不直，人也做得很辛苦。用雷锋同志的话说，『工作上向比自己好的人看齐』，我的水平、奉献非常不够，绝不能满 足；『生活上向比自己差的人看齐』，我从社会上、单位中的得到够了，太多了，需要感恩、满足。戒去了蔑视心、仇视心，去反对贪官，反对不良的老板，才能更好地改革社会的不公，建设社会的和谐。

商榷之三，是徐渭的抗倭贡献。这个问题我没有谈，因为一是对它的真实性尚需证实；二是这不属于品行，而属于事迹，正像他的文学艺术创造。如果属实，当然应高度评价，而无论他的品行如何，就 像湖南农民运动的参与者中有『痞子』、『流寇』的性质，但这个事迹绝对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搌告，评价的是事迹，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流寇性质，评价的是品行，对于如何分清事迹和品行的区别，作了很好的示范。古代的苏洵、西方的马克思，也是如此态度。

那么，徐渭的抗倭贡献，为书画界津津乐道，依据何在呢？《明史》的本传；《明史》的依据，是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袁的依据，是徐渭自己说的。但所有这些，都只是讲到徐渭参与过抗倭活动，没有涉及贡献的大小。这里不拟来分析，忠义之事可以由忠义之士来做，也可以由不义之徒来做的分别，就像同是不满现实，抨击社会的不公，有人是从天下为公的立场，认为不公的社会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人是从个人中心的立场，认为不公的社会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客观上都可以为改革社会的不公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个事迹使我想起的 是，我们中一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宣称美术史论家的研究不应该为了解决『美术这一狭隘学科的狭溢问题』而去研究美术问题，而应去研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国家政府的行为问题，『为其他学科作贡献』。他的一位朋友则宣称：『该先生的研究已经对其他学科作出了积极贡献，引起强烈反响。』而就我同多个其他学科的专家交谈，却不知道其人。同样，徐渭的抗倭贡献，应该以当时的抗倭文献为依据去核实，但却找不到，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积极贡献者是胡宗宪、戚继光等将士。

专家要说：胡宗宪运筹帷幄，听取了许多人的意见，徐渭也参与了其事，胡对之十分敬重，功劳里面当然也有徐的贡献。但据我所知，胡对徐敬重主要是文才而不是韬略。所谓『好奇计，谈兵多中』，胡究竟听取了徐的哪一条奇计取得了哪一个 战役的重大胜利呢？没有具体的记载。胡开军机大会，徐酩酊迟到，放言而谈。但作战的决策不是翰墨游戏的书画创作，大醉之中可以激发妙手天成的灵感。酒后驾车尚且会酿成大祸，醉后的奇计真的能 『多中』吗？这又使我想起某些政协委员的献计献 策，有人一再为上海交通的排堵问题献同一条奇计， 政府表示十分感谢、高度重视，评价为很有价值，但始终不用。他就气愤地向记者反映：『如果采用我的奇计，拥堵问题早馨决了。』这条奇计就是错开上下班、双休日的时间。我个别同他说：我有交警总队的朋友，参观过他们的工作大厅，几百平方的墙面上上百架彩电，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控着上百个交通路口的情况，每天从早上七时到晚上九时，堵的地方无日无时不堵，除非把上下班时间错开到上午七时之前、晚上九时之后，照你的办法，拥堵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的，而每家的生活，老婆六时起床七时上班，小孩七时起床八时上课，丈夫八时起床九时上班，全给打乱了，双休日亲友的聚会也无法凑到一起。中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结束回党校吃饭，一路上拥堵不堪，我说：你看，不是到中午还在堵车吗？所以，政府的决策大体有四况，徐渭们热情地参与献计献策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政府想到了，徐渭们没有想到；二、政府想到了，徐渭们也想到了，政府会表示••『这是听了你的意见。』 三、政府没有想到，徐渭们想到了，但根本就是行不通的想当然，所以不会照它办，但口头还是说：『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一定考虑实施。』四、政府没有

想到，徐渭们想到了，确实是好办法，政府一定会照他办，而且以功臣的形式表彰他。所以对徐渭的抗倭贡献，作为事迹，尚需仔细地核实。我们绝不可因为积极参与排堵问题的献计献策并得到了政府的感谢而自认为错开上下班双休日之计真的为解决排堵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徐渭晚年自述，胡宗宪倒台时找徐作过一次谈心，以前是徐谈胡听，指导胡在官场上应如何应对，这次是胡谈徐听，结果发现，胡对官场的认识远比自己深刻，自己所想到的，胡早就想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胡也按排得妥妥帖帖，于是慨叹自己的自以为是。所以，事迹的背后仍有一个品行的问题。这个品行，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有啊！『少年许国作干城，未试胸中百万兵•，管领书城五千翼，此生亦不负今生。』这是我的四十述怀，少年无知，竟自以为『好奇计，谈兵能多中』，英雄无用武之地，到了不惑之年，才认识到自己至多只能在文化方面作一点『积极的贡献』。进而到了五十知天命，又有一阕『八声甘州』，内有『辜负神州句』， 又认识到就是文化方面，自己也作不出什么贡献。 前时，有一批专家以多年的财力、精力搞了一个文字整形工程，推出四十四个汉字的整形成果，征求社会意见，一片反对声，认为是『瞎折腾』。进而垢病政府，为什么把这个工程立项？其实，类似的科研立项很多，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这些立项没有价 值，但为什么还要批准拨款呢？无非是满足我们『好奇计』的欲望以此来自我标榜。

总之，杰出的徐渭身上的不良品行，在凡庸的我们身上也非常严重。作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要宽容其不良的品行，并发掘其优良的品行；作为对今天治疗的历史借鉴，我们要批评并自我批评这种不良的品行，而对其优良的品行不妨置而不论。这就像对今人心脏病的治疗，以西施为借鉴，只要分析其心脏病便已足够，至于西施的视力很好，对我们的治疗没有借鉴意义，可以不谈。这并不意味着认为西施浑身是病，无一健康之处。

这种不良的品行，除了与政治相关的特定时代， 『众人皆欲杀』，社会会一致评价是不利于和谐建设的；至于这种品行的某个人因之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独怜君才』，是对人的评价，对事迹的评价。这个句子，是我从杜甫写李白的『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剥过来的。为什么这么剥呢？因为我觉得『曰杀』形之于口，杀气太重，存之于心， 则温和一点。我们知道，把一个不好的想法藏在心中是不犯罪的，付之言行就犯罪了。不久前，我不点名地批评并自我批评卖弄诗才的我们发表的诗词十中有九不合格律，『我们的才力和功力空前低下， 贪欲和惰性空前膨胀，如此地弘扬传统只能加快传统的式微』，但我们却竟敢说：『我的诗好到足以让你们读了拍手叫好！』其例证中的一位作者便振振有辞地说：你举我的例平仄错了，你自己连『引诗』也错了，不仅诗意顿减，杀气稀薄了，而且平仄也错了！我的意思，凡是好东西，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凡是不好的东西，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但我们的品行就是如此，你指出我什么地方错了，我反驳你同样的地方也错了，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其实，我在这方面的犯错并不表示我没有资格指出你这方面的犯错，更不是你可以在这方面犯错的理由。其次，剥句人诗要讲平仄，剥句 人文而且是白话文并不受此限制，像过去许多名家剥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句人印为『江山多娇』，就不拘平仄。再次，即使硬要反咬，也应该『弄弄清楚』，剥句究竟有没有失律？杜句和剥句均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式，没有孤平之虞，所以可以不论一三 ，只论二四，上句第二字未剥，第 四字以『欲』易『曰』，难道『欲』为平声？下句第二字以『独』易『意』，难道『独』为平声？第 四字以『君』易『怜』，难道『君』为仄声？反咬，是我们的专利，在徐渭的品行中更有典型的表现，对『不快』，对张元汗、徐阶莫不如此。胡宗宪不会反咬，一境先生和潘德熙先生也不会，『你说羔半臂不是羊腿，但说它是羊裘大衣也不对，它是无袖短装的背心』，『你说徐渭的半臂不是背心，但你说任伯年的苏武牧羊不能示范半臂的形制也不对，上博所藏的任伯年《渔父图》就示范了半臂的形制』，这成什么话？

所以，对我们的『徐渭的品行』，我主张『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而感谢『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没有生过这种品行之病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病的痛苦和危害的。即使专职的医师，对某一病的痛楚之认识，也不如患者深刻。几年前报载国内一著名胃癌治疗专家，用割除、化疗的办法治疗病人，延长其生命，医术十分高超。后来自己也得了胃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终前表示••过去的办法是不对的，与其延长其生不如死的生命，不如用保守疗法，提高其临终前的生命质量。又几年前，一位朋友荣升中文系的主任，大家为他庆贺。他说系中一位老副教授，水平实在差，评不上教授老是折腾闹事，这次他又来找我，请求评上，并表示明年六十了就退休，不要求延聘，也不要当博导，我向领导表示不评他我就不任职，总算把他评上，系里也可以太平了。我说••你的麻烦更大了，因为他同你闹事的资本更雄厚了。第二年见面，主任说如你所言，他非要延聘当博导，你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他会这样呢？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差别啊！我还知道，陆维钊、张中行、启功，你就 是一辈子不评他教授也不会闹事。因为我们的品行 自卑又自大，以当上教授、骑上『白马银鞍』为实现了自我价值；而陆先生们自尊又自信，以把书法、学问搞好为实现了人生价值。近读戴敦邦先生的《中国高士图》的后记，痛心疾首地『心存愧 疚，自白自涤』，因为『文革』中参与了批林批孔，成为其中『可耻可卑的成员』，犯下了『罪孽』。 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戴先生的自我批评，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啊！而我却遮遮掩掩，通过批评徐渭的品 行来自我批评，自责之心虽同，境界却差得远了。

任何历史都可以是当代史，臧否人物，以尊重历史为之，借以鉴戒现实；评价品行，以正视现实为之，借以重新认识历史。例如，现实中的美女们选美比赛，可以借鉴西施这个历史人物的美，研究这个美有哪些特点？怎样用到我的身上来，包括如何把瑕疵掩盖掉？现实中的心脏病治疗，则可以借鉴西施心脏病的临床症状，研究这个病有什么特点、危害？怎样排除到我的身外去？

研究就是批判，但枇判绝不是『往死里打』， 而是『评论是非』，这是古人说的：『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但这个词在『文革』中被曲解为『往死里打』，就像把市场经济曲解为资本主义一样。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作了全面彻底的否定，应该再没有人作『往死里打』和『资本主义』的理解了。批判，就是批评且下判断，是其是，非其非。就『是其是』的批评而言，应该笔下生花，涂脂抹粉，使批评的对象更美，但这只能 用于他人而不可用于自己。就『非其非』的批评而言，应该下笔如刀，把对方身上的毒瘤稳、准、狠地切去，这样的批评同时又必然是切肤之痛的自我批评，切去自己身上已出来的或尚未出来的毒瘤。

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用手术刀解剖别人的同时更在 解剖自己。这个『别人』包括古人和今人，加上 『我』便是『我们』。由于人都是讳疾忌医的，似 乎被人指称得了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不愿去治 疗，甚至把医生视如仇敌。所以，对于古人的品行，我是点名的，今人，则一律不点名而以『我们』代 之。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我想绝不是对『中国人』的否定，也不是对中国人的『美德』的否定， 而是对中国人的『陋行』的否定。但用『丑陋』来定语『中国人』，不免使人误解，所以我用徐渭的 『品行』来区分『徐渭』，用我们的『品行』来区 分『我们』。徐渭、我们、我，就品行而言，其实 是一个人，落脚点则在我。

一言以蔽之，我所谈的问题绝不是如何评价『徐渭』的问题，也不全是如何评价徐渭的『品行』的问题，而是如何以历史包括徐渭为借鉴，在和谐社会建议、关注心理健康、防止自杀的今天，修养书画艺术家的品行问题，落脚点在『我们即我的品行』。面对失意、挫折、社会的不公，我们过去倡导的是借鉴徐渭的品行，高度评价反抗、抱怨、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控诉为优美的精神。这就是没有患癌症的旁观者们行之有效的方案。但作为癌症的患者，绝不能认为癌症是身心健康的标志，也不能认为只需宽容无须治疗。所以，我的观点是：倡导天下为公的品行，艺术家应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社会永远不可能绝对的公正，更不可能满足『我』的公正要求，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有社会的外因，也有个人心理的内因。对来 自社会不公的压力，我们需要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当然，这个动力是指提升自己奉献社会的实力，而不是抱怨社会不公的折腾；对来自个人心理、欲望的压力，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治疗、克服心理的疾病，

而不是放纵它。如果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倡导以自我中心、『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品行，或者认为徐渭根本就不是『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品行， 而是淡泊名利、心态平和的品行，所以不足以作为今天设计治疗方案的借鉴的，才谈得上商榷。

我这样说，并不是讲社会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老百姓责怪『我错了』，我也希望权贵们能责怪『我错了』，所以又有一个董其昌的历史借鉴。但这只能是『希望』而不能是『要求』，我们能『要求』的只能是自己。就像对政府官员的收人曝光，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这样做，而且把这种『希望』的迫切，寄托在宁波一位市民的『要求』自己先做到 一样。据说，这位市民的做法引起百姓的一片叫好声，却使某些官员很不高兴，认为：『这不是在逼我们公开收入吗？』这一度使我很担心，会不会有官员认为我的说法是逼他们就社会的问题而自责 『我错了』。现在，有身为百姓的专家怒斥我： 『这是什么话？』足以证明我的说法只是在要求自己，绝不是在逼官员。这是我要深深感谢就这个问题同我商榷的专家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一个人，同一句话，各人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切忌自以为『弄清楚』了『秉笔人之本意』就振振有辞地给人扣上『反政府』的帽子。这也是乾嘉学派的学者为逃避文字狱之祸转向考证古事的缘由，只有像『半臂』之类的古名物，才是可以争论而不会产生政治上的歧义的。

过去，听启功先生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科举考题为《盖有之矣》，某考生破题的首句为：『人皆有盖。』考官旁批曰：『我独无！』再看第二句： 『凡自言无盖者，其盖盖大。』考官赶快又把『我独无』三字抹去。『无盖』的人当然是有的，但至少我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