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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的崛起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8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的崛起.md
2007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 个现象以轰动的新闻效应引人注目,这 便是一些华人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异军突起,拍出了天价,甚至把赵孟頫、 鲜于枢、沈周、唐寅、董其昌、陈洪绶、王铎、石涛、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中国书画史上里程碑式人物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价位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对这一现象,有朋友问我:几年前,你不是在《收藏家》上撰文,认为古典风格的艺术品“画以画传”,如主干直上的植树造林,大小名家多具有不等的传世价值;现代风格的艺术品“画以人传”,如主干曲折的树桩盆景,大、中名家的具有传世的价值,小名家的则不具传世价值,当代又称后现代风格的艺术品“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如无土插花,大多不具传世的价值吗?现在,你又何以解释呢?
对于这一问题似乎应该这样来看,即华人艺术家包括国内的和海外的,他们的当代艺术品存市场上的天价主要是由西方强势文化作为支持背景的,而国内的投资者、收藏者,则基本上还没有出手,至于今后是否会像投资传统书画那样大规模地出手跟进,目前还不能匆忙地下判断。而据2008年初上海《东方早报》报道,一位西方最大的华人当代艺术品收藏者在上海接受记者的采访,被问及他对华人当代艺术品艺术、艺术价值的评价,他表示并不看好。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斥资购藏呢?
早在十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从85新潮之后,当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家中的风行,是与西方强势国家推行文化殖民政策的意图有关的。后来,黄河清教授的 《艺术与阴谋》一书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虽然,我们不必持“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态度,因为在多元化的今天,当代艺术自有其不同干现代艺术、古典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但当代艺术在学术界的风靡,使个人奋斗的现代艺术、天下为公的古典艺术都被排挤到边缘,戏说、搞笑、选秀,乃至恶搞,使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社 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遭遇到严重的挑战和危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西方文化殖民政策所预期和希望看到的。
幸好,1990年代初兴起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给传统的书画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那些在艺术展览中遭冷遇的传统风格的作品,成为艺术品市场上最大的热门,进而稍稍扭转了创作的风气。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过,艺术品市场拯救了中国的传统艺术。这就是所谓“礼失诸朝而求诸野”。
显然这一点是西方文化殖民政策的推行者始料未及的。所以继学术上扶持当代艺术、颠覆传统艺术取得成功之后,他们还必须在市场上扶持当代艺术、颠覆传统艺术,双管齐下、朝野并行,才能毕文化殖民之全功。
那么,国内的投资者、收藏者,究竟要不要跟进呢?这个问题,同华人艺术家(包括国内和海外的)的要不要跟进当代艺术风气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 我认为,必须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然后再作出决定。
首先,西方文化是一种情、法分举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礼的文化。 什么是情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粹个人化的感情;什么是法呢?就是人与社会之间用以维系社会秩序的公共化的法制;什么是礼呢?它是情又不是情、 是法又不是法,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亦公亦私的责任。西方人讲情,可以非常激情,完全没有责任,这就是“人权”,个人有最大的自由,所以又要用非常严密的、无情的法制把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中国人讲礼,夫妻双方可以从来没有见过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夫妻,便自觉地建立起责任,而最大的责任便是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点说明为什么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绝,这是与中国人讲礼,讲延续香火的观念直接相关的。而西方文明发生的变化是与西方人情法的分而治之直接相关的。
其次,中外文化的最高层次都是“道”,但求“道”的方式却不一样。 西方的是逻辑之道,中国的是形技之道。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也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所以逻辑之道就是由形而上求形而上,它缺少一个具体的本, 但向外的扩张力却非常强。而形技都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叫“以形媚道”,通过具体的形象来体悟道,而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来演绎道,又叫“技进乎道”,通过具体的技术来体认道,而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来推理道。以形而下而求形而上,所以它总是固守着具体的本,向外的扩张力则有限。
基本逻辑之道的向外扩张性,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的殖民史,侵略别国、别民族,直到发展而为进军太空,今天西方一些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大多也是掠夺自别国、别民族。方面我们又看到,某一个强权国家一旦遭到更强权的侵入,使马上放弃抵抗,缴械投降,从此文化灭绝,一蹶不振;即使保持着它的强权地位,但在殖民的同时又大量地移民, 结杲导致文化变种。
而基于形媚之道的自强固本性,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从不侵略别国、别民族,我国各博物馆中的文物,绝无掠夺自别国者,即有也是外国进贡的礼品,而非我国征服别国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无论遭到何等强权的侵入,中国人绝不会放弃抵抗,即使国家之社稷亡,天下之文化不亡,好比薪尽而火不灭,死灰犹可复燃。
所谓“道”,也就是“和”,个人与个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西方文化恃强权而求和,欲以同而成和,演为殖民文化,包括武力殖民和文化殖民,结果总是为别一文化所灭绝或移民,所谓“侮人者,人必侮之”是也。而中国文化恃中庸而求和,所求者和而不同。中庸的意义有二:—曰“自强不息”,所以能固本而永不丧其元;一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人不侮人,人孰能侮之” 是也。而强权的要义则反之:一曰“强于外而弱于内”,一曰“己所不欲,强 加于人”。所以,信奉西方文化者,眼光是向外的,大多恃“月亮外国圆”之见,艺术上、创作上盲目的、义无返顾地追随西方当代艺术,市场上,也可能作出如此的抉择。而信奉传统文化者,大多眼光是向内的,恃“月是故乡明”之见,市场上,义无返顾地、坚定地追捧传统艺术,甚至浙江的收藏者、投资者追捧浙江书画家,江苏的收藏者、投资者追捧江苏书画家,自觉地以此作为 自己的一种责任、道义,学术上、创作上同样也可能作出如此的抉择。
毫无疑问,轰动的新闻效应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但在这样的冲击下,我们切 不可失理智,昏了头脑。而如上所述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传统文化绵延的生命力,目的正在于提供投资者、收藏者在面对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的新闻效应之冲击力时冷静思考的一个参照。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落实到书画艺术,不仅艺术家有责任、有贡献,收藏家同样有责任、有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不仅不容抹杀,在“礼失诸朝而求诸野”之际,尤其值得尊崇。笔者为《辞海》2009版的美术科主编,针对历年版本的《辞海》不收收藏家的惯例,实事求是地陈说利害,终于使项子京、梁清标、庞元济、张伯驹等名目列人。所冀者,不是要抵制当代艺术品在市场上的崛起,而是为公为私,如何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弘扬作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和更大的贡献,并收获更大的回报,不仅报之于及身,更报之于社会,报之于子孙万代。
最后需要附带指出的,就是艺术市场上传统书画的追捧,主要应该依靠国内的投资者、收藏者,而海外华人只能作为辅助的力量。虽然,早在上世纪 80年代至90年代,海外的华人投资者、收藏者对于传统书画在艺术市场上的崛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从进入21世纪,尤其是“非典”之后,他们更多的已由购人转向抛出以盈利,这便是传统书画作品的“海归”、“回流”现象。 这其间,一方面说明了由于所受教育的不同,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必然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其具体的做法,确也有值得国内投资者、收藏家借鉴的地方。志道弘毅,任重道远,传统的传承、弘扬,武力殖民不能灭,文化殖民同样不能灭。志士仁人,其勉之哉!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却收到一本上海书店2007年出版的《艺术上海》 创刊号,上面有一篇某位不断创造轰动新闻效应的著名海归艺术家的文章,里面谈到,“今天的中国,富国强民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呢? “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以及因此而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是自身的人格”。而且,这种价值观“不出国很难认识”。这虽然是从学术上为当代艺术张目,但也可以为当代艺术抢占市场份额的支持,所以有必要在此略作分析。
首先,今天的中国,富国强民的理想尚远未实现,所谓“中国威胁论”, 完全是西方少数强权国家的偏见。尽管少数艺术家,尤其是当代艺术家倚靠西方强势文化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整个社会却远未实现高层次的温饱,沿海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还处于严峻的贫困之中。所以,对于当代艺术家们诸如把几吨苹果倒在马路上,用推土机碾烂的行为艺术,要让中国人来接受并投资,是难以想像的。
其次,就是“工具人格”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自身人格”的评价问题。所谓“工具人格”,就是指社会中心、天下为公,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社会的人格,广大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确实是如此的人格,传统的艺术,尤其是古典艺术,也正是体认了如此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包括体认了这样人格的艺术,我们认为理应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投资、推广,当代艺术家却认为应该否定并排斥。所谓“独立人格” 之上,就是指个人中心,自我表现,个人不必服从并服务社会,而应该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地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人格,那些当代艺术家确实是如此的人格,当代艺术也正是体认了如此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包括体认了这样人格的艺术,我们认为确有它特殊的价值,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当代艺术家却认为应该普遍地推广、全面地投资,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显然,艺术品的投资、收藏,不仅仅只是金钱的较量,更是文化、文明和价值观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