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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士风大坏与书学创新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8再谈士风大坏与书学创新.md
徐建融
几年前我在《书法》杂志上写过一篇《士风大坏和书学创新》的小文，针对晚明的书坛，提出对于人品和书品关系的一点认识。通常认为， 好的人品一定能写出好的书品，好的书品也一定 反映了好的人品•，晚明的书坛，涌现出一批创新的、好的书品，正是表征了书家好的人品，因此，我们赞赏、学习这样的书品，同时也应该赞赏、学习这些书家的人品。对于这样的认识，我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二十多年来，我对中国书画史的研究，反复强调『隆(庆)万(历)之变』，指出以徐渭、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书画，从书(画)品上固然值得肯定，从人品上却不可盲目仿效，他们和它们所代表的，只是一个特殊真理而并非普遍真理《大坏》一文所要表述的，无非就是这一见解。但今天看来，意犹有未尽处，所以撰此文作为进一步的补充。
关于晚明书家的人品，扩而大之，便是整个晚明的主流士风，在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便是『士风大坏』、『儒学淡泊，不可收拾』、『文人无 行』。这在顾炎武的《日知录》、傅山的《霜红龛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明末清初学者的著述中屡有揭露，并有痛心疾首的指斥，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隆万之际的士风概括为八个字••『上流无用，下流无耻。』什么叫『上流无用』呢？就是董其昌等上层的文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于天下苍生事漠不关心，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社会持冷漠的态度，超凡脱尘，供养烟云。什么叫『下流无耻』昵？就是徐渭等下层的文人，作为未得利益者，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断地折腾闹事，对社会持仇恨的态度，怨天尤人，丧心病狂。
本来，读书人的目标是成为『士人』，而不是『文人』。士人和文人，我们通常看作是一而二、二而I的一个阶级，其实不然。士人的志向 是『志于道j，这是《论语》中所说的，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要『克己』，要『毋我』，以社会为中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社会与个人发生冲突，『当仁不让』，所应该选择的是牺牲个人利益、保障社会利益，甚至不惜『杀身成仁』。士人当然也做诗文，甚至成就在文人之上，但他的志向不在诗文而在道。文人的职守是诗文。治道治史最忌出诸己，出诸己则失于公，所以即使孔子也是『述而不作』，顾亭林干脆表示『著书不如抄书』。而做诗做文最忌出诸人，出诸人则成学舌，所以文人既以诗文为职守，就需要强调自我价值而以个人为中心，『达则胡作非为或明哲保身，穷则怨天尤人或丧心病狂』，『居庙堂之高则超尘脱俗，处江湖之远则愤世嫉俗』，『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优』，当社会与个人发生冲突，所选择的必然是牺牲社会利益，保障个人利益，为求生而害仁。
在历史上，读书界中，士人从来都是主流，文人只占支流的地位。而『明代养士三百年之不精』，到了隆万之际，读书人大多成了文人，只有极少部分士人。文人成了读书界的主流，『上流无用，下流无耻』；士人成了读书界的支流 即使中流砥柱，也挽回不了江河日下、狂澜既倒。其结果是什么呢？士风的大坏表率了社会的风 气，导致整个明末社会各阶层的腐败，尤其当明 清易代的大是大非之际，竟出现了 一大批读书人 而且有不少是明朝的官员，纷纷投诚清朝。南宋 的小皇帝，由陆秀夫抱了在崖山跳海而亡，而明末的崇祯皇帝上吊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 朝中的大臣早已作鸟兽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为之震惊，在修《明史》时专门列了一个『贰臣传』作为资治的鉴戒。
明末士风的大坏，是由王阳明的心学变而为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尤其是李贽的异端邪说而开启的。他打着解放个性的旗号彻底颠覆了『天下为公』、社会大于个人、个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而把个人中心、自我价值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圣追求。由于人人都有情欲，只是长期的圣人之教要求人们克制私欲、服从社会，所以把它压抑住了。尤其是朱子『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更使礼教的社会秩序成为专制、钳制。而李贽之说一出，就 如《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打开了华山镇魔殿中陈抟老祖的封石，一时吸引了大批年轻的读书人携带了妻女风靡从之，『一境如狂』，听他讲学，并献出妻女供李贽在尼姑庵中群宿群淫，甚至『白昼同浴』，彻底地解放了个性，有如邪教。所以，顾亭林等直斥其为『无耻之尤』。在这种学说的蛊惑下，读书人当然不可能再成为士人，而纷纷变成了个人中心、无视社会规范的文人。所以， 《日知录》中痛斥『文人之多』，并曰『《通鉴》不载文人』，傅山、黄宗羲等则认为文人不过是『隘人』、『小人』、『伪人』，上流则『全无心肝』，下流则『丧心病狂』，也就是梁启超所说『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的意思。顾亭林等于明亡之后痛定思痛，表示要『急救心火』，重拾『修齐治平之道』。但缺口既已撕开，要想再把它缝合难于补天，而越撕越大则是大势所趋了。
我们先从『上流无用』来看明末的士风大坏。试以董其昌为例，他出身清寒，屡试屡黜，所以醉心禅学以求解脱。直到三十五岁中举踏上仕途，嗣后一帆风顺，至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当上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但由于他致力于学优而仕的目的并不是兼济天下，而主要是为了摆脱低微的社会地位，达到个人的『出人头地』，所以于政事始终持不关心、不作为的态度。担任皇长子讲官时如此，后来历任湖广提学副使、河南参政、南京礼部尚书、北京掌詹府事等显职，直到崇祯七年（一六三四)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在朝为官四十五年，显职四十年，始终超然事外，整日优游于明山秀水之间，供养于诗文书画之中。他的朋友陈继儒称他为『东山不出』，意谓他居庙堂之高而丝毫不以苍生为忧。那是否因为当时天下清明太平，所以他可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呢？史载他原本家境破落，仅『瘠田二十亩』，而发达之后拥有『膏腴万顷』、『游船百艘』、『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 亭台榭，数百余间』，并购藏了大量历代法书名画，无数佣仆姬侍，这样的财产，他享之不尽，并借北宋宰相韩琦相州筑昼锦堂的典故，作了一幅《昼锦堂图》，可见其乐，大有得意忘形之概。包括他所倡导的『以画为乐』的书画观，总之，享用既得的个人利益，享受人生，追求享乐，是他四十余年仕途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样的乐，虽然奢侈得过分了，但只要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对之也无可厚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在这四十余年间，明王朝的政治陷入到严重 的危机，阉党专权，朝廷斗争趋于白炽化，关外满族政权崛起，虎视眈眈，苛捐杂税，天灾人祸，激起民变不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触即发。所 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包括东林党在内，一些位卑的清流、在野的士子，尚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而位居显要的董其昌，却对国家的危亡无动于衷，每当朝廷政治斗争达到不可开交之时，便请病假回松江颐养。他为官四十余年，除了公费旅游，于重大的政事都是采取『深自远引』的回避策略，而绝不是当仁不让。因为他深知，一旦介入其 中，难免导致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殆尽，甚至还要赔上性命。
北宋王禹偁曾撰《待漏院记》，提出为人臣者，食君之禄而忧国忧民者为贤臣，祸国殃民而『私心愒滔』者为奸臣，而『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则为耻辱。董其昌的所为，正是王文所论的第三类人臣，《孟子》所谓『在其位而道不行于天下者，耻也』。而其丝毫不以为耻，是为无耻。所以顾亭林针对明末的士风大坏，专门提出『行己有耻』加以反拨。这种『上流无用』的文人，便是官场上的『乡愿』，而乡愿，正是『德之贼』也。与此相对，『下流无耻』的文人，便是士林中的『小人』。二者行径有异，一者明哲保身地无为、不作为；一者丧心病狂地胡为，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地折腾闹事。但本质则一，都是基于个人中心的自我价值：个人利益既已得所以无为，个人利益未得所以胡为。正因为本质的一致性， 所以，乡愿也有小人的一面。董其昌在官场上不作为，在乡里则胡作非为，史载其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渔猎民膏』、『垄断利津』、强占民女、侵匿良田，以致激起轰动江南的民变，焚烧董宅，史称『民抄董宦』。甚至八十多岁了，还『不知老之将至』，霸占了许多年轻美貌的少女，终日淫乐。
对于董其昌的『无用』也就是不作为，长期以来，书画史的研究都是把它作为『不做坏事』来认识、评价的。这种离开了其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特定时间、形势所作的评价，显然是不合宜的。当天下动荡、国家危亡、民生涂炭之际，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我们不能强求一介布衣的陈继儒挺身而出。而董其昌却不一样，他位居显赫，职守所在是需要他必须出来做事，做好事。不作为，即使是『不做坏事』，也是严 重的失职、渎职。或者有人会说，大势所趋，即 使出来做事，做好事，也无济于事，而只能是无谓的牺牲而于事无补，所以董其昌的不作为绝非耻辱，而是明智之举。那么，我们可以用东林党来例证，难道他们不知道阉党权势熏天，任何抗争也不过如飞蛾扑火吗？我们还可以用诸葛亮的《出师表》来例证，诸葛亮不是也明智地认识到：当今之势，『才弱而贼强，伐贼，王业亦亡，不伐，亦亡，惟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愚所能睹也』。所以，不是所为能不能成功的问题，而是所为是不是正义的问题。正义之事，能成功，要为，不能成功，也要为；非正义之事，不能成功，不要为，能成功，也不要为。而董其昌 的考虑，既不是从能不能成功出发，更不是从是不是正义出发，而纯粹是从保障个人既得利益出发，所以，朝廷上的正义之事他不为，非正义之事他也不为，而民间的非正义之事则为所欲为。
他的诗文、书画作品，所散发着的，是一种超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平淡天真，闲适、恬静、优悠、潇洒。举其诗数首如：『风吹明月堕鱼梁，读罢残书依绿杨。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风物清和好，相将过竹林。骤寒知夜雨，繁响逗蛙吟。杂坐忘宾主，清言见古今。呼童频剪烛，不觉已更深。』从这些诗文，包括他的画作，你能看出半点天下的动荡必然在 一位政府要员心上应有的牵挂忧患吗？而在同时期的少数志士仁人，如他的同乡陈子龙的诗文中，如：『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黍离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夜雨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所以，显然，把董其昌『上流无 用』的不作为，看作是政治上『不做坏事』的好的人品来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对于这样一位高官要员，在民间做了不少坏事，我们不能因此而推断他的人品不好；但在政治上不做好事，尤其在大厦将倾之际，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人品持批评的态度了。
下面我们再从『下流无耻』来看明末的士风大坏。试以徐渭为例，他也出身寒门。大凡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有比较的环境中，都有一种自卑而自大的性格上的缺陷。因为贫困，所以被人看不起，形成自卑的心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所以又有很高的期望，用徐渭少年时自己的话说，便是『际会风云上九重』。如果这种期望实现了，就可以修复病态的心理，如果期望一次次地破灭，自卑又自大的心理便会不断地互为加强，直到丧心病狂，沦于疯狂甚至自杀。徐渭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动力和压力之下，发奋攻读，同时又 玩世不恭。但一次又一次的科考总是名落孙山，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挫折，不得已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依附胡宗宪，请求他为自己的科考开后门说情，结果还是落榜。学优则仕的道路既已不通，而胡宗宪总督东南军事，负责抗击倭寇，徐渭便干脆安心地做起了他的幕僚，把它看作是『出人头地』的另一条可行之道。因代为撰写献白鹿表而深获器重，一时备极荣耀，尤甚于金榜题名。但这样的好日子也不过五六年，先是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奸相严嵩为徐阶参倒，三年后严嵩之子严世蕃被处死，胡宗宪因属严嵩一党，也被逮捕问罪，自杀于狱中。徐渭失去了靠山，又害怕被牵连，遂沦于疯狂，九次自杀而未遂，又误杀妻张氏，问罪当死。在张天复等友人的救援下，先是免去死罪，陷于囹圄。至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又经张天复子元汴的努力疏通释放回家。期间又先后投附李春芳、吴兑、李如松、张元汴等，希冀施展才华，重新拾回荣耀，皆不能如意，卒于贫病潦倒，半疯不癫中郁郁而终。
前面提到『上流无用』的文人如董其昌是『乡愿』，为了保障既得的个人利益，于世事不作为、不承当，『下流无耻』的文人如徐渭是 『小人』，为了攫取未得的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地折腾闹事。而正如专家们把董其昌超尘脱俗的不作为往『不做坏事』上靠， 从而赋予他以高尚的人品；同样，专家们也多把徐渭愤世嫉俗的折腾闹事往『反抗社会黑暗』上靠，从而赋予他以高尚的人品。其实，人品的高尚与否，从道德上来考量，不在于作为还是不作为、闹事还是不闹事，根本是要看基于天下为公还是个人中心。徐渭与董其昌的行为虽然大相径庭，但二人的价值观念则是完全一致的。基于个人中心，因为自我价值的不能实现，在投靠胡宗宪之前，徐渭的表现是『小人失意』，怨天尤人的玩世不恭，恃才傲物的刁钻促狭，看似『反抗社会黑暗』，实质上是『反抗社会』，而无论这个社会是黑暗还是光明。从民间的口碑，绍兴地区所流传的许多关于徐渭的传说，他所捉弄的不仅仅只是『坏人』，更多的是老实巴交的平民、善良的百姓。在投靠胡宗宪之后，徐渭的表现是『小人得志』，仗势欺人，肆无忌惮，最典型的便是为严嵩写祝寿文，阿谀奉迎，与『反抗社会黑暗』毫不沾边，说明一旦有利于实现自我的价值、获取个人的利益，他是不惜『投靠社会黑暗』的，对此，我在《大坏》一文中业已指出，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严嵩的倒台，天下人拍手称快，而在徐渭，则因为自己的利益一旦化为灰烬，因此而对扳倒严嵩的徐阶恨之人骨。他在胡宗宪自杀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诗作画诅咒徐阶，如在《雪压梅竹图》等画面上题诗云：『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徐阶是松江人，所以称其为『云间老桧』，把他比作奸相秦桧；而胡宗宪号梅林，所以把他比作遭秦桧陷害的忠良岳飞。又拟乐府《氛何来》：『氛何来？由水木、连公工。』木公为松，水工为江，意为徐阶扳倒 严嵩，是把清平世界推到了乌烟瘴气之中，实际上是把他徐渭的个人利益给葬送了。
严嵩、胡宗宪垮台之后，徐渭重新表现为『小人失意』，而且因为精神失常而更加极端，牢骚肮脏，不可理喻。这里姑举数例，一五七三 年他刚走出监狱的第一个春节，朋友们设宴为他接风庆贺，他豪兴勃发，赋诗一首云：『吴家兄弟能留客，镇江蒿笋樱桃千。饮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转犹未残。我系六年今始出，宝剑一跃丰城寒。登楼忽见梅花发，时有春意来姗姗。醉余皓首街泥滑，欲跨白马唤银鞍。』坐了七年牢，已五十三岁了，应该痛定思痛，有所悔改，从今夹紧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了吧？但他竟然又焕发出自大的狂想，什么『宝剑一跃丰城寒』、『欲跨白马唤银鞍』。而这极度的自大，正掩蔽着其极度的自卑，所谓色厉内荏，内愈荏而色愈厉。其实，贫穷并不必自卑，所谓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圣人的遗训。但他不是士人，所以不是志于道，他是文人，所以志于我，志于我就无法安贫，而是愈贫愈骄，甚至以贫骄人。一五八C年，张元汴得知徐渭的潦倒，便写信请他北上京师到自己府上来帮忙做些事。帮忙做事无非是客气话，真实的意思是要接济他，让他安度晚年。徐渭却兴致勃勃，以为元汴要借用他的才华，而他自信完全能做到不辱使命，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地表现并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到了张府，元汴对他百般礼遇，他却不断折腾闹事，帮倒忙而添乱，使张在官场上十分尴尬。张向他解释，官场上总有官场上的礼数，是不能失礼的。他竟勃然大怒，不仅毫无感恩之心，而且对救命恩人恶言相向，说道：『你张家父子对我有救命之恩，但我也不能因此就成了你家的奴隶，我杀人当死，按《大明律》不过当颈一刀，你却是要一刀一刀地慢慢剐割我不成？』随即不辞而别，在京城租了 一间破屋住下。不久冬天来临，大雪纷飞， 元汴赶快派人给他送去一件裘皮大衣和酒肉以解饥寒之困。徐渭竟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回信 一封云：『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症药也。酒无破肚赃，罄当归瓮，羔半臂，非褐夫常服，寒退宜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一笑。』意思是我不领你的情， 酒瓮我是要还给你的，大衣到了夏天同样会还给你。这封信的刻薄和无礼，令旁人也看不下去，便去责问徐渭究竟是什么意思，徐又回信说：『夫以闾里饮羊绾格之夫，一旦得志，即跨骏食肥，目不知有长老。』意谓张元汴不过是小人得志。但即使如此，张也依然对他不失礼数，并向首辅张居正推荐徐渭入翰林院，徐又怀疑这是因写信事 件而在戏弄他，当场翻脸成仇绝交。一五八七年，徐渭已经六十七岁，李如松升任宣大总督，写信向徐致问，作为客套，自然免不了『我的工作亟需先生前来辅佐才有望大展鸿图』云云，徐渭却认了真，不顾年衰体病，兴冲冲地北上，准备抓住这最后一次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其实，李如松哪里用得着你的帮助？何况你是一个时不时精神病发作的精神病人？结果走到徐州，旧病复发，不得已南返。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首自题《墨葡萄》诗，是徐渭对自己半生遭际的自况，其实也正是他一生人品的写照。『落魄』也就是居于『下流』、下层，『独立』指不理解社会、他人，也不为社会、他人所理解，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明珠』句就是恃才傲物的自大、自负，把自己看得很高，自我价值的期望自然也高；『闲抛』句就 是破罐破摔的自卑、自贱，个人利益未得，则折 腾闹事、愤世嫉俗不息。是谓『下流无耻』、『文人无行』，完全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
虽然，以董其昌和徐渭为代表的晚明文人的人品是不足为训的，但由此人品所导致的书品则独具创新的价值。因此，本文包括《大坏》一文的撰写，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书品，而是提醒研究者，在肯定他们的书品的同时，不可盲目地肯定他们的人品，更不可盲目地仿效、学习他们的人品。
那么，为什么大坏的士风竟会促成创新的书风呢？我在《大坏》一文中，从『痞子运动』的革命性指出了其间的原因。而苏洵《上韩枢密 书》中也曾提到这一现象『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 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意谓在特殊 的条件之下，不义之徒、无行之人，也可以作出有义、有行的贡献。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的人品，主要是基于道德的考量，是耻辱的，而不是荣耀的。但人品的问题，不限于后天的道德，亦关乎先天的气质、禀赋。尤其是艺术，天赋的先天条件更至关重要。尽管董、徐的道德品质不足称道，但他们的艺术禀赋却是不世出的。董其昌书画品格的平淡典雅，固然是其『无用』的人品反映，同时也是其冲淡的禀赋的流露；徐渭书画品格的冲动狂肆，固然是其『无耻』的人品反映，同时也是其激厉的禀 赋的流露。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撰写，包括《大坏》一文，目的不仅仅在于历史的评价，对于晚明某些在书学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书画 家的人品给予客观、切实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因书誉人，一如长期以来对赵孟頫、王铎书品、人品评价的因人废书；更在于今天的镜鉴。因为人品的问题，对于书品至关重要，但其中的先天因素，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而后天的因素，天下为公还是自我中心？正需要我们从前人中选择学习的榜样。晚明的士风包括一些重要书家的人品，『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结果塑造了社会的『文化软实力』，竟涌现出一批读过圣贤书的人纷纷作了『贰臣』；那么，今天的我们，要想塑造以『天下为公』为荣，以个人中心为耻的『文化软实力』，又怎么能把晚明书家的『上流无用』、『下流无耻』作为『优美的精神』、 『高尚的人品』来艳羡、仿效呢？
任何一个人，既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又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一份子』而存在，因此，人品的问题，根本上是要求我们理顺『天下 为公』和『个人中心』的关系。长时期的『天下为公』扼杀了个人中心，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晚明的个性解放，以个人中心颠覆了『天下为公』的原则则祸害更大。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闻一多的一句话：『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即使专制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基于『天下为公』的人格精神，个人受到了屈辱，个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要『忍』；好处送到我的面前来了，要『让』；民族的屈辱，不能『忍』；国家的利益，不能『让』。所以，『上流』不应该『无 用』，不应该不作为，而要『有用』，当然，这个『用』不是为我，而是为公，为他人，包括各级书协的领导，在为人民服务方面不应该不作 为，而应该有积极的作为；『下流』不应该『无耻』，不应该争名夺利，包括基层的每一个书家，在追逐个人利益方面不应该争先恐后，自视甚高，而应该自视较低。基于个人中心的人格精神，作为个人利益的既得者，对于民族的屈辱他『忍』，对于国家的利益他『让』~作为个人利 益的未得者，对于个人的屈辱他不能『忍』，对于个人的利益他不肯『让』。我以为，以董其昌和徐渭为代表的这两类晚明书家也是整个晚明士林的人品，只能作为今天书坛的上层和下层的反 面教材。至于汲取他们的书品之优长，又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论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反拨包括书画家在内的晚明文人的『士风大坏』，顾炎武提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观点，对于今天书画家的人品建设也是值得倾听的。顾氏认为『著书不如抄书』，这个『书』不是诗文之书，而是经史之书，所以，他的这个观点事实并非他的个性独创，而完全是沿用孔孟之教。什么叫『行己有耻』呢？就是每一个人的立身处世要有荣辱观，『知耻近乎勇』，以『天下为公』为荣，以个人中心为耻。晚明以降的书画家，直到今天，基于个人中心，『画之所贵贵有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 『我用我法』，我若不能『出人头地，冤哉』，自我，自我表现，等等，都已成为天经地义。这 一些当然都是不错的，但只有这一些，而忘怀、抛弃了『天下为公』，否定了为社会服务，把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什么叫『博学于文』昵？这个『文』不是指文化，而是指条理。因为天下是由三百六十行构成的，博学就是分别研究三百六十行，要研究它们各各不同的『文』即条理、规矩、法则、秩序，每一行都按照本行业的规范做好了本职工作，『天下为公』的理想就实现了。不是说不同的行业之间没有相通 的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但仅仅研究这些空泛的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只能使本职工作做不好，每一行的本职工作做不好，『天下为公j就无从谈起。《孟子》中记到，『孔 子尝为委吏矣』，也就是仓库保管员，『曰会计当而已矣』，关心的是出人的账目，这就是『委 吏』这一行业的『文』，『孔子尝为乘田矣j， 也就是词养员，『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关心的是牛羊盼茁壮成长，这就是『乘田』这一行业的『文』。这就是孔子的『博学于文』。而扬雄以赋擅场，他却『耻为雕虫小技』，他要去研究哲理，著了《太玄》、《法言》，苏轼以为不过是『以艰深之言，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一通百通、『变其音节』，便是反『博学于文』而为之，改变每一个行业的基本规范，用甲行业的规范来做乙行业的事情。这就 是文人的通病，晚明以降，弥漫到整个的社会。书法的规范，不再是二王八法，而是『书外功夫』，绘画的规范，不再是二体六法，而是书法，是『画外功夫』。不是说不要『书外功夫』、『画外功夫』，但把书、画之外行业的规范作为书、画行业的规范，对于做好书、画的本职工作，只能是特殊真理，不可能是普遍真理。而既然『书外功 夫』可以取代八法，『画外功夫』可以取代六法，那么无法而法，取消书法与非书法，绘画与非绘画的界限，也可以取代『书外功夫』、『画外功 夫』，这就成了今天的流行书风、现代水墨。
我把魏晋以降至晚明之前的书画史称做古典期，晚明以降的书画史称做现代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书画史称做后现代期又名当代期。 每一个时期都有所谓的『创新』，但古典期的创新基于『天下为公』，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共名』，二王欧颜好比是郭子仪、岳飞，用统一的号令率领了千军万马，所成就的是天下的、整个书坛的赫赫之功，是金字塔般的经典；现代期的创新基于个人中心，是个性大于共性的『异名』，徐渭、董其昌乃至扬州八怪，好比是张无忌、令狐冲，率领了三山五岳的奇人异士，各有各的绝招，但大多数绝招都成不了气候，只有绝少数绝招才能技压群雄，所成就的是个人的功名，是电线杆般的个性-后现代期的创新基于『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的『没有理想』，是无所谓共性也无所谓个性的『变名』， 不断地出匪夷所思的新招，今天把小便池搬到展厅中，明天又给《蒙娜丽莎》添小胡子，中国书画界的『杜尚』们，『超女』、『快男』们，好比是韦小宝，率领了一大批粉丝，所成就的是 『轰动的新闻效应』，是沙尘暴般的时尚。
这，便是不同的人品，必然导致不同的创新成果。新是肯定的，但未必都好，即使都是好，还有好的分量之大与小的问题，好的可能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具体的表现，便是落实到对于『法』的认识，『法』也就是顾亭林所说的『文』。天下的大道理，三百六十行是共通的，但三百六十行之所以各各不同，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大道理都是同一个，而是因为它们的『法』和『文』是各各不同的三百六十种。圣人立法，其 旨不外乎二，一是为了规范某一个行当，使某一行当成为这一行当而不是那一行当；二是为了方便从事某一行当的千千万万人，所以他不是从我来立法，而是『毋我』为公，『克己复礼』。所谓的个性，便表现于这行当规范和万人共遵的共性、共名之中，而绝不会因此而使人感到『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遂使今之人不能出人头地，冤哉』。而晚明的人品，导致对于『法』的认识，是以『无法而法』、『我用我法』为『至法』，『无法』便是一通百通、『变其音节』，便不能规范某一行当；『我法』便只可有一、不可有二，普遍地推广到千千万万人，更会沦于『荒谬绝伦』。所谓的个性，便表现为颠覆行当规范、唯我纵己的异名。
一言以蔽之，晚明的『士风大坏』、『文人无行』；作为书画家的人品，对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有害的；表现为书品和画品，只能是特殊真理而绝不是普遍真理。传统文化所讲的奇正相生、其用无穷，『天下为公』、『博学于文』是正，是本；个人中心，『变其音节』是奇，是末。我们绝不可以末为本，以奇为正，以特殊性为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