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圣”与“侠客”——再谈士风大坏与画学创新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8“散圣”与“侠客”.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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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圣”与“侠客”

—再谈士风大坏与画学创新

徐建融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袁宏道《徐文长传》中这段对徐谓书法，画法的评语，移用于整个明末由士风大坏所引起的画学创新，大体上也是合适的。

我们知道，晚明的士风之变，反映在价值观上，主要是由“行已有耻”的天下为公，变为“行已无耻”的个人中心，包括"上流无用"和“下流无耻”，尤以“下流无耻”的表现更为振聋发聩；反映在书画创作上，主要是由"傅学于文"的恪守不同学科各自的基本规范，变为“我用我法”的冲决，改变学科规范。我在《士风大坏与画学创新》一文中，着重所谈的是价值观的创新，本文所要谈的，则侧重于艺术规范的创新。

既然在“我”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大于个人，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社会，变成了个人大于社会，个人不仅不必服从并服务社会，而且天经地义地应该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在“我”与学科规范的关系中，以规范为学科的本法，"我"必须遵守规范以创新，便变成了以"我"为中心，“我”不仅不必遵守规范，而且可以颠覆旧规范，创造新规范以创新。

所谓“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正是指包括徐谓在内的一批明清书画家，在书画这一学科中，在颠覆书画学科基本规范方面所做出的创新。

“散圣”是佛教中的一批颠覆性人物，包括济公、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一批佛门下层疯疯癱癱的人物，他们是由挑水劈柴的慧能创立南宗禅以后所活跃起来的。本来，佛教中的圣人如释迦、观音、普贤、文殊等等，我们可以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 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壁画中看到，都是慈悲庄严，华贵曼妙的形象，珠光宝气，无比稀有，灿烂辉煌，人间罕见，令人瞻礼观仰而生皈依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种放大光明的堂皇之美，不可思议。而憎侣信徒们，观此形象而礼之，诵其经典而念之，如是我见，如是我闻，必严遵戒律，积劫可成菩萨。而自南宗禅兴起，劈佛像而烧之，撕经典而灭之，圣人形象，更由华饰庄严的如来，观音，变而为破扇烂衲，游戏风尘的济顛、布袋、疯子也成了圣人，乞丐也成了圣人，一种玩世不恭的畸寒之美，不可思议。于是戒律荡然，佛门大坏，一超即可直入如来地，称作“散僧入圣”也就是"散圣"。

与“散圣”相类似的还有“散仙”，系道教中的一批颠覆性人物，包括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等等。本来，道教中的圣人，如天尊、帝君、灵官、玉女等等，我们可以从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永乐宫的三清殿壁画《朝元图》中看到，也都是美丽庄严，华光焕彩，真如杜甫诗所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发，旌旆尽飞扬。" —种仙气清超，道貌岸然，如拉斐尔所画的圣母像，文质彬彬，尽赛尽美。而现在，瘸腿的也成了仙人，嫘妓的也成了仙人，倒骑毛驴的也成了仙人，如毕加索所画的《阿威农少女》，龇牙咧嘴的成了美女，是为以恶为善，以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

如果说，王右军，顔鲁公是八法中的如来，那么，欧褚苏黄等等，便是八法中的菩萨、声闻，护法乃至诸夫、伎乐、供养，而徐渭等晚明书家，便是八法中的"散圣"。如果说，吴道子，李咸熙，黄要叔是六法中的如来，那么，张萱、郭熙，崔白等等， 便是六法中的菩萨、声闻，护法乃至诸天，伎乐，供养，而徐谓等晚明画家，便是六法中的"散圣"。

懦、道，释三教一家，佛门由以如来，观音为圣人变为以济颠、布袋和尚为圣人，道教由以天尊，帝君为圣人变为以铁拐，张果为圣人，正与懦家由以孔孟为万世师表演为李贽的丧心病狂，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自然，书法、绘画也就由王義之、 吴道子大跨度地创新成为晚明的“散圣”之风尚了。

“侠客”是指武学中的一批独行者。《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也就是说，侠客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从荆轲一直到金庸小说中的张无忌、令狐冲，无不都是以个性，以绝招揎场取胜。与"侠客"所相对的便是将军，如郭子仪、岳飞，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严密的军纪法令，并以此来训练，统率千军万马，从将军依次而下，师长、团长、连长、排长，士兵，有统一的步调，森严的军纪，个性必须服从共性。所以，即使个人的武功不高强，但整个部队调动起来却可以所向披靡，无坚不摧。那么“侠客”又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武功不是共性的军令所训练出来的，而是纯粹个性的绝招，只可有一，不可有二，"我用我法"，甚至"无法而法"。"我用我法"的含义有二，一是"我" 的法之所由来，是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自“我”而始有之；二是 “我”的法之所从去，是别人不可能学得的，唯"我"而有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个性非常鲜明，称作"绝招"，有如吉尼斯的"新，奇、特，绝"。自然，岳家军的训练，就如奥运会的"更高，更快，更强"了，基本的法则都是一样的，无非各人所取得的造诣不同，所以而有将军、师长，团长直至士兵之别。我们看到，令狐冲、张无忌也都率领了三山五岳的一批奇人异士，桃谷六仙、田伯光、不戒和尚等等，他们都不是由统一的军令，共性的法规训练出来的，而都是个性的"我用我法"。但是一，同样是个性的绝招，令狐冲的“独孤九剑”是成功的，而桃谷六仙他们的绝招呢？二，由这批各揣绝招的奇人异士所组合的千军万马，如果面对的不是一对一的过招，而是两军的对阵，必然溃不成军。所以，将军的成功，所成的是群体之功，群体成功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当然也都成功了，尽管其中大多数个体默默无闻。而“侠客”的成功，所成的只是个体之功，个别的个体成功了，大多数的个体，即使他声名不小，也不可能成功， 大多数的个体不成功，当然这个群体也不成功。

如果说，王右军，颜魯公是字林中的将军，那么，欧褚苏黄等等，直到那些无名的书工，千军万马，便是字林中的师长，团长，连长，排长，直到士兵。而徐渭等晚明书家，也是千军万马，便是字林中的“侠客”，但其中只有一两个令狐冲，十来个田伯光，剩下的便是当着黄药师，杨过的面作华山论剑的小瘪三了。如果说，吴道子、李咸熙、黄要叔是画苑的将军，那么，张萱、 郭熙、崔白，直到那些无名的画工，千军万马，便是画苑中的师长、团长，连长，排长，直到士兵。而徐渭等晚明画家，也是千军万马，便是画苑中的“侠客”，但其中只有一两个令狐冲，十来个田伯光，剩下的便是当着黄药师、杨过的面作华山论剑的小瘪三了。

所以，袁宏道用“散圣”、“侠客”的比喻，非常确切地说明了晚明的书学创新，包括画学创新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

一、强调个性，颠覆共性；

二、强调以丑为美，颠覆以美为美：

三、强调个人成功，颠覆群体成功。

显然，这样的创新，是大跨度的，而远不是如欧褚之于二王，郭熙之于李成，只是小跨度的创新。大跨度的创新，所创的是法，是风格之新，法上创了新，风格上创了新，自然也就代表成绩上创了新。而小跨度的创新，所创的是成绩之新，法上、风格上则没有创新。法上，风格上没有创新，那么，成绩上的创新就可以比较，好比奥运会，同样跑5000米，你的成绩超出了王军霞，就可以说你的成就超过了她，没有超出王军霞,就可以判断你的成就没有超过她。法上、风格上创新了，那么，成绩上的创新就不可比较，好比吉尼斯，你创造了吹肥皂泡的世界纪录，我创造了霹雳旋空书法，同样可以成为世界纪录。怎么说呢？在岳家军中，由于法令统所以将军的功绩大于师长，师长又大于团长，依次而下，排长又大于士兵，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而在令狐冲 的部队中，每一个奇人异士的绝招各不相同，不可比较，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与令狐冲同等的武侠大师待遇，每一个人的成就都超出了，至少平起平坐于岳武穆。因为秦琼不能战关公，所以，既然关公被封为武圣，那么，秦琼也应该由门神升职为武圣，或者，应该以秦琼为武圣，以关公为门神。在佛门中，本来，由于戒律森严，所以，如来的地位尊于菩萨，菩萨又尊于声闻，各人各有不同的果位；而现在，由于佛在心中，不可比较，所以，布袋、济公既以"散僧入圣"，就应该像释迦牟尼一样，被供奉在大雄宝殿中，而释迦牟尼则应该搬到山门或罗汉堂中去。

这样的想法，并非是我强加于晚明清初人，石涛就有直接的表述："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出一头地也。 冤哉！"其意思就是说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执掌一人之事 所以都应该从“我”说起，古人包括二王、吴李的立法，就不可能是从前人而来，而正是由"我"而立，而今人却把它当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必然使今人没有出息，所以我石涛便要颠覆它“无法而法”，然后"我用我法"。"无法而法"是破今人所奉遵的古人之法；"我用我法"是立由“我”而定的新法。这个新法是否可为后人所遵奉呢？不可以，千千万万个后人，都应该由 “我”而定各自的新法。所以，"我用我法"所立的就不是一法， 而是成了千千万万法。所谓"多中心即无中心"，千千万万法便又回到了 "无法而法"的无序状态。以石涛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家，他们的观点，尤以这两段话最有典型性，其思路正是"散圣"的思路，正是"侠客"的思路，而且还不是张无忌，令狐冲的思路，而是桃谷六仙的思路。

如果说，二王的八法，吴李的六法，相当于佛教的《心经》， 《金刚经》，武学的《孙子兵法》、《武穆遗书》；那么，石涛的书画理论，正相当于佛教的《坛经》、《五灯会元》，武学的《九阴 真经》，《独孤九剑》。至流行书风、实验水墨等后现代艺术的理论，当然就是脑筋急转弯的戏说搞笑了。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立法，无论何事何法，包括书画也不能是例外，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一事”"，一是"适众"。什么叫"一事"呢？就是规范，规定这个学科：什么叫"适众"呢？就是适合从事这个学科的最大多数人。能"一事"的方法必然不止一个，但有的可以"适众"，有的不能"适众则“一事”而能“适众”的可以作为此事之法，不能“适众”的虽能"一事" 也不可作为此事之法。能"适众"的方法也不止一个，但有的可 以"一事"，有的不能"一事"，则"适众"而能“一事”的可以作为此事之法，不能“一事”的虽能“适众”谁不可作为此事之法。具体则由三个步骤成之：

一、"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 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是苏轼之所言。他的意思，"创"法也好，“立”法也好，这是大智大惠者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之，大多数的人即"能者只能“述焉”而不能"创物"。我们知道，大智大慧者总是绝少数，代不一二，万不一二，大多数人只能是"能者当然还有我辈“庸者”。所以，"创"法，"立"法并不是人人而可以为之的，孔子称得上是大圣人了吧？但他作为"万世师表"，并不是自"我- 法，而是"述而不作述"周公之法，而绝不是于周公之法之 外另创一个“我”法。所以，"智者"、圣人可以"创'法，并不意味着“能者”、“庸者”也可以创法，古人中的高明者可以立法， 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立法。人人都来"无法而法，我用我法"， 事情必然乱套。

二、即使"智者圣人的“创”法、立法，也不是自"我" 而独创独立，而必然是集前世，当时万人之长而成立，然后为当时，后世万人所遵奉。孔子之于周公已如上述，书圣王義之，同样如此，画圣吴道子，亦不例外。史载王義之从卫夫人学书，又渡江北遍览历代名家名迹，于钟繇用功尤深，然后成其书圣之名 而为后世万人法。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吴装简淡，用笔挥翟磊 落，米芾称唐人以吴为集大成而多学之，包括五代，北宋，画道释人物者无不学吴。这个“集大成”就是指吴道子并不是自"我" 创法，“古人未立法之先”，他广泛地学古人之长，而绝不是摒弃，颠覆古人之长。我们看到盛唐之后的唐画遗迹，与吴道子画风一脉相承，这是后人以吴为法，那吴法又从何而来呢？看看初唐的李贤、李寿、李重润、李仙蕙基室壁画吧！画风简淡、挥霍磊落，早已先于吴道子而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可知"古人"的立法正是法更古之人而更完善之。

三、即使在法更古之人的基础上，由“智者”、圣人通过更完善之而来立法了，但他的依据和原则决不在“我”，而在"事" 和“众”，这就是前文所分析的"一事"和"适众"。以"事"和"众"为立法的原则，则"我"也就在其中了；而以"我"为立 法的原则，则必然坏“事”而害"众"。这两种不同的做法，正是基于"天下为公"和个人中心的不同价值观。比如说画圆，"智者"可以脱手画圆，也可以执规画圆，那究竞以脱手为圆之法呢？还是以执规为圆之法呢？从“一事”的原则，脱手可以为圆，也可以成为不圆，而执规所为者必圆，所以当然以执规更宜作为圆之法；从"适众"的原则，只有绝少数人可以脱手画圆，而最大多数人均需执规画圆，所以当然更以执规宜为圆之法。坐怀不 足以为男女大防之法，并不是要否定柳下惠的定力，而是因为它可能坏"事"。病心不足以为美之法，并不是要否定西子的颦研，而是因为它可能害"众"。"散圣侠客"不足以为书画之法，道理也在于此。无论书画的王国，还是佛门，武学的王国，“我之为我”，首先不是以“自有我在”，而是以“有社会在”。徐渭、石涛、"散圣"、“侠客”，可以有有二，则有益而无害，泛滥而为成千上万，则有害而无益。“无法而法，我用我法”作为特殊真理，当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作为普遍真理，则不能“一事”'进而还要坏“事”不能"适众进而还要害“众”。闻一多说：“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专制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就是这个道理。陆俨少说：“学石涛，往往好处学不到， 反而中他的病。”傅抱石说："吴昌硕（画风）风漫画坛，中国画荒谬绝伦。”还是这个道理。

回到对徐渭书画艺术的认识上来。以武学喻书学，并不自袁宏道评徐始，早在东晋时卫夫人便撰《笔阵图》，右军题其后曰：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厢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所以，从上古而晋唐，书学好比是由草莽的散兵游勇变成了由“将军”所统率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了统一的号令，森严的军纪，又如佛门的"西方净土变”、 "东方净土变”，道教的“朝元仙仗"。而由晋唐历宋元至于明清，尤其是隆庆万历以降，"将军"的笔阵便变成了 “散圣”、“侠客” 的蓬头垢面，自由散漫。

王思任评徐渭之才："更习悍尖湍，欲据诸公之项而锥其颊，口无旧唾，不少饥呵，目不再览，每多盱放。”评其行：“科头戟手，鸥眠其几，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氏，饮更大快，一有当意，即衰童遏妓，屠販田怡，搡腥熟一盛，螵蟹一提，敲门乞火，叫拍要挟。”评其艺：“见激韵险目，走笔千言，气如风雨之集，虽有时荣不择茅，金常夹砾，而百怡之珠，连贯沓来，无畏之石，针坚立破，英雄气大，未有敢当文长之横者也。"陶元藻评其书："纵笔太甚处，未免野狐禅。”纪晓岚评其诗："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訾之急管幺弦，凑清幽眇，足以感荡心炅，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吴昌硕评其画：“奇古放逸，不可一世，似其为人，想下笔时，天地为之低昂，虬龙失其夭矫，大似张旭、怀索草书得意时也，不善学者，必失寿陵学步。”总之，这不是如来，观音之美，而是“散圣”之美，不是汾阳、武穆之美，而是“侠客”之美，不是《维纳斯》之美，而是罗丹《老妓女》之美，是“丑得如此之美”、“病得如此之妍”。

落实到他的作品具体如上，他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无不颠覆了笔法，字法、章法的“本法”其笔触忽轻忽重，忽干忽湿，其字形或大或小，东倒西歪，其布局踉跄颠顿，左冲右突，总体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的愤世嫉俗，丧心病狂的情绪，剑拔弩张，圭角丛生，显得如困魯张皇奔突而觅不到出路的惶惑和绝望„所谓“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书品，包括他同样的画品，正是其人品的必然反映， 所谓“心画形而君子小人别”。而“散憎入圣，吐秽可成金色”，“他人效之，不过破戒比丘而已"。

—言以蔽之，“散圣”也好，“侠客”亦罢，由士风大坏所引起的书学创新，包括画学创新，只能作为创新中一条“偷渡阴平”的奇径险道，而决不能奉为正宗大道。正如士林的振兴，须以孔孟为法，而不可以李贽为法，佛门的振兴，须以如来为法，而不可以“散圣”为法，武学的振兴，须以孙吴为法，而不可以"侠客"为法。同样，书学，画学的振兴，也须以王右军、吴道子为法，而不可以徐渭为法。

文章写到这里，本拟结束，却收到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出版的《艺术上海》创刊号，上面有一篇某一位不断创造新闻轰动效应的著名海归艺术家的文章，所谈的不是专门针对书法，而是笼统的艺术，但对于如何认识晚明以降的士风大坏与画学创新也有启发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在此稍作剖析。

文中谈道：“今天的中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呢？"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而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是自身的人格。”而且，这种价值观“不出国很难认识”云云。其实，这正是晚明士风大坏的价值观，何须“出国”而后"认识"？

首先，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富国强兵的理想远未实现，所谓“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少数西方强权国家的偏见。尽管少数艺术家，尤其是当代艺术家倚靠西方强权文化的支援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整个社会却远未实现高层次的温饱，沿海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还处于相当严峻的贫困之中。所以， 对于“散圣”、“侠客”们的胡作非为，当代艺术家们诸如把几吨苹果倒在马路上用推土机碾烂的行为艺术，在正常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那不仅不再是如来，将军，连“散圣”、“侠客”也不是，而是成韦小宝了 „

其次，我们今天的社会，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难道是“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那究竞选择什么方向才是体现了选择与判断能力呢？“人民没有灵魂”当然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包括领不到工资的农民工，他们以艰辛的奉献，投身于社会的建设，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竞被斥为“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知识分子缺乏主见"，当然不是指现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家，不是指"散圣"、“侠客”、“韦小宝”，而是指菩萨、声闻、护法、指将军、师长、团长，指袁隆平、神舟5号、嫦娥探月工程的科学家，指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付出予社会的多，个人所获得的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竞也一概地被斥之为“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这简直就是 "朱门酒肉臭”者斥责"路有冻死骨”是在“高消费”了。

再次，就是“工具人格”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自身人格"的问题。所谓“工具人格”，就是指社会中心，天下为公，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社会的人格，如来、菩萨、声闻、护法、诸天、伎乐、供养是如此的人格，将军、师长、团长、连长、排长、士兵也是如此的人格，今天，广大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还是如此的人格，王義之、欧褚颜柳的书法所体认的，也正是如此的人格。所谓"独立人格"云云，就是指个人中心、自我表现，个人不必服从并服务社会，而应该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地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人格，济公、布袋、寒山、拾得、铁拐，张果等“散圣散仙"是如此的人格，令狐冲、田伯光、桃谷六仙等“侠客”是如此的人格，韦小宝还是如此的人格，徐渭等现代书法，当代书法所体认的，也正是如此的人格。这两种不同的人格，我始终认为，所谓"工具人格"，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之为我，不是以有我在，而是以有社会在，有他人在。当我为社会、他人做出了感恩、报恩，即使牺牲了我的利益，也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所谓"独立人格"云云，就是“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而不是以有社会在，有他人在，当我出了人的头地，即使损害了社会，他人的利益，也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如同吃饭与吃药或喝可口可乐，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平行而不平等，吃药或喝可口可乐，决不能取代，顛覆吃饭。“散圣”、“侠客”降而为韦小宝，与如来、观音、郭子仪、岳武穆的关系, 亦复如是。否则的话，新则新矣，而佛学，武学，书学、画学便一并趋于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