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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中的学术话语权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7多元化中的学术话语权.md
徐建融
前一段时间，《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先生在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讲坛”上作了一次讲演，谈对当前语言文字问题的看法。他一方面肯定了当前语言文字运用的空前活跃，充满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空前的混乱，语言文字规范空前的脆弱，具体表现有四：一是殖民化：二是浮躁化；三是朦胧化；四是粗俗化。这实际上牵涉到规则与生命活力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规则是学科存在的依据，没有规则也就没有相应的学科；另一方面，规则又会束缚学科的创新活力。但我们要“打破规则的束缚”，往往把打破的重点放在“规则”上，而不是“束 缚”上。这样，“打破规则的束缚”便成了“打破规则”、“破坏规则颠覆规则”，这样来激活学科的“生命活力”同时也就摧残了学科的“生命力”，使学科最终走向“消亡死亡”。所以同理，我们要坚持学科的“规则”，是坚持“规则”对于学科“生命力”的维系，而不是坚持“规则的束缚”来扼杀学科的“生命活力”。
所谓殖民化，是指语言文字运用中的“全盘西化”， 如大量英文字母与汉字的混合运用。大量楼盘的起名“罗马广场”、“威尼斯花园”等等。这就以外部侵蚀的形式打破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则。所谓浮躁化，是指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错误运用，如把“致仕”解释为“走上仕途”，把“滥觞”解释为“泛滥成灾”等等，这就以内部腐败的形式打破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则。所谓朦胧化，是指语言文字的运用中一种用使人看不懂来显示高深的风气。这就破坏了语言文字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必须让人看得懂的规则。所谓粗俗化，是指粗野，恶俗的“暴力语言”、“暴力文字”的泛滥，这就破坏了语言文字的文明化规则。
我认为，这种活力的解放和生命力的摧残并存的现象。不独语言文字领域，而是当前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包括美术界，书画界，同样也是如此“槽得很”，同时又“好得很”。好在它“破坏了规则的束缚”，糟在它是以“破坏规则”来达到“破坏规则的束缚”的。而真正的“好得很”，不与“糟得很”并存的“好得很”，应该是以“坚持法则的严密”来“破坏规则的束缚”的。这方面，自然科学的领域是一个典型。奥运会的领域也是一个典型。但在文化艺术界，往往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在美术界，有架上的古典绘画，有架上的现代绘画，又有非架上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在舞蹈界，有辛丽丽的古典舞蹈芭蕾，有金星的现代舞，有国标舞，还有明星们“舞林大会”；在音乐界，有廖昌永、魏松，也有卡拉OK**、**四大天王、流行歌曲、“超级女声”；在戏曲界，有京昆，有梅葆玖，也有明星、名模们的“非常有戏”；在史学界，有正史，有野史，还有戏说；在武侠界，有陈近南，也有韦小宝……凡此种种，都是今天“多元化”时代的一个文化特色，不外乎有强调学科规范的，有不要学科规范的两大类型。本来，不同的各元如果各行其道，强调规范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坚持维系学科的生命，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什么什么家”，而是必须通过长期的专业训练积劫方成某一学科的家；强调不要规范的也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坚持激发学科的活力，不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而是只需短暂的训练一超直入，“人人都能成为什么什么家”,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后者的轰动效应、票房价值远远大于前者，但这毕竟是眼前的曾经拥有而不可能天长地久，以追求天长地久为目标的后者完全不用对之愤愤不平。总之，只要后者没有主张音乐、舞蹈、戏曲应该而且只能是像我们这样的，而不能是像他们（前者）那样的，没有指责他们（前者）的音乐、舞蹈，戏曲根本就是“落后”的、“保守”的；前者也不必主张音乐、舞蹈、戏曲应该而且只能是像我们这样的，而不能是像他们（后者）那样的，指责他们（后者）的音乐、舞蹈、戏曲根本就是在胡搞，在败坏艺术。例如，尽管“超女”非常红火，但她们只能活跃在电视节目中，活跃在大众娱乐化中，却难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廖昌永、魏松等好像也没有对她们横加指责。而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梅葆玖等艺术家联名发出声音，批评泛娱乐化的电视选秀节目，似乎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不过从另一方面，发出这样的声音又是必要的，因为媒体的力量非常之大，当后者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前者的影响就会被侵蚀，使人们误以为某一个学科应该而且只能是像后者那样的，误以为前者是应该而且必须被淘汰的，最终便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发生学科话语权的改朝换代，导致学科的“死亡”。从这一意义，一旦“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便走向死亡的看法是完全不错的。
所谓艺术的死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我们对它无能为力。这主要表现于社会不需要这门艺术了，有更好的艺术可以替代原先的艺术了。如青铜艺术的消亡便是如此，那主要是一种依附于实用的艺术。另一种是我们的贪欲和惰性造成的，属于自身的腐败，不遵守规范，破坏了规范，泯灭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品与非艺术品、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界线，艺术便走向死亡。
郝铭鉴所讲的“四化”现象，在美术界，国画界中的表现也比比皆是。“殖民化”，便是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至少是大盘西化的“前”和“新潮”，称作“当代艺术”，实质上便是“后现代艺术”。相比于中国的传统，古典的传统和现代的传统，它显得很新，实际上是搬用西方的旧东西。“浮躁化”，便是坚持传承、弘扬传统的，实质上对传统并没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是作了偏颇的理解，普遍地推广特殊真理，对特殊真理又仅仅是传承，弘扬其形式而抛弃了它的内涵。“朦胧化”，便是许多看不懂的艺术，被赋予了许多同样看不懂的、混乱的“内涵”如宇宙生命哲理什么的，以看不懂的、混乱的东西为高深，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高深的内涵。“1 + 1 = 1”、“1 + 1 = 2”、“1 + 1 =3”在数论界是高深，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数学教学中则决不能被认为是高深。“粗俗化”，便是指那些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描绘包括行为、装置。这“四化”破坏了美术，国画“规范的束缚”，但它同时也破坏了“规范”本身。
而不同于音乐界、舞蹈界、戏曲界、历史界的是，在这些学科中，“超级女声”、“舞林大会”、“非常有戏”、戏说历史，决不攻讦廖昌永、辛丽丽、梅葆玖、于魁智、范文澜，决不主张音乐、舞蹈、戏曲、历史必须走他们的路子。而上海音乐学、国家芭蕾舞团、中国京剧院、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也决不会改变自己的规范而以他们的没有规范为规范。美术界、国画界的前卫明星们则坚决主张美术、国画必须走他们的路，攻讦古今的大师、规范只能“放进博物馆中去”。而美术学院、权威的美术机构也真的照他们的去做了。从这一意义上，梅葆玖的声音更有其意义和价值，尤其值得美术界、国画界的倾听和思考。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音乐界、戏曲界、舞蹈界的廖昌永、上海音乐学院、梅葆玖、中国京剧院、辛丽丽、上海芭蕾学校没有照“超女”、“非常有戏”、“舞林大会”去做，没有改变自己的方向？而美术界的“廖昌永”“上海音乐学院”们却照“超女”们去做了，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即使如此，据媒体报道，2007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子人数开始下降，原因是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非常难，考入之后的训练更艰难，而如此艰难的“积劫”不一定能“成菩萨”，在“超女”等选秀活动的诱惑下，年轻人当然更愿意走“一超直入” “一夜成名”的道路。所以，话语权不改变，社会的风气也会影响到学科方向的改变；话语权改变了，与社会的风气互为推动，学科方向的改变更会加速。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当徐悲鸿，潘天寿们热衷于双年展，热衷于装置，行为，观念的后现代艺术，难保社科院历史所和范文澜们不会走戏说的路子，中国京剧院和于魁智们不会走非常有戏的路子，上海芭蕾舞团和辛丽丽们不会走舞林大会的路子，上海音乐学院和廖昌永们不会走超级女声的路子。在音乐界，贝多芬，莫扎特曾经是标准，今天，在“泛娱乐化”的轨道上，有了美国的“走音大师”，但在学术的轨道上，贝多芬，莫扎特依然是标准。在美术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曾经是学术轨道上的标准，后来出了杜尚，出了亨利•摩尔，给《蒙娜丽莎》加上小胡子，不要认为这仅仅是行进在“泛娱乐化”的轨道上，而是走到了学术的轨道上，达•芬奇们的标准便被颠覆了，变成了以杜尚们为学术的标准。并非人人都能造桥，造飞机，尤其并非人人都能成为造桥，造飞机行业的专家。但却人人可以唱歌，跳舞，唱戏，画画，美声的，走音的，写实的，变形的……虽然人人可以唱歌、唱戏、跳舞，但却有专业与业余，娱乐与学术之分。刘晓庆是演艺圈的大牌，但她的“非常有戏”不能取代张火丁成为中国京剧院的标准。只有画画，不仅人人可以参与，而且人人可以成为专家。赵孟頫讲的行家，利家，指专业，业余之分，董其昌讲的“身为物役以画为乐”，指学术性和娱乐性之分，而从唐宋画家画，到明清文人画，业余的，娱乐的标准颠覆了专业的，学术的标准，成了新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而被颠覆的原先标准却不再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媒体上报道西北有一摩托车修理个体户，劳动致富后致力于用汽车，摩托车的元件造飞机，倾尽家资，飞机总飞不起来。这样的“飞机制造者”，生前不可能被认为是“飞机制造专家”死后同样不能被认为是“飞机制造专家”，从而引领新的飞机制造规则。但苏轼、塞尚以古典法则为标准画不好，非常苦恼，生前没有被认可，包括他们自己也对自己不认可，但死后却被学术界，专业圈认可为新标准，并改变了原先的古典法则。而董其昌，干脆在生前就把古典标准颠覆了，创导了一个新的标准。经常有人问我：“唐宋画难还是明清画难；并坚持认为吴昌硕的画风比吴道子的画风难度要高”。我便问他：“唱京剧，张火丁唱的难度大？还是刘晓庆唱的难度大？成为名牌大学生，走高考状元的路子难度大？还是走丁俊晖的路子难度大？”从画外功夫，戏外功夫，当然吴昌硕的画风比吴道子的画风难度大，刘晓庆唱的京剧比张火丁唱的难度大。但从画之本法，戏之本法，当然吴道子的难度大，张火丁的难度大。而专业性，学术性的根本，正是在于本法的规范。
在美术界，以中国而论，在唐宋，话语权在吴道子手里，所以，无论画工还是文人，都是走了“画家画"的方向：从明末开始，话语权转到了董其昌等文人的手里，所以中国画的方向全面迅速地由绘画性的“画家画”转向书法性的“文人画”而无论画家的身份是文人还是画工。以西方而论，印象派之前，话语权掌握在达•芬奇等手里，所以绘画的方向始终强调绘画性，造型性；从印象派开始，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达•芬奇等手里，但现代思潮的社会风气却与之抗衡，最终剥夺了古典艺术的话语权，绘画的方向便全面地走向了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所以，话语权不转移，社会风气也要颠覆传统；话语权转移了，传统的颠覆更不可逆转。颠覆传统就是颠覆原先的学科规范，最终必然一步一 步导致学科的“死亡”。因为新的方向，没有规范也好，建立了“非本学科”的规范，例如以书法的规范取代造型的规范也好，在激活学科活力的同时必然消耗学科的生命力。
与王朝的更替一样，任何一个学科，包括绘画学科，从原始艺术到古典艺术，属于创业的阶段，它的学科规范从无到有。原始绘画，汉代之前，是没有作为绘画艺术的学科规范的，它当然也有规范，但属于政教的规范。就像一家刚开张的公司，它有总经理，相当于政教，也有生产、销售、财会，相当于艺术等等，但所有的学科都没有自己的学科规范，都是总经理说了算。进而，公司规范化了，各个学科有了各自的规范，尽管它们还是服务于总经理，服务于政教的，但却是以自己的规范来做好自己的学科分工，达到服务于总经理的目标。这样，学科便独立了，有了它自己的生命。而进入古典艺术之后，便进入了守业阶段，守业当然不能仅仅是保守，而要在守业中继续创新，这种创新不是表现为颠覆规范，而是表现为遵守规范，完善规范，适当地改进规范，从而做出“新”的业绩，而不是表现为创造新的规范。前者的“新”不是颠覆性的，后者的“新”则是颠覆性的。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冲击，它要维系规范，包括一些“现代”性的画家，如苏轼、塞尚，他们也在努力地维系规范，苏轼要画“与物传神”的寒林“神品”，塞尚也在努力地画古典的写实性绘画。但他们都没有画好，苦恼得不得了。进而，社会娱乐化风气的强大，最终剥夺了古典艺术的话语权，同时也就颠覆了它的规范, 古典绘画的王国便崩溃，绘画进入了现代艺术的王国。这样，原先苏轼，塞尚本人都认为不符合规范的东西，竟成了这一王国的新的规范，“画什么”的造型性不重要了“怎么画”的构成，表现成了主要的规范，在中国，便是正统派的程式画和野逸派的写意画，强调的是书法性的笔墨。这便牵涉到“画外功夫”这“画外功夫”对于古典艺术当然也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它是虚的，而不是实的。所以，没有“画外功夫”的崔白、范宽、张择端也可以画出好画：而有“画外功夫”的李公麟、李成，他们的“画外功夫”并没有以实的形式体现在画面上，而只是以虚的形式反映在画面气息中。而现代艺术就不一样了，“画外功夫”成了重要而且主要的标准，成了实的标准，诗文、书法成了画面构成或表现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进而，由于这标准一方面表现为需要“画外功夫”同时又表现为“画之本法”必须欠缺，所以在普遍的推广中，又成了只要“画之本法”欠缺，就意味着“画外功夫”深厚。这就使得现代艺术王国的守业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所以，面对后现代艺术的冲击，它更容易被冲垮。这种冲垮，不仅是外来的后现代艺术力量所致，更是其自身所致，因为，特殊性变成了普遍性，以“画之本法”的欠缺来表征“画外功夫”深厚，本身就是对现代艺术强调“画外功夫”这一新规范的自我腐败。所以，进入后现代艺术，或称当代艺术，便没有了任何规范，泯灭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品与非艺术品，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界线、装置、行为、观念，人们便惊呼“架上绘画”的“死亡”。但只有“画之本法”的欠缺，没有“画外功夫”深厚的“架上绘画”，即使不死亡又有何意义呢？
后现代艺术包括绘画、音乐、舞蹈、戏曲，门类不同，但都是大众娱乐化，或称“泛娱乐化”的，它没有学科、学术的力量，但具有社会的轰动的新闻效应。古典艺术、现代艺术都是以作品说话，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所以又决定于艺术家的学术水平。李公麟、董其昌、梅葆玖、廖昌永、辛丽丽，他们有这样的水平，自然有这样的作品，不需要有人对它进行策划、包装，也必然能获得成功，获得认可。我们今天开潘天寿、黄宾虹的“学术研讨会”并不是因为潘和黄还没有成功，所以需要我们通过“研讨会”的策划包装使他们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了，所以通过研讨会来向他们学习。而后现代艺术的成功，不是取决于作品，自然也不是取决于艺术家的学术水平，而是取决于策划人的有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引起社会轰动新闻效应的点子，从而策划 出一个“活动”。至于这个活动中，推出李宇春还是李宇秋，则是次要的。所谓“不小心就出名”、“一夜成名”，不是决定于艺术家的实力，而是决定于策划人的包装。有人认为，伦勃朗，凡•高相当于扑克牌中的A、K、Q、J,属于“大牌”，很有力量；而后现代的艺术家，相当于扑克牌中的2、3、4、5,属于“小牌”。但现在，比如说俄罗斯的国家芭蕾舞团到上海大剧院演出， 相当于出了一张大牌，是A；而“舞林大会”推出钟丽缇、盖丽丽，就舞蹈而论，不过经过一两个月的培训，属于小牌，是2; 进而通过策划人相当3,媒体相当于4，评论家相当于5，赞助商相当于6，打出一副“同花顺”便盖过了你的A，票房价值、社会轰动的新闻效应，便远远超过你的“大牌”。这同样需要组织“研讨会”，但目的并不是因为2已经在该学科中非常成功，所以通过“研讨会”的学术研究向他学习，而是因为2在该学科中根本没有成功，所以通过“研讨会”的新闻效应把他推向“泛娱乐化”的成功。所以，从”画之本法'”到“画外功夫”三绝，四全的个人综合，从画家个人到策划人等的群体综合，游戏的规则在不断变化。而2002年上海博物馆的“千年遗珍国宝展”，便相 当于把10、J、Q，、K、A组成了一副“同花顺”。这，便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需要向后现代艺术学习的地方。但问题是，在社会风气浮躁的今天，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出现 “大牌”呢？有没有人愿意走必须“积劫”才能有所成就的“大牌”呢？我这里讲的“积劫”，不仅张择端是“积劫方成菩萨”，就是“一超直入如来地”的董其昌也是“积劫方成菩萨”，当然他所积的是“画外功夫”之劫。至于积的是董其昌，八大山人的“然”的劫，那是不能算真正的“积劫”的。正像我反复讲到的，即使你反反复复的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初等数学题，你的数学成绩同丁俊晖一样，也不能“一超直入”成为交通大学的名牌大学生。名牌大学的数学系，招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子，包括高考状元，具有普遍的意义：特招学习成绩不好，但却拿到了奥运冠军的学子，包括演艺的明星，具有特殊的意义。普遍地招收特招生，名牌大学必然砸牌；把“特招”的标准由“学习成绩不好”，但却拿到了奥运冠军“变为学习成绩不好”而不看“拿到了奥运冠军”更要砸牌。中国画这所名牌大学，唐宋时走的是“学习成绩优秀”的路子所以总体成就最高，尽管它排斥学习成绩不好、但却拿到了奥运冠军的学子是它的不足，但总体成就还是很高，这便是“即使专制的秩序, 也比没有秩序要好”。明清时，走的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路子， 而排斥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子”，尽管它特招了一些“奥运冠军但同时也普招了大批”学习成绩不好，又没有拿到“奥运冠军的学子”所以，个别人的成就很高，董其昌、八大、吴昌硕，总体的成就不高。我们赞成把丁俊晖特招成为名牌大学生，并不是主张把丁俊晖的数学成绩作为名牌大学的录取标准；我们承认董其昌，八大是优秀的中国画家，并不是主张把他们的“绘画”水平作为衡量优秀画家的标准。到了今天，娱乐化完全取代了学术化，大众化完全取代了专业化，多元化不是各行其道，而是由后现代艺术来颠覆现代艺术，颠覆古典艺术，梅葆玖们的声音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正视了。
有资料证明，我们的建筑，撇开自然的或严重的人为破坏，有一千多年而至今仍完好的古典遗存，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的现代建筑，一百多年了仍非常牢固，大概再有一二百年也是不会倾圮的；而今天的后现代建筑，精心维护，平均寿命为30—40年。 演艺界同样也是如此，梅兰芳、俞振飞死了，但他们的艺术不死；许多明星活着，但他们的艺术死了。当然，“流行艺术”作为一个活动，代表了今天的潮流风尚，还是会被载入史册的。这里分别体认了对于“天长地久”和“时尚、流行”的不同追求。那么，绘画又当如何呢？莫高窟的画工跟在吴道子的后面，并没有超越吴道子，但敦煌壁画依然是对绘画史的重大贡献。杜尚把小便池搬到展厅中，即使你把大便池搬到展厅中，超越了杜尚，也不见得是对艺术史的重大贡献。所以我们不要轻谈超越，更不要误认为创造了与吴道子不同的风格就意味着超越了吴道子。有些创造，它的价值是不分时间、空间的，有的创造，它的价值依赖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离开了这样的条件便毫无价值。当一件作品的作风，它本身是有价值的，我的创作即使超越不了它，也有价值。当一件作品的作风，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仅仅因为它的行为过程而有价值，即使我的创作超越了它，也没有价值。
我之所以多次提到，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国画界、美术界、艺术界、文化界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请看2007 年2月28日《文汇报》钱夙伟《每年六亿何以不出大成果》一文，其中提到我国科技界“大的成果虽然不见，其多却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每年国家统计，达数万项之多”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譬如我国SCI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五”。包括许多落后的，弹丸的小国，全世界大概有190个国家，数量世界第五，是排在前面的，但质量在世界第120之后，190个国家中，许多小国是没有科技论文发表的，有发表的也不过120个左右，这就说明我国的科技论文质量排在世界最后。但相比于文化艺术，科技毕竟难于哄人，而文化艺术却容易哄人并自哄，造桥不同于画桥，造得不好是要塌掉的，画桥则都不会塌，所以不管画得怎么样，同样的一幅画桥，可以说它画得好，也可以说它画得不好。而同一座造桥，好的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把不好的说成好，可以哄人一时，不可能哄人一世。即使如此，科技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那么，文化艺术界的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去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关于高等教育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中提出“呼唤大师”的口号，2006年12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 提到了这段讲话，传到书画界之后，据说很让书画界的专家们兴奋了一阵。“呼唤大师”是中央的精神，因此，为了相应中央的精神并向中央汇报，他们的理解就是，赶快“评选”出一批书画大师来。但是一，如上所述，从有一千多年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我们可以评选出大师和经典，从有几百年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我们可以评选出大师和经典，从只有几十年甚至只有几年生命力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我们是否也可以评选出大师和经典来呢？第二，我们今天所公认的历史上的大师和经典，有些是当时“评选”出来的，有些是当时并没有认可，而是由历史所“评选”出来的。而当时 “评选”出来的，基本上多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共识所形成的舆论，而不是由某一权威的机构颁定的。其中又有两种情况种如吴道子等，当时被认为是 “大师”，当然具体的名称不一定用“大师”，而用其他的措辞，后世仍被认可，一种如张之万等，当时被认为是“大师”，后世不承认，而只是作为小名头。可见当时的也即现实的“评选”并不能作为最后的结论，真正的大师总是历史的结论，而不是当时的 “评选”所能强加于历史。第三，从历史上看，当时“评选”出来的“大师”，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如吴道子只是一位画工，往往后世仍被认可，如果有社会地位，则后世可能仍被认可，也可能不被认可，如董其昌是当时的“总理”级官员，地位崇高，当时被认为是“大师”，后世仍被认为是“大师”，张之万是大学士，是“总理”级官员，地位崇高，当时被认为是“大师”后世却没有被认可。可见现实的“评选”有可能被历史认可为公正，也可能被历史认为不公正而推翻，这里不仅牵涉到艺术的标准，更有一个社会地位的标准干涉了“评选”，从而产生“腐败”。第四，温总理“呼唤大师”的精神，是否真的是认为今天已经有了许多“大师”，但还没有“评选”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评选”、“呼唤”出来呢？温总理的讲话是这样的：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在这里讲的是科技的大学教学，“呼唤大师”是针对目前还没有“大师”的现状，要用大的气力去培养“大师”，而不是针对目前“大师”已经很多，但有其实无其名的现状，要用政府机构的名义去“评选大师”、“封衔大师”。那么书画界的现状如何呢？记得九届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在各省市“十大画家晋京展”的一次发言中讲道：黄胄去世以后，书画界没有大师了。 则显然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对于中央“呼唤大师”的精神，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当然可以做出“评选大师”、“封衔大师"的理解，事实上，早几年前，已有最高的文化机构评选出了“中国书画百杰”，是不是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在不少书画家的名片、简历上，却时可见到“某某年被某某机构评为中国书画百杰”的介绍；但从书画艺术本身的立场，我认为应该作“培养大师”的理解才更合适。而从这一立场，今天的硬件是空前的好，从古今一些公认的艺术大师，他们的成才所需要具备的外部条件，我们今天没有不具备的，而且比他们更优越。但就软件而论，他们的成才所需要的主观依据，就先天的天赋，我们也不一定比他们差，只是就后天的人品，我们却比他们差得多。
所以，回到本文开头郝铭鉴先生对当前语言文字领域包括中国画领域的形势分析上来，我们既要看到形势空前的大好，又要看到问题空前的严重，而不能只看到形势大好，看不到问题的严重。还要看到形势的大好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党中央的英明，是我们的福分：而问题的严重则正是我们的责任，责任不在于我 们先天的资质不如郭熙、王希孟，而在于我们后天的品质。多元化的大好形势，本来是要我们各行其道，作为学术，是一条轨道，作为大众娱乐，又是一条轨道。作为学术，我们的话语权不必指责行驶在大众娱乐轨道上的后现代艺术，但更不能转向大众娱乐。学术的话语权转向了大众娱乐，学科的生命便“死亡”；话语权坚持学术的方向，同时又以大众娱乐的方向为参考、借鉴，学科不仅可以得到生命的保证，更可以不断地激发活力。譬如大学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坚持普招的原则，以高考分数的优秀为标准，另一方面又不应拒绝特招体育冠军，演艺明星。但如果以特招的标准来“普招”，而废弃普招的标准，而且以冠军，明星们的高考分数为标准，而不管是不是冠军，明星，这样的“发展”只能是式微。还有像今天于丹的讲《论语》，有十博士要求她“下课”。其实，蔡忠志的漫画《论语》，于丹的讲《论语》，是大众轨道上的，十博士的研究《论语》，是学术轨道上的，互有关联但又各行其道。不能要求大众轨道上的《论语》是十博士的方式，十博士的学术轨道，只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性，不以于丹们作为“学术”的标准，大可不必要求大众轨道上的于丹们“下课”。但美术就不同了，好像也只有美术，多元化往往会蜕变为另一种一元化。个人“以画为乐”轨道上的现代艺术，取代了古典的话语权，今天，大众娱乐轨道上的当代艺术，也就是后现代艺术，又剥夺了现代的，古典的话语权。多元化还是一元化，只是变成了学术向娱乐的“接轨”。这一点，又远远不如梅葆玖，十博士们的坚持学术话语权了。想想现代艺术兴起之时，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坚持古典艺术学术话语权的人都曾予以中流砥柱。抵制多元化当然是不对的，但抵制学术向娱乐的转轨却是完全正确的，可惜都没有成功，最终，娱乐竟成了“学术”，票友竟成了“行家”。学术、行家却被边缘化了，成了工匠、保守。像董其昌、徐谓的颠覆吴道子、李成、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是如此；今天的现代水墨、实验水墨颠覆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同样如此。 当然，像那种“吴昌硕风漫画坛”，同样也是在颠覆吴昌硕，无非实验水墨等是公开打出颠覆吴昌硕的旗帜，而“吴昌硕风漫画坛”则是打着“弘扬吴昌硕”的旗帜。为什么打着“弘扬吴昌硕”的旗帜结果也会颠覆吴昌硕呢？因为文人画本来是业余的利家，它取代学术的行家，成了中国画“学术”的标准“行家”的标准，必然埋下自我否定的伏笔。
2006年12月4日，朱学勤先生在复旦大学作了一次讲演，题为《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他以六个国家为例谈到三种革命类型，美国和英国是小革命，一次性革命，法国和俄国是大革命，不断革命，日本和德国是不革命，结论是：“不革命不好，大革命也不好，小革命最好。”他讲的革命，主要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包括文化革命。革命实际上也是创新的极端形式。不革命就是保守，当然要落后，大革命就是用一个成果颠覆另一个成果，不断地推出新成果，也就不断地颠覆旧成果，结果就会引起混乱，没法做到可持续的稳定发展。小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按主规则办事，对这个主规则要作些小的修正，完善，但不是颠覆它，同时也允许主规则之外的各种次规则存在，主规则不要去取缔次规则，次规则也不要企图去颠覆主规则，不同的规则行进在各自的轨道上，和而不同，和谐地共存。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中国画也应该是“小革命”式的发展定要以古典绘画为主规则，为学术的话语权，但不能不要现代绘画，不能不要后现代艺术；另一方面，也不能用现代绘画、后现代艺术去颠覆，取代古典绘画的学术话语权。学术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这是任何学科都不能颠覆的主元，而娱乐化，泛娱乐化则不妨搞笑、颠覆，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任何一门学科，娱乐可以学术为方向，也可以不以学术为方向，而学术必须以学术为方向，而不能以娱乐为方向。娱乐即使以学术为方向，但因为它达不到那样的水平，所以仍不能改变自己的娱乐方向，而学术以娱乐为方向，必然降低了专业的要求，所以便会彻底扭转学科的方向。
学术的话语权，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科的水平，某一学科的话语权当然不只一元，既有学术的，也有娱乐的，即所谓行家、利家之别。学术话语权的转移，也就是学术轨道向娱乐轨道的被动的被颠覆或主动的接轨，只能导致学科方向的改变，而不可能期望提高学科的水平。董其昌的时代，“以画为乐”的娱乐轨道颠覆了中国画“身为物役”的学术轨道，它导致了中国画学科方向的改变，由绘画性绘画变为书法性绘画，但并未促进中国画学科水平的提高，敦煌壁画、《溪山行旅图》、《清明上河图》那样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不见。今天，中国画再向泛娱乐化的后现代艺术接轨，同样只能造成学科方向的改变而不能导致学科水平的 提高，至于在改变了方向之后的学科中的提高，是另一回事。这与体育是一样的道理。体育的参与者，既有专业的运动员、教练员，也有业余的爱好者，工人、农民、退休者、大中小学生乃至一些文化人。但后者不能作为体育学科的学术话语权，即使全国农民运动会的冠军也不能，把他作为学术的话语权，只能改变体育学科的方向，不能提高体育学科的水平。你不能认为，农运会的冠军虽然竞技的成绩不如全运会的冠军,但他种的庄稼比全运会的冠军好，所以作为运动员，二者的成就各有千秋，不分上下，更不能因为他种的庄稼好，所以认为他是更优秀的运动员。
2007年5月15日的《新民晚报》上，周小燕教授有一段关于音乐的谈话讲得非常好，她说：“美声唱‘声’，民族歌‘质 ’，流行乐抒‘情’。以前没有话筒，歌者上台和着交响乐或民族乐队，声音必须穿透力强，在复杂恢弘的混声中脱颖而出。现在高保真话筒强劲有力，快速包装追逐时尚，歌者无需费心练声，钻研乐曲……寒窗苦读学发声，多年坚持练呼吸的功夫唱歌法，备受冷落。仔细听听年轻人的歌，有不少旋律平淡，淡而无味，要么歌词无韵，词不达意。虽然它更符合年轻人的个人叙事，传情达意，自有存在的逻辑和法则，但来得快去得更快，谈不上高贵气质和优雅境界。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只能靠勤学苦练和时间积累。”所以，尽管流行音乐势头强劲，但上音还是坚持“备受冷落”的“苦读学发声”。绘画同样如此，古典绘画重“造型”，现代绘画重“品质”，这个“品质”还是真家伙，但它不再是造型为中心，而是“画外功夫”为中心，当代艺术重“抒情”人人都有情，人人都有抒情的权利，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古典和现代艺术不是不要情，但它们的情是分别建筑在“本法”和“他法”的扎实基础上的，所以尽管人人都有情，都有权抒情，但并非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学术性，根本上就是坚持学科的规范性，取消规定性，学科也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