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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绘画的差异

来源类型:讲稿 | 年份:— | 出处:2007中西绘画的差异.md


—在长风论坛的演讲

徐建融

近百年来,关于“中西绘画,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十分流行,有许多专家都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至今还在研究,被称作"比较研究”。我对这个问题始终不感兴趣。因为一, 范宽、董其昌、八大山人,肯定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们的中国画画得非常好;达•芬奇、德拉克罗瓦,肯定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西洋画同样画得非常好。可见,中国画家要想画好中国画,西洋画家要想画好西洋画,弄清“中西绘画、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必要的问题。至于今天,我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们的中国画画得越来越不好。那么,西 方的画家为了画好西洋画,是不是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当然,古今中外的画家,借鉴对方的优长为我所用是另一回事。唐代画家借鉴了西域的画风,但并没有研究中西绘画差异的论文发表,马蒂斯等借鉴东方的画风,同样,好像也没有研究西中绘画差异的论文发表。

第二,迄止曰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有各种说法, 大多没有可信度。比方最有代表性的,几乎成为定论的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是科学的,所以艺术上的表现趋向于再现外在的客观事物,呈极端写实: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诗学的,所以艺术上的表现趋向于表现内在的主观情感,呈不求形似的写意。包括林风眠等先生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将中国的明清文人画与西方的学院派写实画作比较。其实,中国宋代的山水,花鸟,又何尝不是高度的写实,高度的形似逼真?但又有人分析这两种写实之间的区别:西方是极端的,纯客观的写实,甚至运用了解剖,透视的原理,中国则是形神兼备,物我交融。这同样不值一驳,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难道不是形神兼备、物我交融而只是极端的,纯客观的形似写实吗?而宋代画家中,画牛精确到牛眼瞳孔中的影像,画鸟精确 到喙,爪,羽毛一一逼真,又何尝输于西方的解剖,透视法? 此外,在西方,对于康定斯基,波洛克的抽象画,难道也可以 用再现客观,极端写实来套吗?于是,又有人出来说明:西方人走极端,要么极端的,纯客观的写实,要么极端的、纯主观的抽象:中国人则好中庸,既不极端写实,也不极端抽象,而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先说抽象,古代中国的赏石艺术,包括庭院中的叠石、案头上的供石,不正是早于西方抽象艺术的抽象艺术?不正是早于西方装置艺术的装置艺术?中国的书法,尤其是草书艺术,更被认为是中国的抽象艺术。苏轼讲过有“常形之画”,有"无常形有常理之画",这"无常形有常理之画",不正包含了抽象画的因素?苏轼还写过一首诗,叫《白纸赞》,认为一张白纸什么也不画,正是最美妙的画,这就更是抽象画了。大理石的云纹,被看作是天然的图画,相比于西方的抽象艺术,其精妙有过之无不及。至于草书艺术,就连西方人也诧为高级的抽象艺术。再看“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中国有,西方的马蒂斯、凡•高,既不是极端的具象,也不是极端的抽象,不也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吗?可见,用具象,抽象和意象来区分西方和中国艺术的区别,并不能把问题讲清楚,反而把问题讲糊涂了。前两种“象”西方有,中国也有:后一种“象”中国有,西方同样有。

所以,关于中西文化、中西绘画区别的论争、研究,我一再坚持邓小平关于姓“社”姓“资”问题讨论的观点。作为“比较研究”相比于弄清中西文化、绘画的区别对于推动中国画发展的意义,弄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对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我想肯定要重大得多。可是,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要再研究,不要再争论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因为他看到,长期以来对姓“社”姓“资”问题的研究,争论,不仅没有把问题弄明白,反而弄糊涂了。因为糊涂,就束手束脚,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贫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见,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不仅无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反而妨碍了这种建设。关于“中西文化,绘画差异”的 研究,同样无助于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反而妨碍了这种发展。这—些,都是事实所证明了的。

但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点讲不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但许多研究者,长篇大论,就是不涉及这简单明了的问题,而在非实质的问通上绕圈子,把它当成实质的东西越讲越糊涂: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就像中国画是意象的,西方画是具象的、抽象的。

同样,"中西文化、绘画的区别”问题,也并非一点讲不清楚,但许多研究者的长篇大论,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意象,“市场经济”的具象,抽象上绕圈子。中西绘画要拉距离说也好,中西融合或称引西润中说也好,都不出这一路数。倒是张大千先生的“中西绘画不应有太大距离”说,我以为与邓小平的思路颇为接近。关于这一点,我等一会儿再讲。先讲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可以简单明了地讲清中西文化,中西绘画区别的问题。

西方文化,艺术有什么特点?我们知道,战争、死亡、爱情是西方文学艺术的"三大永恒主题",这三大主题可以用具象表现,也可以用意象、抽象表现。而它的核心,则是爱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因为爱情。特洛伊战争打了多少年,死了多少人,等到战士们见到海伦,都认为这场战争值得打。死亡是怎样发生的?还是因为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亡,便是因为爱情。爱情不仅反映于男女,还是反映于所有这一个个人和那一个个人之间所以可以简化为“情”字。一言以蔽之西方文化以情为中心,情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短暂的冲动,因此,它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也就没有责任感。这样势必引起社会的混乱,因此,为了限制情对于社会的破坏,西方社会强调法制,以健全的法制来限制情。

中国却不一样,中国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并不是战争,死亡、爱情,而是“和”也即和谐: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这有些像西方的人本主义。但西方的人本主义是强调"我"这个个人,而我们的 "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我”而是"他人",以"他人" 为本,为“他人”着想,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今天有些人,找领导闹事,说是要“以人为本” 为什么"我"的利益你们不满足?我想这不是"以人为本"的本意。"以人为本"是要求牺牲"我”的利益来满足“他人”的要求,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牺牲“他人"的,社会的利益来满足"我"的欲求。至于社会、“他人”要为"我"着想,那是另一回事。人人都是以"他 人”为本了 ,这就是礼让,就是下面我们要讲到的“礼"。所谓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作为"我”所想的应该是"我为人人",而不是"人人为我"。"人人为我”那是不由"我”而由"他人"的事情,我们只能要求“我”不能要求"他人"。中国当然也发生过许多战争,但文学艺术却不去描写它,因为自古就认为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战争当中,也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传为李公麟的《免胄图》写安史之乱,但并不表现郭子仪平定战乱的残酷血腥场面,而是表现郭子仪免胄会见回纥首领、化干戈为玉帛。中国当然也有死亡、爱情,梁山伯、祝英台死了 ,但却又活了,变成了一对蝴蝶。杜丽娘、柳梦梅也是死了可以重生。为了表现“和”便不能讲“情”,而 要讲“礼”。四书五经中都不讲情,而讲礼,《毛诗序》中说道 “发乎情,止乎礼”。所谓“礼”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短暂的冲动,而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自觉的责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称作五伦,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冲动的感情来建立,而是以责任来维系。这种个人与个人的自觉的责任,推广到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也就不需要法制而可以维系社会的和谐。如果说西方社会之所以法制健全,是因为强调情的缘故,那么,中国社会之所以法制不健全,便是因为强调礼的缘故。礼的责任感,规范了每一个人的自觉行为,决不至于导致对社会的破坏,自然也就无须严密的法制来维系社会。我们专讲夫妻关系。在西方,强调的是感情,为了感情,可以不要家庭,甚至不要自己的生命。建立了夫妻关系,一旦没有感情了 ,或对第三者发生感情了,又可以有第三者甚至第四、 第五……者。而在中国,过去的时候,强调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男女之间从没见过面,当然也谈不上感情。一旦成了夫妻,便自觉地承担起责任,相互之间需要忠贞,而很少婚外情的发生。在西方,发生婚外情并不耻辱,在中国,发生婚外情则是很耻辱的一件事。

由于夫妻之间有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便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扩展到整个社会,便是中华文明的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可持续发展。在所有世界文明中,唯有中国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正是落实到每一对作为个人的夫妻之间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责任感,这便是礼。父母的财产,都是留给儿子的,子子孙孙永保之,这就是传承,还是礼,而不需要交什么遗产税。过去的旧式家庭,甚至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父母子女决不分家。在西方就不同了,父母的遗产并不是留给儿子的,儿子成人之后便不对他再负什么责任,继承遗产则要上遗产税。所以, 今天中国向西方学习,准备开征遗产税,这对文化的传承是有不利影响的。

由于夫妻之间没有责任,也就没有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意识,所以,在西方,王妃可以把"野种"生到宫廷里来,这 “野种”不是责任的产物,而是情的结晶:而王子也可以把"龙种”播到市井,这同样是情的结晶。这种意识扩展到整个社会文明,所以,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古老文明,没有一个能持续地延续下来,古埃及文明中断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同样中断了,而美国的文明,更是一种"移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许多观念也传到了中国。比如说一夜情,婚外恋,但却变了样。在西方,对第三者有了感情,可以发生一夜情,婚外恋,感情没有了,拍拍屁股分手,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在中国却不一样,一旦发生了一夜情,婚外恋,对方就要求你负责任,与老婆离婚,娶我为妻,死缠烂打,弄得你焦头烂额,甚至弄到以凶杀收场。又比如说亲子鉴定,在西方,通常情况下医院方面并不接受亲子鉴定的业务,除非法制方面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野种”的问题对他们并不严重,感情才是最重要的。而感情是会过去的“野种"却不会过去。在中国,普通家庭的亲子鉴定非常流行,医院也并不拒绝这样的业务。因为“野种” 问题是不会过去的,牵涉到传宗接代的问题,所以十分严重,而感情并不重要,它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感情,往往不是拍拍屁股分手,而是翻脸成仇。中国的礼制,以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为根本,扩展到社会,老师又叫"师父”学生又叫“弟子”“徒弟”,同学叫"师兄弟",当官的叫“父母官”,老百姓叫“子民”。 这在法制的西方社会是根本没有的。

如上所述,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于强调个人短暂的冲动的感情由之而配备了严密的法制,和强调社会关系的长久责任由之而法制相对薄弱。反映到艺术上,在西方,艺术很容易由“社会性的工作”演变成为个体的自由职业,作为艺术家,强调个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人格,因此,“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什么是疯子?无非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作为一个个人,就像一根筷子,他不能不脆弱,容易被折断;二,没有社会责任感。在中国,艺术始终强调其作为 “社会性工作”的一面,而不太流行"自由职业”,作为艺术家, 强调遵守社会关系的人格精神,因此,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什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非心理承受力比较坚强,因为他不是一个个人,就像一把筷子,不容易被折断;二, 始终有广大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没有作为"社会工作"的艺术,没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艺术家,只是这一切都不太合乎西方人的文化观念。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作为"自由职业"的艺术,没有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的艺术家,只是这一切都不太合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尤其是明清以降,特别以改革开放以来为甚,受个体意识,个人欲望膨胀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艺术虽然仍被国家作为“社会性的工作”养着,但艺术家却越来越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成为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家发工资,艺术家却在干着自我表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职业;社会养着,却不需要为社会工作;拿着自由职业的好处,却毫无自由职业的风险。自我价值当然要讲的。但有两种自我价值,一种以奉献社会为实现了自我价值;—种以从社会获得超出的利益为实现了自我价值,它必然以损害社会的,他人的价值为代价。

所以,中国画和西洋画,作为两种“文化”形态,区别并不在具象、抽象还是意象。因为这三种象,中国画有,西洋画也有。也不在中国画重笔墨,西洋画重体面。这只是两种“画 种”的不同,而不是文化观念的不同。不仅中国画中也有重体面而不重笔墨的,西洋画中同样有不重体面而重线条(相当于中国的笔墨)的。而且,中国的画家,他也可以画油画,你总不能认为:这个中国人,因为他画了油画强调体面,色彩,素描,所以他的文化观念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更有同一个画家,他既画中国画,又画油画,画中国画时重笔墨,画油画时重体面,你总不能认为:他的文化观念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

当我们反复研究,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搞好,甚至以富裕是资本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社会主义"越搞越贫穷。当我们不作姓"社"姓"资"的讨论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红火。当晋唐时候,不作中外文化,绘画的区别之研究、争论时,中国画越画越好:当近世反复研究,争论两者的区别时,中国画竞被人认为“穷途没落”。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研究者,一定是专家,学者。专家,学者的特点, 就是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讲糊涂,让人弄不明白,而不是把复杂的问题讲简单,讲清楚,让人更明白。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我们看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一二千字,甚至一二句话,全面周密,通俗易懂。而专家们《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专著,洋洋数十万言却使人不知所云。所以,小平同志深知"研究"之弊,反复告诫我们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要再研究,不要再争论”了。但专家们又怎么肯不研究呢?他甚至要专门研究"不要再研究"的思想。广大干部和人民,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在辛辛苦苦地干实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些还被长期拖欠了工资。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靠他们干出来的。但是,专家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边研究一边哭穷。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一句话:"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一直被文学界, 美术界用来研究解释魏晋时山水文学,山水画兴起的最重要依 据:魏晋之前,独尊懦术,礼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它要求文学艺术成教化、助人伦,所以盛行人物画:魏晋之后礼教崩溃,老庄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它要求复归自然,所以盛行山水诗,山水画。也就是说“老庄”带动了山水文学, 山水画的兴盛。但所谓"告退”又该怎么理解呢?在专家们,显然是把"老庄告退"作为“老庄思想流行起来了"解释的。可是又怎么解释得通呢?你又不能去问,一问,就显得自己没有水平,专家们不仅不会给你作解释,反而会给你一个很鄙夷的眼光:“连这也弄不懂!”“老庄”思想带动了山水画当然不错,但 "老庄告退,山水方滋"的解释并不是如此模糊不清。这里的“老庄"不是指老庄本身,而是指当时对老庄的研究,又称玄学,像郭象等一大批名士,都在研究老庄,长篇大论,后人认为:"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这个郭象,就像我们今天某些邓小平思想的研究者一样,不仅没有把老庄讲清楚反而弄糊涂了。这就叫"清谈误国"。所以,不久,玄学便不受欢迎,沉寂下去了,也就是告退了。这时,对老庄的理解不再是研究,而是"以形媚道",不是用形而上诠释形而上,而是用形而下诠释形而上。"以形拥道"最好的"形"象,就是山水,它远比郭象等的长篇大论更为清清楚楚地展示了老庄的精神。 所以,“老庄告退”的意思,也就是"研究老庄的玄学沉寂下去了",山水艺术才得以兴盛起来。而决不是"老庄思想盛行起来了”山水艺术才得以兴盛起来。"老庄思想盛行起来了"所带动的是玄学,而不是山水艺术。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拉开距离,中西融合和不应有太大距离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艺术不同于科学:在科学上,真理只有一条,与之不同的就是谬误。如圆周率为3·14、3·54、1·24等等都是不对的;二,一旦真理被证实,它就适合于所有的情况,古代的、今天的、中国的、外国的圆,它的圆周率一概都是3.14。而在艺术上,一,真理是多元的,不仅与之不同的,甚至与之相反的,都可能是真理;二,每一条真理,都只能适合于具体,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对象,此时此地的真理,在彼时彼地就有可能是谬误。

我们明白了中西文化,绘画的差异,有作为不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又有作为不同画种的差异,二者有关系,但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尤其不能把两种不同画种的差异看作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差异。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下,中国画的创作,对于西方的画种(主要是油画),可以拉开距离,可以中西融合,也可以拉近距离,多元并存、各显身手。

潘天寿先生“拉开距离"的观点,有特定的原因,当时“中国画"系被取消,改名“绘画系”“彩墨画系”以体面明暗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中国画变成了用"笔墨"在宣纸上作素描,遂使中国画有丧失作为"中国画"画种的特点之虞。在这种形势下,他提出"拉开距离"说,目的是从中国画作为"中国"画的立场而言的,重点在"中国"。

张大千先生"拉近距离"的观点,也有特定的原因,当时以中国画为"意象'西洋画为要么"具象'要么"抽象",因此,中国画需要既避开"抽象",更避开"具象"。尤其是避开"具象'更使中国画有丧失作为"绘画"的特点之虞。在这种形势下,他反复强调不要只学文人写意画的意象,更要学习唐宋画家画的具象,提出"中西绘画拉近距离"说,目的是从中国画作为中国"画"的立场而言的,重点在"画"。

至于中西融合或称引西润中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侧重于具象而以形象大于笔墨的中国画,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优长,当然可以为我所用,而用以反拨中国画形象塑造方面的曰渐衰微:对于侧重于意象而以笔墨大于形象的中国画,西方现代艺术的优长,同样可以为我所用,用以丰寓中国画笔墨,色彩的表现。

过去有一个笑话:甲,乙两猎手,看到一群大雁飞过,准备射一只下来,甲说射下后烤了吃,乙说煮了吃,各说各的好处,争论不休。丙过来便说:一半烤了吃,一半煮了吃。但大雁早已飞过去射不到了。根据"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弄清了姓"社",姓"资"的区别再进行建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中国画的问题同样如此,面对西方文化,西方绘画的参照和冲击,晋唐的成就已经证明,"摸着石头过河"是推动中国画发展的硬道理,而争论、 研究、清谈往往是要误事的。老庄思想是形而上的,它不能用形而上的玄学去解决问题。绘画本身是形而下的,它怎么能用形而上的玄学去解决问题呢?

总之,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我们要分清是指"文化"上的差异而言,还是指"画种"上的差异而言?二者的区别,文化上的差异当然是存在的,但更主要是画种上的差异,由于工具、材料不同,所以,对于艺术的表现力,表现手法和表现效果就必然不同。用毛笔、水墨在宣纸上作画,必然以笔墨为最佳的方式,用油画笔、油画颜料在油画布上作画,必然以体面为最佳的方式,而不能把一切都上纲上线到文化观念的差异上。如果把中国人画的油画,版画称作"西洋画",再拿它们来同中国画作"中西文化、绘画”差异的比较,那是非常荒谬的。所以,中西拉开距离,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画种,中国画如何与油画,包括中国人画的油画拉开距离?中西融合或引西润中,应该是中国画如何汲取油画,包括中国人画的油画之长来滋养自身?中西拉近距离,应该是中国画与油画,包括中国人画的油画如何寻求作为"绘画"的共性?中国画既要是"中国"画,又必须是中国"画'作为"中国"画,中国画与"西洋"画必须拉开距离:作为中国“画",中国画又必须与西洋"画"拉近距离。这两说既然都可以成立,那么,无论作为“中国画”,作为 “中国”画,还是作为中国"画”,中西融合或引西润中,同样也可以成立。至于有些专家硬要在文字上玩弄游戏,认为"中西融合"不可行,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比玄学还要蹩脚。因为,反对“中西融合”提法的专家,他们对于中西艺术互相取长补短关系的论述,实质上正是“中西融合”论者的认识。至于给这样的认识冠以一个怎样的名字,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诗与画,书与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艺术,也可以融合,"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书画同源"等等,这"一律"同源比之"融合",不是更为严重?尽管大家都知道诗与画,书与画的差异,但从来没有人反对“诗画一律”,"书画同源"的提法。因为,谁都明白,“诗画一律”、“书画同源”的本义决不是指诗与画、书与画没有区别。中国画与西洋画,或中国画与油画,是同一种艺术,绘画艺术,不过是同一艺术门类中的两个不同画种,相互之间的借鉴、交融,当然更非不可思议,包括把这种相互之间的借鉴,交融称作“融合”也没有什么不妥。从中国画作为主体的一面,中西融合无非是指把西洋画的相关因素融入到自己的肌体中来,化合到自己的血液中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洋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画,“结合”与融合,从语法上是完全可以对应起来的。所以,字面上的纠缠,非常无聊,也没有什么意义。无非还是烤了吃还是煮了吃的争论不休,结果只能是没得吃。

我讲了这么一些,并不是要讲清"中西文化、绘画"的差异,这个问题是讲不清的。我这么讲,无非一个意思,就是对这个问题不要再研究了,研究这个问题对中国画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中国画发展的硬道理,必须是"中国"画,不能让人看了感到不是“中国”的画;还必须是中国“画”,不能让人看了感到中国的不是"画"。

徐建融教授个人学术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