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学史40年自述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06学艺学史40年自述.md

---

徐建融

我正式学习绘画，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那时学校的美术老师房介復先生是江寒汀先生的弟子,所以由房先生的关系，又认识了江先生的其他弟子，如乔木、邱受成、富华等先生。后来因受其时文艺政策的影响,又从姚有信先生学画人物。1973年姚先生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我又每星期去画院，结识了唐云、陆俨少、张大壮、谢之光、陈佩秋、应野平、胡若思等名家，平时就经常到他们家中请教。十年“文革”中，我主要画花鸟和人物。花鸟侧重于小写意和大写意两路,人物则主要是浙派“笔墨加素描”的路数，所以一度曾专攻速写，以解决传统写意画所欠缺的造型问题。山水则画得较少，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由胡若思先生存的一批宋元风格的课徒稿入门。因为感到它太规整，不能像写意花鸟和人物那样淋漓挥洒，所以便放弃不画了。

我的传统文化知识完全靠自学。小学三四年级时捜集到各种“黄色书”如《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之类的小说，得到了一本《康熙字典》，我竟用一年的时间把它抄了一遍，从此便认识了小篆书和繁体字、异体字。后来又得到一本《草字汇》, 用两个月的时间便抄完了，从此又认识了草书。由于痴迷于“黄 色书”，传统的做人准则、道德标准便深人了我的骨髄，再也丢弃不了。进入中学后又酷爱古典的散文、诗词，读了、抄了许多，也学着作了不少，当然都是不合规范的,就像今天许多“专家”卖弄风雅所作的那样，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文革中，唐云先生告诉我，有一位沈轶刘先生，同我在一个公社， 因为抗战时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任，所以解放后成了历史反革命，古典文学、诗词好得不得了，让我向他请教。从此之后，我才明白古典文学的基本要求及诗词的格律。由沈先生，我又结识了陈兼与、施蛰存等名家。经由他们的点拨，再作古典的文章、诗词，虽然不好，但勉强可以及格。

在文革之前，传统的书我看得相当多，外国的则几乎一本也没有看过。文革中，除了种田、画画、读传统的书，还有大量的时间，我便用它来补外国的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塞万提斯的著作都是从封掉的图书馆中偷来的，几个朋友轮流交换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则是买来的，放在家中看了好几遍，还作了大量笔记。

文革结束以后，高考恢复。我报考了东北的一家地质大学，一方面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倾慕传统文人的壮游心理，同时又有助于画画、作文、写诗。但发榜时，我们“老三届”的考生大部分被安排到了师范专业，我进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自然，当一名物理教师并不是自己的志向。 恰好不久又开始了研究生的招生，所以，大学一毕业，我便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成为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浙美的史论专业，有一批青年教师，是刚毕业的研究生留校的，学问大得不得了，高谈阔论康德、黑格尔、萨特、叔本华、尼采，后来还有贡布里希等等著名学者，大谈人道主义、 宇宙生命哲理什么的，我听也听不懂，只得补课，赶快去找书看，果然思路大开。但因为我知道哲学的基础是逻辑学，逻辑学的基础是数学,尽管我的高等数学还过得去，逻辑学也不错, 但用于研究哲理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没有深入下去，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干同国画系的同学、老师打交道，经常去陆俨少. 陆抑非、卢坤峰等先生家交谈请益。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适逢1986年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全面启动，我的一位朋友梁江先生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由他力荐，我参与了该项目的工作。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撰写淸代雕塑、壁 画部分，并提供了充足的考察条件和经费。利用这次机会，我孤身一人跑到青岛、甘肃、西藏、四川、云南、山西等地，大开了眼界, 再加上读研期间对河南、内蒙古、陕西、新疆等地的考察,使我不仅对清代的雕塑、壁画,而且对整个古代的美术遗存，有了一个较全面的把握。由于我的工作得到编辑部和专家的肯定，我在 《中国美术史》中担任了更多的工作，使我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长期钟情写意一路画风，尽管谢稚柳、陈佩秋先生一再向我指出唐宋才是中国画的最高峰，但我一直不以为然。而通过 《中国美术史》 的编撰工作，使我对传统有了一个全面的比较，才认识到谢、陈两位先生观点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真正师从谢稚柳、陈佩秋先生,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了。

进入90年代后，艺术品市场开始启动。因为我与老一辈的书画家、鉴赏家多有交谊，新一代的收藏爱好者中也多有我的朋友，所以，1992年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便邀请我协助他们。从1993年首届拍卖到1997年，在参与朵云轩艺术品拍卖的实践中，我一边付出，一边也收获了学术的提高。

从1982年到1997年，我已很少画画，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美术史论、书画鉴定，而从1997年之后，1/4的时间用来研究美术史论，而且集中于传统书画，1/4的时间用来研究书画鉴定，2/4的时间用于画画。因为鉴定，所以，我的文言文、诗词也就写得比过去更多了。

美术史论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我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是“实践美术史学”。

实践美术史学的要义有二:一是它的目的，一是它的条件。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术史？这就是目的。当前流行的一种 “独立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人文美术史学”，它的目的很清楚：不是为了解决美术这一“狭隘学科的狭隘问题”，而是“关心人类和他们的行为，个人生活和国家政府的行为，对美的欣赏以及对真理的沉思，特别是对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沉思，最终去解决那些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为其他学科做出贡献”。这样的目的当然很崇高、伟大。 就像我们过去的艰苦奋斗，不是为了让中国繁荣富强起来，因为这不过是“狭隘的爱国主义”； 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其他国家做出贡献，这才是伟大的国际主义。但实践美术史学的目的，则不是如此，它始终坚持的是为美术学科做出贡献，为中国书画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做出贡献。就像把中国的事情搞好，就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贡献，把美术这一 “狭隘学科的狭隘问题”解决了，美术事业真正繁荣了，就是对其他学科的贡献。

那么，研究美术史论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这就是条件。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打好乒乓球的，王励勤、王楠乒乓球打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打好乒乓球所必备的条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勤学苦练也是没有用的。同理，要想研究好美术史论，也有它所必需的学科基本条件。在人文美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条件是：不需要懂得美术，但必须“精通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土壤学、商贸学、航海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或博学之士。在实践美术史学，研究者则必须懂得美术，专就中国传统书画而言，除了书画本身的六法、八法，还必须识得篆书、草书、繁体字、异体字，慊得文言文、诗词格律，在此基础上，如有余力，当然其他学科的国学乃至西学能够有所涉猎则更好，但切不可本末倒置、主次混淆。

据说，有一所艺术学院举办了一个“海德格尔现象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也撰写了一批研究海德格尔和现象学的学术论文。传言者问我作何感想、评价?我说,如果中国乒乓队举办了一个“航天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励勤、王楠撰写了研究航天学的学术论文，你又作何感想、评价?固然，这不是为了解决美术或乒乓这一“狭隘学科的狭隘问题”做贡献，但它真的能为现象学或航天学这一“其他学科”做贡献吗？

最后，需要谈到我的实践美术史学的治学方法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画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便是：唐宋是中国画的最高峰，明清则是它的低谷，在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弘扬的应该是唐宋传统，而不是明清传统。

自明清以来，由于文人的偏见，20世纪50年代后政治的 干扰，80年代后涌进的西方现代思潮，以及人的惰性等因素， 人们一直把唐宋传统作为再现的、落后的、封建性的糟粕，而把明清传统作为表现的、先进的、人民性的精华。至我的观点提出，有的专家又表示唐宋与明清是两种不同的传统风格，没有可比性，所以具有不相上下的价值，不能认为此高彼低。其实，任何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可比的，不同的风格更是平行而不平等的。 即使我们认为乒乓和羽毛球不能比，这也是比较之后的结论，其意思为：一、就各自的特殊性而论不可替代，二、就两者的普遍性（体育）而论不分上下。但并非任何两种“不可替代”的风格都是“不分上下”。就特殊性而论，乒乓球与足球也是“不可替代”的，但就普遍性而论，决不能认为乒乓球与足球“不分上下”。至于人们在不同的风格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另一回事。规整的唐宋传统与写意的明清传统之间的关系亦然。

至于在今天的现实借鉴中，我们之所以应该大力倡导、弘扬唐宋传统而不是明清传统，不仅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优秀，而且是因为画好唐宋风格的条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之本法，六法兼备，严重以肃、恪勤以周)在当时即能为大多数专业圈内的画家所具备，在今天我们可以更优越地具备，而画好明清写意风格的条件(胸中磊落、哭笑不得，三绝四全、博洽多才，至人无法、我用我法)在当时即只能为少数特殊的画家所具备，在今天更为大多数画家所难以具备。而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是从表现上去模仿文人写意的笔墨形式，必然导致“吴昌硕风漫画坛，中国画荒谬绝伦”的结果。至于有的专家认为，即使不具备写意画所应有的画外功夫，只要是画的是写意画，便可以具备很高的文化价值，对于此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的观点，遭到大多数专家的反对，被认为是否定明清传统、否定写意画。我想，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我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必须把复杂的东西讲明白，专家们的误解，一度使我怀疑自己的表述有问题，所以把文章给中学生看，请他们归纳出我的观点，结果正是我的本意。后来终于明白，专家们的研究，是旨在把明白的东西讲胡涂，他们的误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学艺学史40年，学然后知不足。今天，研究传统的专家不会少于一万，但真正懂得传统的又有多少呢？要说我们这一代超越了前人，有两点是有目共的，一是数量空前，包括专家的数量、研究成果的数量，二是功力和才力空前低下，贪欲和惰性空前膨胀。所以，学然后又知耻辱。虽然“知耻近乎勇”， 但面对如此奇耻大辱，我再也没有勇气成为广大专家中的一员，而只能把学艺学史作为一项业余爱好与三二“俗人”以“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过去，我笃信的是“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俗人言”；今天，我笃信的是“可与俗人言，不可与知者道”。我实在没有勇气与知者们一道探讨如何“缘木求鱼”，只能退而与俗人们一道探讨如何“结网而渔”。但我深信，一旦缘木求鱼成功，必将揭开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的篇章。

徐建融著述目录：

《中国画的可持续发展》，上海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画先进文化方向》，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画经典之树长青》，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元明清绘画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书画題款題跋钤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当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清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元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宋代名画藻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毗庐精舍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徐建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