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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的局限和收藏的对策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3鉴定的局限和收藏的对策.md
书画鉴定，是一项不断趋近绝对真理但又永远不可能到达绝对真理的工作。从总体上看，它所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相对真理。
毫无疑问，今人对于鉴定的认识水平，是远远超越了古人的。古人的鉴定，撇开乾隆皇帝不论，即以董其昌、赵孟频、米芾而论，许多结论，在今天看来都已不能成立，如王献之的《中秋帖》、先被认为是谢灵运后来又被认为是张旭的《古诗四帖》，等等。这是因为古人的认识有其时代局限，而今人的认识，则要比他们全面得多。没有一个古人，能对他所处时代存世的古代书画作品过目30%；而在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今天，再加上信息的发达、传媒的发达、原作的公开陈列、印刷品的高度逼真，对今天尚存留世上的古代书画作品，过目50%以上，却不再是一件难事。鉴定的基本方法是比 较，而掌握的资料越全面，所得出的比较结论之准确性也就越高。这是今人超出古人的地方；同理，后人当然也将超越今人。
但这只是总体上的情况，如果落实到个别的情况，今人也有不及古人处；同理，后人也必有不及今人处。这主要表现在古人所能见到的资料，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会消灭，致使今人无法见到。如果这资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论质不论量，古人的高明处，又为今人所永远无法企及。
由于鉴定者对于资料的把握，永远不可能包罗无遗，不仅对于存世的，不可能全部过目，对于已消灭的，更不可能使它们再现。所以，古人的鉴定结论只能是相对真理，今人即使可以部分的证实古人，或者证沩古人，从而使鉴定的结论趋近绝对真理，但实际上还是相对真理。后人，当然也是如此。
除了受资料把握的局限之外，鉴定的相对性，还在于任何全面的比较，都不可能保证它的结论绝对地正确，而没有一失。
史载沈周每有人持他的假画请求鉴定，他都说是真的。这其中，当然有他看出是假的，为了成人之美而说真，但也有确是以假为真而走眼的。按理，对沈周画风的认识，当然以沈周本人最全面、最深刻，但他却并未能百分之百地准确地鉴定出自己名款的作品之真伪。
又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他到文徵明的家中去，文拿出一张新买进的沈周作品，以为是沈的标准器，头头是道地解析一通，而这样的作品，詹在市场上见到不止一幅，并非常明了它的作伪、兜售手法。按理，作为沈的学生，对于沈周画风的认识，文徵明的全面、深刻、权威，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却也在这个问题上走眼了。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像沈周的“启南”、“石田”、“沈启南氏”、“白石翁”、“煮石亭”等印，文徵明的“停云生”、“徵仲父印”、“文徵明印”、“悟言室印”、“文仲子”、“徵仲”、“停云”、“徵明”、“衡山”、“停云馆”等印，仇英的“仇实父氏”、“仇英之印”、“十州”等印，唐寅的“吴趋”、“唐伯虎”、“唐寅私印”、“六如居士”、“南京解元” 等印，每一内容，都有好几方，乃至十几方之多，且大小大体相同，篆法大体相同，章法大体相同，朱白完全一样，相对应的线条粗细也大体相同。稍有书画创作实践体会的人都知道，一位书画家，对于同样的文字内容，当然可以刻制多方印章，但它们必然会在大小、篆法、章法、朱白等方面有所不同；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即使不能排除，但绝对不会多到六七方、十几方。这就说明，这些印章中，每一内容，必有多方是伪造的，而由于古代对于印章的伪造，没有制版的技术，而只能照本刻制，所以，在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细节上的出人也是难免的。书画家、篆刻家的创作，出现“双胞胎”、“多胞胎”，容有俱真的可能性；书画家的钤印，出现“双胞胎”、“多胞胎”，俱真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然而，这些“多胞胎”的钤印，却成了俱真的样板！进而反思这些样板所自来的作品，无疑，其中有不少是伪作。 但问题是，它们几百年来已被公认为都是真迹！这里，显然也不是因为资料掌握得不全面问题，而是因为再全面的比较，也不能保证结论的绝对正确。
因为资料的不全面，会导致鉴定结论的错误，或以真为伪，或以伪为真，或张冠李戴等等。当资料被重新发现，它们可以被纠正过来；当没有新的资料、新的证据发现，它们就无法被证真或证伪，我们只能尊重成说。
如果不是因为资料的问题，而是因为认识本身的局限问题——如经沈周鉴定为真，实质为伪的“沈周”作品；经文徵明鉴定为真，实质为伪的“沈周”作品；经几百年来公认为真，并为《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作为印鉴采集标本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伪作，如此等等——我 们单凭对于“艺术风格”、“笔墨性格”的全面比较，而不依靠新的资料、证据的发现，是否能使认识获得飞跃呢？我以为，非常困难。当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尊重成说”的问题，而是赝品作为真迹，变成了铁案如山！
其实，何止是书画鉴定领域，只要与客观的规律没有直接关系的，而纯粹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冤假错案永远不可避免，悬案永远不可避免；冤假错案有些可能得到平反，也有些肯定永远得不到平反，悬案有些可能破解，也有些肯定永远得不到破解。
由古书画的鉴定，联想到当代书画的鉴定，使冤假错案成为如山铁案的情况，无疑更加严峻。这是因为，虽然鉴定的水平今人超越于前人，而作伪的水平，今人更是大大地超越于前人，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像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等大名头的伪作，在今天的市场上层出不穷。撇开一些拙劣的造假，其中一些高手的仿造，确实足以乱真。如果不是结合纸张、墨色、做旧的程度等因素，单单从笔墨风格上，从题款钤印上，几乎难以分辨真伪，令人叹为观止！而只要再过50年，这些辅助的因素便失去作用，如做旧的处理，在今天还可以发现它的痕迹，50年后便消失，而不能肯定它经过了做旧的处理，这样，单靠笔墨风格、题款钤印，要证明它是伪，就难乎其难了。既然不能证明它是伪，它就成了真；如果它在某一有身份的人手里，它就更加铁真无疑了。
而事实上，不需要过50年，即在今天，在某些当事的书画家，便已对自己作品的真伪，有些弄不太清了，正如当年的沈周那样。
所以，书画鉴定的相对真理性，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而局恨性之一，便是把伪作鉴定为真迹，已如前述；局限性之二，则还有可能把真迹鉴定为伪作。
例如，某一位书画家早年的作品，非常罕见，其笔墨的风格，乃至印鉴、款识等等，与成熟期的作品大相径庭，再加上水平的稚劣，虽然它是真迹，但鉴定家们却可能把它定为伪作。又如，某一位书画家晚年的作品，其笔墨的风格，乃至印鉴、款识等，虽与成熟期的作品相一致，但水平实在粗劣荒疏。虽然它是真迹，但鉴定家们也可能把它定为伪作。这种情况，在当代书画家，乃至在世书画家中也有可能发生。除非这类极早年的稚劣之作，或极晚年的粗劣之作，是在书画家本人或家属或友好手上，它们才有可能被承认为真迹。而50年后， 作为“私交”的因素失去了作证的价值，它们还是有可能被鉴定为伪作。
鉴定不是万能的。诚然，世上没有什么是万能的。但在其他工作中，如造桥，造错了，会导致桥塌人亡的严重后果；而在鉴定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一方面，有不少是难以纠正，甚至是无法获得纠正的，另一方面，即使不作纠正，也不会造成社会性的严重后果。例如，前述今天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沈周、文徵明、仇英、唐寅的作品，被《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作为采集印鉴之样板的，其中肯定有伪作，却都被作为真迹，而且这一错误的鉴定结论将殊难得以纠正，这对社会又有什么危害呢？
但是，错误的鉴定，对收藏者个人却是不能不发生影响的。它，或者可以使收藏者获利，或者可以使收藏者出血。
这里不是来鼓励造假，而是指作为收藏者，既无力杜绝作伪者的造假，而鉴定又有它不可克服的局限，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以避害趋利？
第一，对于吃得准是假的，当然不可购进；第二，对于虽然吃得准是真的，但今后将有可能被公认为是假的，如早年的、晚年的作品，也不可贸然购进；如果购进了，则应趁书画家还在世，还讲得清楚的情况下，尽快抛出，千万不可作长期庋藏、传诸子孙的想法；
第三，对于吃不准真假而十分近真的，或虽然吃得准是假的，但在今天、今后无法证明它是假的，不妨以假的，或半真半假的价格购进。如黄宾虹的伪作，今天在圈内约3000元一方尺，转手进拍卖行，即可以2万元一方尺拍出，长期庋藏，当然增幅更高；
第四，对于吃得准是真的，上选当然是购进庋藏，但价格相对要高得多，须量力而行。
过去，吴湖帆先生曾说，收藏书画，以购进“有人看假的东西”“最好白相”。（“白相”为吴方言，指“玩”。——编者注）可谓深得鉴定和收藏之三昧的见道人语。因为这作为针对鉴定局限的最佳对策，风险最小，挑战性最强，而收益则最大——包括经济的增值和锻炼眼光的增值。而“有人看假的东西”中，正包含了本文所说有可能被鉴定为真迹的伪作，但不应包括有可能被鉴定为伪作的真迹。
(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