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当随时代?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2003鉴定当随时代.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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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指出：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 并不是一个肯定句，而是一个疑问句。“当”不作“应当”解，而是作“当否”解。因为紧接着这句话，石涛又分析了笔墨随时代的一些具体情况，有推动了绘画艺术发展的，也有导致了绘画艺术衰微的。既然“笔墨随时代”的结果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假的，笔墨也就不能盲目地随时代，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有的时代风气要随，对有的时代风气不仅不能随，反而应该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同理，鉴定与时代的关系也是如此。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该是与时俱退的。可是，人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起来，认为只要“随时代”，就是顺应了“历史的规律”， 顺应了“客观的规律”，就是符合了“实际情况”。

今天，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发达、传媒手段的丰富，不仅通过中国大陆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台湾的《故宫书画图录》、日本的《中国绘画综合图录》等汇综性的大型中国书画图册，更通过博物馆的公开陈列、长期展出，网络的传播、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等等，使得有志于从事书画鉴定工作的人，可以极其方便地全面把握这方面的资料。这样的条件，不仅在米芾、赵佶、赵孟頫、项子京、董其昌、弘历等所不可能具备的，也是近世的一些鉴藏大家，如吴湖帆、黄宾虹、张葱玉、郑振铎等所不可能具备的。这就是所谓时代的局限，它从客观上限制了鉴定水平的提高。所以，在这方面，鉴定工作理应随时代，切不可固步因循，拒绝利用这些今天时代才具备的有利条件，而是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些条件，才能推动鉴定工作的进步，超越古人。

但是，今天的时代风气，比之古代，也有不好的一面。即以书画的作伪而论，在古代，是一致公认为“鬼域伎俩”，不道德的，包括作伪者本人，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很心虚，害怕受到报应，从而在作伪时总是适当留有余地，不敢把事情做绝。而今天的作伪者，他们利欲熏心，根本不怕受到什么报应，所以不择手段尽可能把事情做绝。而书画的鉴定也是如此，古代的鉴定家大多有“良心”的基本道德底线，存心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如张泰阶、张凤翼辈，毕竟为数不多。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结论，虽然不一定都可靠，但大多是负责的。如果有错误，一般没有主观上的“故意”，而是限于客观的条件，或主观的水平。而今天的鉴定家，尤其是进人21世纪之后，在“随时代”的口号下，“思想开放”、“观念解放”为作伪、售伪者帮闲以分得一杯羹的情况就十分普遍了。而且，这一现象，正有越来越蔓延的趋势。诚然，这也是“随时代”，但我以为，这样的“随时代”，相对于古人的诚信，对于鉴定工作，不仅不是有助于进步的，反而是有助于它的退步的。本来，鉴定工作也是一项“天堂事业”它是去破作伪的“鬼蜮伎俩”的，而如此一来，它本身也成了“鬼域伎俩”！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书画的收藏者、经营者都喜欢把手头的作品请著名的鉴定家题跋鉴定，以作保驾，以增厥价。当时的鉴定，基本上都是可信的——即使它的结论不一定可靠，至少，鉴定家的诚信是可信的——这样的题跋、鉴定，确有它的价值，可以为所题鉴的作品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而今天，圈内人都已不尽相信所谓“著名鉴定家的题跋鉴定'甚至，越是经过了著名鉴定家题跋鉴定的作品，越是被看假！例如，我曾见到多件著名“潘天寿”的作品，都经过了一个著名鉴定家的题跋鉴定，称作“真迹”，实际上全是伪作。大可怪异者，有些作品一式两图、三图，属于“双胞胎”、“多胞胎”俱假的例证，因为大写意不是工笔，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式两图、三图根本不可能发生于真迹的创作中，而只能发生于作伪造假中，这是起码的鉴定常识，他竟也两图、三图俱题鉴为“潘天寿先生xx图真迹精品”。尽管鉴定家也知道，经他题鉴的这两图、三图总 有一天会同时不同地、或同地不同时地面世，届时，会对他的声誉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当落笔题鉴之时，孔方兄的力量，竟使他顾不上这一切了。

鉴定家“主观故意”地作伪鉴，包括把真的鉴定成假的，或把假的鉴定为真的——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把假的鉴定为真的，在21 世纪之前并不是绝对没有。据启功先生说，那一般是出于人情世故的原因，包括面对权势的原因。所以，这种“主观故意”，不是为己，而是为人，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即使为己，也是间接的，直接的还是为人，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而如上所述，今天的有些鉴定家，他们“主观故意”地作伪鉴，主要是为己，而不是为人，而所谓为己，主要的也是为己的利，而不是为己的名。所以，宁可用己的名，来换利；而对人，则是“一手交钱，一手题鉴”，题鉴，金钱两讫，则出门不认货了。

既与时俱退，又能保持职业道德，学术良心的鉴定家也是有的。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鉴定家文化素养较高，所以，他能在鉴定时的用语措辞上留下余地。只有那些文化素养较低的鉴定家，才会翻来覆去地题上什么“真迹精品”，即使他有职业道德、学术良心，也无法在与时俱退时委婉地表述出来、坚持下来。当然，职业道德、学术良心与文化素养是成正比的，文化素养低下的鉴定家，职业道德、学术良心相对也差一些。

曾见到一幅署名八大山人的手卷《夜石 图》，系由两张纸拼接，前段长，后段短，无款，有两印，一钤右后段的中间偏末石上，一钤在后段的末尾边上。尾纸上先是著名鉴定家甲的题鉴，长篇大论，评述八大画风的变迁，然后说此卷是其早年作风，芦段被截去一段，款当在截去部分，“虽然，善鉴者一望而可知为真迹无款”云云。这段题鉴颇见校狯。首先，后段最末部分被连款截去约二分之一（全卷的六分之一），则两方印章，岂不成了钤在画幅的中间？这，又成何构图？其次，“善鉴者”云云， 于诸多疑问无法解释清楚之时，这样来一下，岂不如同为皇帝作新衣的裁缝。“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到我们所做的新衣是多么美妙”！ 这正暗示了，在大多数正常人的眼中，皇帝的新衣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同理，在大多数正常人的眼中，这卷八大作为真迹大可存疑。紧接着，则是著名鉴定家乙的题鉴，两行，寥寥数十字，大意是此八大早年真迹，甲先生论之详矣，“余复何言”云云。

诸如此类，其中也颇有学问。所以，对于书画作品要鉴定，真的，或假的，真中有假的，假中有真的；对于书画鉴定，同样需要进行鉴定。

针对当前书画艺术品市场上赝品的泛滥，有识之士一致呼吁要“严厉打击造假、售假”，而打击的办法便是使鉴定家的意见具有法律的作用，每一件流通于市场的书画作品，它的是真是假、必须由“国家级鉴定家”说了算，就像每一件产品、商品，必须经过质量检验员的一关。对这些有识之士的如此见识，无识如我辈，是颇不以为然的。这里不是主张不要严厉打击造假、售假，而是指要想依靠某些与时俱退的国家级鉴定家，正在为造假、售假作帮闲的，来作为打击造假、售假的法律化力量，只能使造假、售假合法化。

我认为，为了规范书画艺术品市场，与其使鉴定法律化的加强鉴定，不如加强对鉴定的鉴定；与其倡导严厉打击造假、售假，不如大力倡导鉴定家的诚信，包括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先从与时俱退的大潮中激流勇退，然后中流砥柱，再然后力挽狂澜、与时俱进。假货与鉴定，若是此消彼长，当鉴定丢去了诚信，假货便取得了信誉；当鉴定树立了诚信，即使它的结论不一定都正确，假货也将失去信誉。

平心而论，造假、售假者以此为生，他们之制造、兜售假书画，即使于理、于法不容，于情尚有可原。而国家级鉴定家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享有较高的待遇，包括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他们是为假书画作帮凶，而且“主观故意”的趋势愈演愈烈，这就于情也不可原了。它不仅比之造假、售假于艺术品市场的危害更大，而且，更导致了学术的腐败，斯文的扫地就像受贿，比之行贿的罪行肯定更大，而且，更导致了党和政府诚信的严重损害。所谓两害相较惩其重，而我们的“有识者”，却见小害而不见大害，大声疾呼要求惩小害而闭口不提惩大害。这与廉政建设的惩治腐败，在思路上是不相吻合的，自然，它的效果，也就不容乐观了。

鉴定，确实在非常鲜明地随时代，但喜忧却是参半的。鉴定的客观条件，如此之好，堪称空前，与时俱进，我们充满信心。鉴定的主观条件，处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包围中，其诚信的瓦解，势如决堤，与时俱退，我们又满怀担忧。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所以，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于鉴定家心理的侵蚀，总是一时的；而鉴定的随时代，其总体的趋势必然是与时俱进，也是不可逆转的。当然，战胜自我，不能单靠当事人的自觉，更要靠社会的监督机制。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对鉴定打假！

当然，如何对鉴定进行鉴定，如何对鉴定打假，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