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书也能批评？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2000不读书也能批评？.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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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

根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要想对某一部书提出批评的意见，首先应该把这部书找来认真地看上几遍，然载发表自己的高论。这本是一个批评的常识，可是有人说“不”!针对近年来，某些批评者“从来没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对金庸提出严厉的批评，有人友示：既然没有看过，怎么有“资格妄加评论？ 立即乂有人跳出来表示“异议”1999年121日的《中华读书报》第3版上，有何满子先生的一篇文章《破“新武侠小说” 之新》，振振有辞地说：

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贩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

这段话先是发表在1999年7月23 日的《文汇报》上，现在再一次地打出来，足见何先生对它是自以为得意的，似乎很强硬有力。但在我看来 ，却显得十分蛮横无理，似乎就像看到了杨志卖刀时所遇上的那个泼皮无赖牛二：“你说你的宝刀杀人不见血，你就杀个人给我看看，而且不能是杀狗！”我实在不明白何先生谦谦君子、彬彬学者，怎么也会有这样的一招。

对何先生的问题虽然不能作绝对的“否定的答复”，但实在是不难作相对的“否定的答复”的。只要不是形而上学，我想何先生不得不“服”我的答复：

实践有直接的实践、也有间接的实践。在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想研究一件事或物，当然必须参与直接的实践，以获得第一手的调査材料。但在某些情况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就无法参与直接的实践，而只能参与间接的实践，以获取第二手的调査材料。所谓特殊的情况，是指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法律上叫 做“不可抗拒的原因”。也来打一个比方，你要想撰写一篇研究战争的论文，但当今的中国社会，安定团结，天下升平，客观的原因限制了你，使你不可能参与直接的战争实践以获取第一手调査材料，这样，你就可以从时间上选择过去的战争的间接实践，如赤壁大战、淮海战役等等， 或从空间上选择別处的战争的间接实践，如两伊战争、科索沃危机等等，获取第二手的调査材料。乂比如你要想撰写一篇批评吸毒販毒、卖淫嫖娼的文字，主观的原因限制了你允许你参与直接的吸毒、販毒、嫖娼实践以获取亲身的体验，因为一参与了，你就将沦于触犯刑律的境地，这样，你就可以到戒毒所、监狱或医院中去对吸毒販毒者、卖淫嫖娼者进行采访，通过间接的实践获得第二手的调査材料。

回到金庸和武侠小说的问题上来，读金庸、读武侠小说，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的批评家们来说，是否也有着如上所述的主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原因”的限制呢？从客观上看，有华人处皆有金庸，批评家们绝不会“不可能”看到；从主观上看，读金庸也决不会触犯法律，所以也就不存在“不允许”的问题。既然如此，你要想批评金庸，就没有理由不先把金庸的书找来看一看。

何文中有一个自己承认“略为刻薄些”的比喻，即以今天的三陪女等来类比旧式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姑娘”，借以说明“新武侠小说” 与旧武侠小说的“实质则同”。这虽然是够"刻薄”的，但还无伤大雅。文中更有甚者的比喻，何先生虽没有自己承认，但心照不宣，却可以称得上是阴险、恶毒，经过“文革”洗礼的一代人，是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便是把武侠小说所渲染的超凡武功引导到“令人想起吹嘘得荒唐透顶的气功大师和李洪志之类”上去，“武侠小说 顶多只能称‘迷幻小说’，‘迷幻’者，迷信幻想之谓，哪来的‘科学’！连科学的影子也没有。” 这就与“法轮功”的反科学牵挂到一起去了，正是“文革”中的惯用手法：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上纲上线。这样的手法，当然是不需要先读书然后再发表批评意见的。

招式虽如何先生所说没有遁出“祖传老招数”、“变不出新质”，但其心实在可诛。武侠小说当然不是“科学”，但也决不是“迷信”，它只是 “小说”。《西游记》、《封神榜》等神鬼小说亦然。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大”，大概不大再有人信了 ，那么，“利用小说反科学，是一大发明”会有人信吗？

“文革”的招式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何文对武侠小说“无限上纲上线”的批评也决不会到 “法轮功”为止。文中对武侠小说所宣扬的侠义思想，认为是“不但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理想精神背驰，也和冲破抻权和封建枷锁的近世人文主义的否定神、肯定人，呼唤人的独立，宏扬人格尊严的精抻殊途”，这真是从何说起！我只能说，这样丰富的联想，对于文艺的批评和创作，是十分有害的。看了通篇的文字，仿佛是发表在“文革”期间的一篇大批判文章，从内容到形式，从思路到措辞与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何其相似乃尔”！

文章的标题《破“新武侠小说”之新》，是“文革”的老标题；文章的结尾：“……关心世道、关心文化的人有责任指出这种文化（指武侠小说) 的实质。这对传媒也是-种考验，报刊编辑、电台电视台主持人在这样的问题前最易显示自身的水平、格调，直至灵魂。”也是“文革”的老结尾。事关亡党亡国的大事，面对大风大浪的“考验” 必须触及“灵魂”，人人过关。引而申之，则不仅“传媒”的“报刊编辑、电台电视台主持人”必须深刻反省思过，就是广大的“庸俗耳目，而且专治文学的教授学者”也必须“交代清楚” 了，这口气，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电影《芙蓉镇》结尾中那个打着锣叫哦“运动了”的角色，你说滑稽不滑稽？

附带指出，同一天的《中华读书报》上，还有吴亮先生的一篇文章，表示：“金庸不懂武术可以写武侠小说，我不懂金庸当然也可以写研究金庸的学术论文。”这同样是不值一哂的。金庸不懂武术，虽然不妨碍他写武侠小说，但你让他写一篇研究武术的学术论文出来，写得出吗？所以，不懂金庸，甚至不读金庸，就想撰写研究、批评金庸的学术论文，这是不可能的；勉强写了，必然是错误百出、貽笑大方。这种空头的“学术论文”，当然不会像綦江大桥等“豆腐渣工程”那样轰然倒塌，祸国殃民，但对于学术的建设，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产生的危苦之烈，借用何文的说法：“实质则同。”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