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树常青——记美术史家王伯敏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1992学术之树常青——记美术史家王伯敏.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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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树常青

——记美术史家王伯敏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风雨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这里，第一个境界是立志的境界，必须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确立自己的学术理想。第二个境界是求索的境界，必须在既定的道路上为既定的理想投入覃思苦虑的全部精力和努力，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第三个境界是收获的境界，经过千百度的追求寻觅，终于在灯火阑珊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当然，这三个境界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换言之，在立志的同时，往往已经伴随着

不懈的求索精神；而在求索的同时，往往也已经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收获包括失败；而在收获的同时，往往又伴随着对于志向的进一步的修正和为志向的实现而付出的更加勤奋的努力。立志、求索、收获，再立志、再求索、再收获，生命不息，立志不息，求索不息，收获亦不息。一般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成大事业，可是有谁曾想到，在这里，每一份荣耀与收获的摘取，都必须付出十倍甚至千百倍的辛劳而“为伊消得人憔悴”？学术之树，将因此而常青不朽。

综观著名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学术道路，盖与王国维所论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个境界无异；其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令人艳羡，而所经历的艰辛，则更令人肃然起敬。

王伯敏，浙江台州人，1924年生。自幼聪颖好学，中小学时期便以刻苦勤勉为时人器重，年仅弱冠，便受聘于乐清师范担任国画教师。教学之余，闭门读书，不会客，不看山，甚至不出房门吃中饭。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浙大教授夏承焘先生在该校兼课，看到这位年轻教师如此刻苦，深受感动，遂缔忘年之交，王伯敏于兹学得了不少诗词方面知识。

1946年，王伯敏为求进一步深造而入上海美专。当时校长刘海粟先生，副校长谢海燕先生，专职教师有俞剑华、汪声远、李崔然、陈士文、姜丹书、温肇桐等先生，均为当代美术界卓有建树、诲人不倦的一代良师，尤其是俞剑华先生的勤奋，更成为王伯敏一生的楷模。

对于上海美专，正如王伯敏回忆的：“我一生忘不了上海美专，这座学校自由的学术空气，使师生们在艺术不受约束而获得了进步”。的确如此，上海美专学术空气活跃，鼓励学生向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发展，这就为王伯敏今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起点，成为王伯敏真正步入学术界的一个座标，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比况王伯敏这一时期的境界，是再也确切不过了。

上海美专毕业后，王伯敏又游学北平(北京)，由于局势动荡，使他的学籍不时变动，他既是北平艺专徐悲鸿的研究生，又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旁听生，同时受业于国画大师黄宾虹，此外还得到韩寿宜、唐兰诸先生的指导。约在此时，二十四岁的王伯敏经过反复思考，立志要在中国美术史这条罕于人走的崎岖道路上开拓、奋进。当时，沙滩红楼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他经常的歇足点，他常常整天将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啃着几只冷馍馍，去咀嚼一册册善本书的滋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始了他学术道路上上下求索的境界，如饥似渴地从书本吸取营养，从而为他今后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墓础。这种苦读的精神，王伯敏至今保持不殆，几十年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地手不释卷，使他不断地有所发现，并以此严格要求他的学生，形成其独特的教学特色，在这方面，我作为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是有着切身体会的。当时一般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指导，大都是读书与写作并举，甚至将写作提到主导的地位，似乎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不过就是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一批其他写作，而王伯教先生则严格禁止我们在头两年内写作任何东西，必须静下心来读书、读书、再读书，即使来不及读，至少也要将散藏于各图书馆的中国古代美术史典籍一本一本地用手摸一遍。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我几乎把杭州、上海书馆有关美术典籍的收藏情况都梳理了一遍；平时外出考察，每到一地，除名胜古迹外，也必要到当地的图书馆去查目录、翻资料。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训练，确实使我受益非浅。

当然，一位睿智的学者、尤其是中国美术史学者，他的求索境界，决不是把自己整年累月的关在斋里读死书、死读书，那样的话，即使读得再多，也是难以取得丰硕的成果的。古人早就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可偏废。王伯敏在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他认为：“不行万里路，等于废弃自己的耳目”。几十年来，他游历了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点，以实际考察取得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从而开拓了学术胸襟。诚如其《山水纪游诗草自序》云：“曾历燕、晋、鲁、苏、陕、甘、豫、湘、川、鄂、粤、桂、皖、闽、赣及新疆、内蒙古，攀泰岳、黄山、岳麓、匡庐，游昆明、太湖、鄱阳、洞庭，登长城，涉三峡，越河西走廊，出塞外戈壁，无非八千里。”以至在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敦煌、龙门、云岗、麦积山、天龙山的石窟，有丰富岩画遗存的阴山、贺兰山、黑山及左江宁明花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近年更东渡扶桑，南下星洲，交流讲学，举办画展，眼界既宽，境界亦高，记得1983年我随王伯敏先生考察克孜尔千佛洞时，先生对于散布在悬崖峭壁上的一些洞窟也决不放过，由于年老体迈不便登攀，便由我们用绳子把他扶拉而上，这种老当益壮、不畏艰险的精神，使作为后辈的我深受感动；后来我独闯唐古拉山，深入云南边境，正是受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凡古代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无不有壮游之事，作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地上下求索的一个必修课程。徐霞客且不论，司马迁、杜甫、苏轼、苏辙、徐渭、石涛等等，无不如此。故当今之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如王伯敏那样持之以恒地身体力行者，我实在难作第二人想。最近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给他出版百万字的《王伯敏美术史论选集》，其中就编入了他的考察日记，一字一字说明着壮游对于做学问的重要作用。

无论读书也好，壮游也罢，王伯敏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个良好习惯就是坚持做卡片、记日记。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意思是说凡读书必随之动笔，所以不是走马观花地仅止于“眼读”，而是随之的“手读”、“心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书读通、读透。王伯敏不仅“不动笔墨不读书”，而且“不动笔墨不壮游”。他的笔总是随身带着的，每读一书，每到一地，总是随时把新的发现摘录下来，做成卡片，甚至在火车途中也从不间歇。近四十年来，他积累了千余万字、约六万多张学术卡片，这些卡片，对他的教学和著术打下了“厚积薄发”的坚实基础。可以认为，王伯敏的著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他曾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什么会“恨少”呢？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读书不多，肚子里原来就没有多少“墨水”，急于“用时”拿不出来，自然会感到“恨少”；二是读了一些书，但由于读管读，平日不用或少用，所以到了“用时”，不太会用，也会感到“恨少”；三是书读了不少，但由于走马观花，日子久了，即使读过的，记不清了，同祥也会出现“用时方恨少”的情况。对于壮游取得的运用，大致也与读书相类。正是有感于此，所以，王伯敏认为：“做学术卡片，不仅对记忆有帮助，更重要的还在对学习和研究有促进的作用。”他还认为：“做卡片，不能为做而做，不能急于求用。有些卡片，做的时候也有想到马上要用，可是过了些时候，有时竟会使你获得意想不到的用处，可以说是：“闲时写下急时用，不使急时双手空。”

卡片的内容，因人因专业不同而异。根据王伯敏的经验，一般读书至会心处写下自己的体会；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所见所闻随时随地记录；或把书中重要的材料摘录下来作为备忘；或把需要的材料记上它的书名、版本及卷数、页码以备查核；或把师友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信札加以摘抄以作参考；或把考察取得的原始材料详细记录下来作为教学、著述的依据等等。卡片积多了，还要加强管理，管理不当，不仅起不了卡片应有的作用，反过来还会影响做卡片的兴趣。王伯敏认为：“要使卡片管理科学化，就要立好’纲’、’目’分类排列。’纲’与’目’是相对而言的，可以以时间顺序为’纲’，也可以以人为’纲’，有的以专业分科为’纲’，有的以学术专题为’纲’，可以根据实际而定。”这种管理方法，完全合乎现代图书馆管理学的要求，所以，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到了需要查核或引用时，只需按照“纲”、“目”的编排次序，就能以较快的速度达到目的，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不失为做学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王伯敏的书斋名“半唐斋”、“半唐”二字之由来，在于斋中文物的收藏，其中包括原始时代的石器和彩陶，殷墟出土的甲骨，秦砖汉瓦晋瓷，以及大量明清和近现代的名家书画。而王伯敏最心爱的，则是唐代的几件文件，如唐人写经卷、唐敦煌画残片，唐三彩双猴与绿釉骑马俑、唐瑞兽葡萄铜镜、唐法金画像砖等等。他自谦所藏唐物不多、不全，取“一鳞半爪”之义，而名之为“半唐”。王伯敏对于文物的收藏，完全是一种“余事”，而不是如一般古董商那样地专注和投入，但日积月累，居然也斐然可观，虽然是一种“余事”，但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特别就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而言，举凡古代的一些大美术史家，如张彦远、郭若虚、米芾、董其昌等，几乎没有不在鉴藏方面花费过一定精力的。如张彦远就曾在《历代名画记》中自述：“彦远家代好尚，高祖何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彦远时未龀岁，恨不见家内的所宝，其进奉之外、失坠之余，存者才二三轴而已，虽有豪势，莫能求旃，嗟尔后来，尤须靳固，宜抱漆书而兴叹，莫将斐柿的落身。”郭若虚也在《图画见闻志》中自述：“余大父司徒公”、“先君少列”，皆蓄书画称富，“后因诸族人间取分玩，缄滕罕严，日居月诸，渐成沦业”，“贱子虽甚不肖，然于二世之好，敢不钦藏”。至如米芾、董其昌的收藏之富，更为人所共知。这并不奇怪，因为，通过美术品的收藏，不仅可以激发起对于美术的热情，而且可以加强关于美术史的常识。俗话所说的“如数家珍”，正是就热情和常识两方面的意义而言；而一旦这“家珍”是作为美术史的一部分，那么，它的价值也就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不难想象，当“半唐斋”的主人摩挲着自己所珍藏的一件件文物时，可激发起来的正是对于中国美术史的感情，同时也更加充实了他对于整个一部中国美术史的细节性的认识和理解。

王伯敏既是浙江美院美术史论系的教授，又兼任着杭州画院的院长；既是一位美术史家，又是一位画家。早在青年时代，在上海、北京求学时，刘海粟、谢海燕、黄宾虹等先生便谆谆告诫他：如果要从事美术史论的研究，必须注意自身的艺术实践，论绘画，最好是自己能画点画，切不可做空头的理论家。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要从事绘画的创作，同样需要自身的史论修养。王伯敏对此牢记不忘，他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几十年，濡墨挥毫、模山范水也是几十年。他擅画山水，兼喜花竹，自说：“读书倦了画云山，落墨灯前不会闲；淡淡浓浓多是趣，小舟添在水湾湾。”于学者之外，其画家情致竟如是。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并举，理论与实践并举，其结果，是使得他的学术和艺术均迥异于一般纯学者的学术或纯画家的艺术。今天，不少的哲学、美学或文学、史学等专业转向美术的史论家，对于美术史的研究虽也不乏宏论卓识，但论及一些具体的问题，终难以“贴肉”，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王伯敏的研究，恰恰在这些方面能切中肯綮，说到点子上，这与他有作画经验密切相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美术，尤其是中国书画的笔墨韵味，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只能通过具体的实践而获得品味，而难以为局外人所言传。古人常论的“可与知者通，难与俗人言”，道理也正在于此。而笔墨的实践，又非徒为技术锻炼之事，尤为终身修养的课业，如果没有数十年的浸淫，尝浅辄止，还是难以获得真正的识受的，从王伯敏对于山水画的透视问题，空间意识问题，构图章法问题、墨法和水法以及提出“七观法”等问题的研究，谈言微中，在说明了他在绘画创作的实践方面所投入的功力。

绘画创作的实践固然有益于美术史的研究，而美术史论的功底和造诣，又反过来丰富了其画作的意境和内涵。正如不少评论所指出的，王伯敏的画不是一般的画家画，而是学者画，借传统的说法，也就是“行家画”。无论他的笔墨还是章法，形象还是意境，都显得自然、真率、清新、洒脱，浓于书卷气息，而绝无一般“行家画”雕琢刻划的匠气。他画山水，直承黄宾虹浑厚华滋之余绪，又变浑厚华滋为隽秀清润，挥毫磊落，韵味天成，调格逸易。尤其用松烟宿墨画江南云山，兼施凝水之法，或以水带墨、水破墨、水破色，或以墨破水、色破水，或渣水，或铺水，极其淋漓絪缊，钟灵而毓秀，非学养过人者莫办。

“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上下求索，所换来的是“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光辉灿烂。数十年多方位的坚持不懈的发奋努力，所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收获成果。从1945年至今，王伯敏先后出版了四十多种著作，论文近二百篇，约计450万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国画、诗稿。1990年，日本学者据近年学术界对王伯敏的评论综述，总结为十条评价：一、王伯敏是当代杰出的美术史论家、画家。二、在中国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中而能精于绘画艺术的，王伯敏是佼佼者，誉为“学人游艺，高如琢璞”。三、王伯敏画善用松烟宿墨，尤长凝水、破水之法，贵在学画而能独具一格。四、王伯敏著述的《中国版画史》在一本《中国美术之最》的书评中，列为“中国第一本版画史著作”，并收入《中国美术辞典》中。宝、王伯敏著述的《中国绘画史》影响及于国内外，被认为“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画发展而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六、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被国家评定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美术史巨著”。七、王伯敏是中国美术史论界荣获国家级“中国图书奖”的第一人，其传略载入《国际传记辞典》第廿一版《国际名人录》。八、王伯敏有三部系统的美术专著出版，在中国尚属罕见，被誉称为“三史罕人。”九、新加坡学者评论，称他是“前人所未办，后人所不可无而为之的学者。”十、美国学者评论：“王伯敏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也是一座里程碑”。（见新加歧1989年4月13日《联合晚报》和《瞭望》周刊1992年2月第八期）

在如此的成就面前，王伯敏应该感到欣慰、感到满足了吧？不，王伯敏认为，既有的成就仅仅是向学术更高峰继续攀登的新的起点学术是永无止境的。人的攀登也应该是永无止境的，他自述：“而今花甲年方少，不惧千水与万山”；“华发催人老，秉烛不会闲。”表示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的不已壮心。目前，王伯敏正在着手编撰《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这是继“三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之后的又一部美术史巨著；不久的将来，这位上海美专毕业的老教授，又将获得怎样的学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