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与我们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05_徐渭与我们.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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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一笔丰厚遗产，包括他的人生苦难和艺术高华，尤其是书画艺术。

孔子说：“不试，故艺。”尽管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并且从小就与书法、诗文打交道，但在50岁之前，他的精力主要用于获取“试”从而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直到50岁之后对仕途彻底绝望，才把全身心投入到艺术的创作中来，作为人生的寄托。他的书画作品基本上没有年款，但可以肯定大多作于50岁之后。从他的许多画作上“四十九年贫贱身”、“半生落魄已成翁”的题诗，足以证明他的艺术生涯，是从50岁前后才正式开始的。而由于他前50年的苦难人生，作为他的财富底蕴，使他的艺术不鸣则已，一鸣便振聋发聩，进入到“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境界。

历来以艺品与人品相提并论。所以人品不高，即使其艺品高超如蔡京的书法，也在我们的贬斥之列；而只要艺品高超，所以如徐渭的人品，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徐渭的人品，一是抗倭立功，这实在上是乌有之事，他有抗倭之心，但目前尚无其抗倭之功的证据；何况，即使有，也是我们所学习不了的，因为我们幸而遇不上这样不幸的机会。二是反抗黑暗社会，事实证明他主要是出于心理扭曲、精神疾病而反抗社会。尽管如此，他的人生仍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当然，不是启示我们向他学习，而是应该关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认为只有生理上的疾病才是疾病，而从未把心理上、精神上的问题当作疾病。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首次提醒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学习《狂人日记》的结果不是以狂人为鉴，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建设，而是向狂人学习，抨击社会的不公、不明。狂人是小说的虚构，徐渭则是历史的真实。

狂人的致病有多种主客观的原因，社会的不公、不明当然是客观的原因之一，但也有患者个人欲望太强，社会责任缺失的主观原因，而尤以主因为内因，为依据。王阳明的心学有解放思想、解放个性之功。但由阳明良知而王畿真性而李贽人欲，个人从摆脱社会秩序的专制而颠覆社会秩序，欲望越大，担当越小，心理承受能力也就越弱；最终，社会的秩序无法为任何个人所颠覆，个人的心理卒至于崩溃而沦于丧心病狂，徐渭是这方面的例子，何心隐、李卓吾皆是这方面的例子。所以，从徐渭的苦难人生，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就是加强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管理。大凡从小生长在不幸家庭中的孩子，他的心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一方面，作为家长。必须承担起“建设和睦家庭”的责任感，而决不可感情用事，轻率地撕碎家庭另组新的感情；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了这样不和睦的家庭，社会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介入干预，决不让该家庭的孩子受到任何伤害。

第二点启示就是，对于成年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既不可排斥、嘲笑、打击；也不可表扬、鼓励、学习。以徐渭而论，当时后世，对他的态度不外乎两种。持贬斥态度的以清松年在《颐园论画》中的评价为典型：“古今作画人，一有孤冷拒人之病，自觉清高，其实乃刁钻古怪之流，君子亦憎之，小人尤不相容。此等倘入官途，必遭奇祸……细观画传所传之人，大半皆有嘉言懿行、善政高文……谦恭和蔼，尚不免遭忌忤人，况耍名士脾气耶？余谓处世谋生，先戒狂傲，孤冷乖僻，矫枉寡情，此等人不可学也。凡人一入此障，必无福泽，纵是画到绝顶，也属怪物，其笔下必不近情理，既已自误，更误后人不浅……徐天池恃才傲物，心地偏狭，修怨害人，以至身遭刑狱之苦……皆不善和光同尘之累耳。”

持高度评价并推为世人学习模范态度的，则有袁中郎的《徐文长传》：“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当然，所“悲乎”的错误，责任不在徐渭，而在社会！王思任《徐文长先生文稿序》则称其：“渭之才更刁悍尖湍，欲据诸公之项而锥其颈，口无旧唾，不少饥呵，目不再览，每多盱放。又性癖洁阴瘠，不爱钱，贫则鬻自所书画，得饮食便止，终不蓄余钱。不惧死，甚至感愤狂易，槊耳锤囊，终不死。不喜富贵人，纵饷以上宾，出其死狱，终以对贵人为苦，辄逃去。与不如公荣者饮即快，卒然遭之，科头戟手，鸥眠其几，承接其盆，老贼呼其名氏，饮更大快。一有当意，即衰童遢妓，屠贩田台，操腥热一盛，螺蟹一提，敲门乞火，叫拍要挟，征诗得诗，征文得文，征字得字……英雄气大，未有敢当文长之横者也！”就是自杀，也成了值得大家学习的“不惧死”的美德。

窃以为，对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某一行为，可依社会公德的标准，判断它是值得学习的好，还是必须批评的非；而对一个心理失常的人，任一行为，都不可依社会的道德标准去指斥它或者表彰它，而是必须治病救人！所以，徐渭的“人品”之与我们，不是批评还是表扬的问题，而是一旦发现我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应该赶快对他实施心理诊疗的问题。

所以，第三点启示就是在全社会普及心理卫生教育，提倡温良恭俭让并谦己尊人，以反拨怨天尤人而尊己卑人。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挑战并企图改变社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决不能改变社会而只能伤害自己。何况许多情况下，社会并不是如你认为的黑暗不公。

徐渭的艺术尤其是他的书画，当然，首先是作为其自我精神诊疗的一种形式而留下的成果，如所谓“蚌病成珠”、“牛结成黄”。今天，西方的精神病学界已经发现，通过艺术的创作，可以帮助治疗精神病人的心理创伤；而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较之正常人的艺术创作、尤其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往往表现为更加“无法无天”、怪异放诞的冲动。其次，居然它流传了下来，便可以作为后人的借鉴参考，从中汲取创新的营养。尤其是艺术家中倾向于奇崛一路风格的，更需要以此为借鉴的榜样。

尽管人品与艺品有一致性，但不可简单地混为一谈。欧阳修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文艺）三不朽，立德在我，立功在时（运），立言在天——“天之付与，君子小人无常份，惟能（天赋其文艺的才能）者得之”。所以，评价徐渭的艺术，我们不必强行把它与人品的高低、好坏联系起来，而应该看作是一位精神病人的自然发泄；而借鉴、学习徐渭的艺术，我们也不必将其艺术之“然”与其精神病之“所以然”联系起来。

过去，我以潘天寿先生所讲：“艺事以奇取胜易，以平取胜难。然以奇取胜，须先有奇异之秉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然后才能启发其奇异而成其奇异。如张璪、王墨、牧溪僧、青藤道士、八大山人是也，世岂易得哉！”认为徐渭的艺术是我们所不可学的，原因便是他的“所以然”也即“奇异之秉赋、怀抱、学养”尤其是“坏境”我们不具备，不具备其“所以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其然。即使主观上的“秉赋、怀抱、学养”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以为可以勉强达到，但客观上的“环境”，一个压制人才的社会现实，我们不是想遇到就能遇到的啊！何况，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没有人不愿意创作出优秀的艺术——即使他缺乏才情；却没有人愿意经历悲惨的人生——只要他能够避免。

不过，读到克莱夫·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之后，我开始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原来，艺术中任一美的形式，在它的产生之初肯定是有具体的意味的，但在它的传承嬗变中，逐渐就会远离其原先的意味而成为一种纯形式。徐渭书画艺术滋肆汪洋的笔墨形式亦然，在徐渭的初心，当然是承载了其巨大人生痛苦的意味；但在后来的传承者包括我们，即使不曾经历过那样巨大的人生痛苦，也不妨借鉴其滋肆汪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