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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三阶段
来源类型：随笔 | 年份：— | 出处：03_《读书》三阶段.md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为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当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以为民生造福祉、为社会作贡献、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为终身的使命和担当。但如何为民生造福祉、为社会作贡献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而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欧阳修54岁所作的五言古风《读书》诗，将自己一生的努力目标大分为三：“……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中间尝忝窃，内外职文翰。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端。非惟职有忧，亦自老可叹。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何时乞残骸，万一免罪谴……”也即少年时的努力奋斗，旨在使自己摆脱贫困、过上好的日子；中年时的努力奋斗，才是“达则兼济天下”的为国计民生而操劳；到了晚年，“努力奋斗”的则是退出世事，不给社会添麻烦。这样，问题便来了，《论语》说的是要一生为民生造福祉，为社会作贡献；而欧阳修则仅有“中间”、“中年”阶段在为民生、社会操心奉献！尤其是少年时的努力，竟只是在为自己谋脱贫；晚年时的“努力”竟是超脱世事、闭门读书——这怎么能说是在为民生造福祉、为社会作贡献呢？
先说少年时的致力于自己的脱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非常贫穷落后，但伟大的国际主义担当激励我们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作贡献，所以节衣缩食，从牙齿缝里省出两三颗米粒供亚非拉人民吃。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才觉悟到，只有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搞富强了，才是对世界的真正贡献，才能对世界作真正的贡献！同理，一个自己还生活在贫困中并需要社会救助的人，节衣缩食为社会作奉献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只有自己率先摆脱了贫困，即使你不对社会作奉献，减轻了社会对你救助的负担，这就是对社会的奉献。进而，你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才有力量为社会作真正的贡献。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在奥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记者采访他们努力的动力，回答说是为了让父母有钱看病。有观众便认为思想觉悟不高，应该是为祖国争光！然则欧阳修的思想境界，是高还是不高呢？
早在景佑四年（1037）所写的《与荆南乐秀才书》中，他也曾讲到：“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以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少年时为了取得禄位，所以只能顺从社会弊端做“时文”，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八股文”，今天的“学位论文”。这样的努力，于社会的贡献是无益有害的，但却有助于自己的摆脱贫贱。由于这个时段的自己，“任重道远”的“弘毅”目标在取得“为社会作贡献”的平台，而不是改革社会的弊端以为社会作贡献，所以只能暂且不为社会作贡献而顺从社会的弊端为自己作贡献。然而，当取得了这个平台，摆脱了贫贱，“得第”之后，“为社会作贡献”的目标便真正转向了社会而不再是个人的安危，于是，其作为也就由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不明，改而不懈地致力于改变、扭转社会的不公、不明，即“大改其为”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也就是《读书》诗中的“人事攻百端”“形骸苦衰病”，乃至“罪至”“身辱”而犹勇猛精进，不改初心。
略举数端如，范仲淹上书言政，被吕夷简诬为“朋党”。欧阳修坚定不移地支持范，并写下了著名的《与高（若讷）司谏书》，痛斥他对范的诬陷不作澄清反加附和，被贬官夷陵。36岁被破格提升为“知制诰”之职后，更因直言时弊、支持庆历新政被逐出京城到滁州任地方官，勤政为民，为民所称颂。嘉祐六年（1061）由枢密副使出任参知政事，又因不苟且徇私，被政敌排斥到亳州。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其无益有害于国计民生，欧阳修以长期担任中央、地方的职守洞若观火，尤其对“青苗法”，耐心而又坚定地予以反对，并在自己的辖区下令停止执行，又受到朝廷的谴责。晚年多次乞求致仕，直到61岁时终于被获准，在任一日，在其位则尽其职，一日未尝不究心于国计民生，即砧斧鼎镬亦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无异！
再说晚年时的致力于“不为社会作贡献”实即“不为社会添麻烦”。其少年时的“不为社会作贡献”而“为自己作贡献”，其实质是更大的为社会作贡献，已如上述。因为，如果没有他少年时的顺应社会之弊端而取得禄位，也就没有他中年后的改革社会之不公不明而大有作为。同理，晚年的欧阳修“不为社会作贡献”，实在也是更大的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只知道“为社会作贡献”是为社会作贡献，却不知道“不为社会添麻烦”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就像当时、后世颇有人以欧阳修支持庆历新政是“革新”，而反对熙宁变法是“保守”——这实在是对“为社会作贡献”、对“革新”的一种拘执认识。
熙宁三年（1070），也即欧阳修获准致仕的前一年，他自撰《六一居士传》，表明自己从45岁左右便有淡出政坛，以读书著书、金石集古、琴、棋、酒为乐的想法，60岁开始每年提出退休的申请，理由是：“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意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公职中也没有不退休的人；我也曾在朝廷担任过职守，但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身强力壮的时候尚且没有作出贡献，年老体衰了占着这个职位只能浪费国家的俸禄——所以，还是让我退休，让年轻人来这个位置上为社会作真正的贡献吧！
退休之后干什么呢？五事中摆在第一的便是读书包括著书。《读书》诗的最后说：“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平生颇论述，诠次加点窜。庶几垂后世，不默死刍豢。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意即以文艺作为晚年的全部生活内容。按欧阳修的天性雅好文艺，但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士人，克己復礼为仁是头等的大事，文艺只能作为志道、据德、依仁之余“游”之的个人消遣。《宋史》本传中记其平时与人交谈，唯论政事，无一语及文艺，以为政事关乎国民，文艺止于润身。士君子“当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文艺）而垂不腐”，如果没有立德、立功，穷一世究心于文字间者，成就再高，也是“不足恃”“皆可悲”的。但现在不同了，超脱了政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可以潜心于自己的爱好，以文艺自娱消日，为无益之事而悦有涯之身。至于政事，我就不要去操心了，不要给当政者添麻烦。相信年轻一辈的司马光、苏辙、刘挚、苏轼他们，在其位而各尽其职，一定比我更有能力、做得更好。相比于他的学生王安石，不仅在位时，而且下位后，退而不休，“闲”居金陵却继续操控朝政，发挥“余热”，给执政中的新派、旧党造成了多少麻烦啊！可惜的是，欧阳修获准退休仅四年，便去世了。
稍前于欧的王禹偁，曾论在朝为官者有三种，一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一种为了自己，祸国殃民；一种旅进旅退，无毁无誉。也即为社会作贡献，为自己谋私利，不作为。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社会作贡献和不为社会作贡献，判然分明，如水火不容。
而如欧阳修的少年谋脱贫，中年为国民，晚年耽文艺。也即为自己谋福利，为社会作贡献，不作为。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矣”——不仅为社会作贡献是为社会作贡献，为自己谋福利和不作为同样也是为社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