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与敦煌学

来源类型：论文 | 年份：— | 出处：02_谢稚柳与敦煌学.md

---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成就卓著的书画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书画家而兼诗（词）人虽不多，但还有；成就卓著的书画家、诗（词）人而兼鉴定家则少之又少，世仅二三，谢稚柳先生正是其中之一；成就卓著的书画家、诗（词）人、鉴定家而兼敦煌学家，则念天地之悠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谢老一人而已！而且，他不只是敦煌学成为显学以后的敦煌学家，更是敦煌学在中国还没有成学之时筚路蓝缕使之成为敦煌学的开山！

敦煌学是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门显学，以敦煌的遗书、石窟艺术、历史地理和石窟保护、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为研究的对象。但早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在日本、英国、法国和俄国，所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魔咒。虽然，1910年前后，罗振玉等致力于敦煌被掠、流散文物尤其是遗书的收集、整理、编目，被称作敦煌学的奠基人，但以未入虎穴，所做的工作还是很粗疏的。直到1941至1943年，张大千先生和谢老西渡流沙、面壁石室，张率弟子门人临摹壁画，谢则独力记录石室各窟内容成《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方始打破魔咒，使敦煌学回归中国。在这基础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学的研究就更蒸蒸日上、日新又新，敦乎其煌了。

1983年，我首次朝圣敦煌。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条件异常艰苦简陋。石窟的洞门基本都是敞开的，几个经典的洞窟也只有一米高的木栅栏上了锁；研究人员的住房都在石窟前的沙丘胡杨林中，像贫民窟一样；作为研究所“定海神针”的段文杰所长和史苇湘先生的住所略好一些，也不过一幢简易的联体“别墅”。我因谢老和王伯敏先生两位老师都与敦煌因缘殊胜的关系，所以在拜访段所长后得到特别的优待，交给我一把万能钥匙，无须工作人员的陪同，由我自由地打开、出入任一洞窟。我在莫高窟住了有半月之久，每天白日观洞，晚上或请教段所长，或问学史先生，听他们讲解、传授敦煌的文脉。对张大千“破坏”壁画的佚事虽不无微辞，但对谢老叙录石室艺术的贡献，都不约而同地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敦煌学之能有今天的辉煌，谢老允有开山之功！而谈到今天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相比于谢老他们当年，实在已好上百倍！

1986年，我第二次朝圣敦煌。这次是“带”着天津工艺美校的袁林兄一起来“开眼界”的。敦煌研究所已改名敦煌研究院，条件也万象更新、今非昔比了！在几个国外财团和香港财团的资助下，每一个洞窟的门口都安装了铝合金门，封锁得严严实实。办公楼、图书馆，虽然楼层不高，但气派宛如大都市的商务楼。段院长和史先生的住房还在原处，但已经翻建成了勉强像样的联体别墅。据说，他们在市区还另有住宅，但为了工作方便，宁愿住在荒漠中。我们的参观再次受到优待，拿着编号的钥匙可以自己选择洞窟。晚间拜访两位前辈，在感慨敦煌学的研究条件、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堪回首”的同时，又多次听到他们对谢老开山敦煌学的评价和敬意。

2005年，我带着学生第三次朝圣敦煌。这时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是不可思议、无比稀有的敦大庄严、辉煌灿烂了！研究人员基本上也不再生活在石窟边上，而是都住进了繁华的市区，每天专车接送或私车上下班。当天联系樊锦诗院长，恰好不在院内，便给她留了一张便条，希望她能为我们的同学作个讲座。傍晚，工作人员便通知我们，给我们安排参观的洞窟由通常的12个增加至40几个，包括好几个不对外的经典洞窟；樊院长明天下午3点可为你们作讲座。同学们闻讯都兴奋不已。两小时的讲座中，樊院长不仅热情地解答了同学的提问，并再次提到谢老为敦煌学开山所作的贡献。同学们听后，无不以能成为谢老文脉的传人而自豪。讲座结束后，我向樊院长打听段、史两位前辈的近况。说是史先生前两年去世了，段院长也得了老年痴呆，为方便医疗，现住到兰州去了。不禁唏嘘不已。

我想，在书画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谢老开山敦煌学的贡献；即使知道，也未必真正认识这贡献的价值和意义。然而，敦煌学的前辈专家们，却无不奉谢老为开山的功臣！固然，书画家不必非涉足敦煌学不可，但对这个问题却不能不作文化上的思考。

当时，敦煌研究院已专门开辟了一组仿真的“洞窟”，把几个限止参观的洞窟，维妙维肖地复制出来，下真迹一等！不由我慨叹临摹的水平之高超，简直胜过张大千！同时又有研究院的专家们自己创作的书画展，全是学海派任伯年、吴昌硕或“笔墨加素描”新中国画的风格，不见一丝敦煌的气息！我当时就问樊院长：今天敦煌学的研究，临摹也好，文献资料的梳理也好，研究的高度、深度也好，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罗振玉、张大千包括谢老的《敦煌艺术叙录》；但张大千和谢老对敦煌的研究，不仅表现为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反映在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包括其他如娄叡墓壁画的研究成果中。为什么今天的敦煌学研究，学术水平如此之高，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却没有一点反映呢？樊院长一时答不上来。

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原来谢老的敦煌学研究包括其他一切研究，都是“学而时习”、学以致用的；而今天的敦煌学研究包括其他一切研究，都是“为学术而学术”或称“纯学术”的。学习型的研究，好比为文化生态的建设耕织丰衣足食；学术型的研究，则好比为文化生态的建设淬炼点翠饰金。饥寒交迫之时，需要解决的是丰衣足食；衣食既足之后，需要解决的是点翠饰金——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问、一代有一代之研究。我们需要点翠饰金，但绝不能荒废丰衣足食。

谢老在《敦煌艺术叙录》后记中自述：“由于我的不懂佛经，以及当时手边又无此类书籍，面对着这些题材的画，竟不知道描写的是哪一故事。因此，只能笼统地记下‘经变’或‘佛传图’而已。这说明都是很不够的。”这些不足，当然已为今天的敦煌学专家们所攻克了、完善了。但谢老又说：“我逐渐惊心于壁上的一切，逐渐发现个人平时熟习于一些明、清的以及少数宋、元绢或纸的绘画，将这种眼光来看壁画，这正如池沼与江海之不同。平时所见的前代绘画，只是其中的一角而已。”这一见解，又有几人能认识到它的精义呢？更有几人能把它运用到自己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中去呢？

谢老开山敦煌学的时代，至少在中国画坛，对莫高窟壁画的认识不过是“工匠的水陆画”，张大千的临摹更被认作是“行画”。而谢老本人，直到晚年的1995年，他亲自操办自己的“后事”，第一件便是重版《敦煌艺术叙录》，第二件搜集、整理、出版《壮暮堂诗钞》，第三件重版《鉴余杂稿》并收入《水墨画》！

谢老，在敦煌学前辈专家眼中的地位如彼；敦煌，在谢老自己心中的地位又如此。则重读谢老的《莫高窟题壁》，也就别有会心了： 色即是空空即因，东方过此几微尘； 三千清净诸天上，都是飘烟抱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