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人情——“学问”“文章”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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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副旧社会读书人所奉作座右铭的对联，在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封建礼教用以掩饰其“吃人”本质的道貌岸然的工具。然而，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优秀文化，却越来越明确此联所蕴含的“学问”和“文章”的至理名言，同时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苦口婆心。

俗话说：“不识字可以吃饭，不识人不可以吃饭。”人是群居的动物，我生在世，就必须同人打交道，尤其是同看不惯自己的人或自己看不惯的人打交道。所以，一切“世事”皆关乎“人情”，而“人情”的处理也即是“世事”。记得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节目中有一句旁白：“选择同人类打交道，是最不明智的做法。”但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任何人都必须同人类打交道，在这个无可避免的“不明智的”无可选择中，怎么“识人”、怎样“做人”也就成了“世事”“人情”的大“学问”、大“文章”。而读书识字，尤其是在让人比不识字的人更懂得“识人”“做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在《语》《孟》中便是“言人之善”“成人之美”，在《左传》中便是“谦让”。君臣、父子、师生、兄弟、夫妻、朋友、上下、长幼、尊卑，“温良恭俭让”，不冷也不热，不卑也不亢，各安其分而待之以礼。苏轼《中庸论》以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苏辙《诗论》则以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你看不惯我，或者我看不惯你，没有人情，争来斗去，世事就大乱；有了人情，“和而不同”，世事就太平。

通常，最有“学问”的读书人，钱锺书称作是“学人”，即今天“为学术而学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在古代则以汉学家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大儒”为代表。相比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观其大略”“不求甚解”的士人如韩愈、欧阳修等人，他们在故纸堆、牛角尖里“知之则疑之，不知则求之”的“板凳十年，半句不空”，“学问”的浅陋和深邃，相去不啻云泥。

而“文章”写得最好的读书人，当然是欧阳修所说“以文自名”、司马光所说“止为文章”的“文人”，即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家，尤其是个体创作的文学艺术家。包括诗人、词人、书家、画家、作家；表演艺术家还不在其内，因为他们的艺术是不可能由个体来完成的。相比于视“文艺为下科”而“不足恃”仅“游于艺”的士人如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他们以横溢的才情、风雅的生活体验、频繁的藻思灵感，“文章”的朴素和华采，文野之别判然。

然而，恰恰是这两类人，“学问”大得不得了，往往于“世事”全然不通；“文章”妙得不得了，大多于“人情”半点不晓。所以，这副对联，其用意不仅不是用于夸耀“学人”“文人”的，教学子们努力学习也成为“学人”“文人”；反而是用来告诫年轻人：读书识字，千万不要沦为不谙“世事”的“学人”、不晓“人情”的“文人”！

曹丕《与吴质书》以为“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被后世反复说为“文人无行”。颜之推《颜氏家训》更明确指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一字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不仅常常得罪人，而且“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及有试用，多无所堪”“故难可以应世经务”——这样一批老是得罪人而且不能具体做实际之事的人，为什么人们对之“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呢？“盖护其短也”——无非是爱惜他们斐然的文采和才情。至于闻一多《诗人的蛮横》一文，对文人苟容进取的名利心和恃才傲物的骄奢心，写得就更活灵活现了。过去，启功给我讲过一个比喻，文人好比家中不管事又常闯一点小祸的弟弟，士人则是操劳着家务的大哥，父母总是夸奖弟弟：“乖孩子，奖你两块钱，出去玩，自己买糖吃吧！”而决不会表扬大哥。正是颜之推、闻一多“惜行捶楚，处于清高”的意思。所以，宋刘挚训子孙有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盖其不通“世事”“人情”，老是给社会弄出一些小麻烦的缘故。

于皓首穷经的学人，《颜氏家训》也多有训戒：“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学问做到如此的地步，其于“世事”“人情”的“殆无一可”“仅人气塞”可想而知！所以，苏辙干脆认为：“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圣人之说益以不明！”因为“圣人之说”原是要致力于“修齐治平”的“人情”“世事”的啊！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至清代乾嘉学派的学人而尤甚。典型的代表以焦循为例，他治《周易》四十余年，把自己关闭在书斋中，连亲戚朋友间庆贺哀吊的婚丧之事也不参加，这是何等地有悖人情啊！而其“重大的学术成果”《易学五书》，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读它，也很少有人读得懂它！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学人、文人的不通“世事”、不晓“人情”是古今皆然的。而且，越是“学问”大的学人越是不通“世事”，越是“文章”妙的文人越是不晓“人情”，还是古今皆然的。试以我亲身的经历略举几例。

大概二十多年前，有年轻的甲教授“学问”很大，名气很响，曾写信给我希望见面聊聊。恰好有一次，该校一位热心的中层领导与我偶遇，讲到了甲，他便电话甲是否方便，由他作东宴请我们见面。说方便的。我们便趋车去甲府上，中途又电邀了同样的另二位教授。拜访了甲教授，相谈甚洽，到近傍晚要上饭店了，甲问还有其他人吗？领导说还有两位教授，甲突然便推托有事不参加了。领导莫名其妙，后来告诉我，原来甲对两位教授中的某一位是看不上眼的！一点不给面子啊！天下看不惯的人和事多了去了，即使不食周粟，不仍是周蕨吗？

又，长三角每年都要办一届文化一体化的“学术研讨会”，各地出四五位专家。“学问”极大的专家当然是不屑于屈尊这种层次的会议的，所以，作为业余爱好者的我得以受邀到列。四五人本来是互不熟识的，带队的领导便逐一作了介绍。每介绍一人，旁人总要点头抬手客气一声“久仰”，或不作表态。而一位“学问”最大的却说：“对不起，我孤陋寡闻……”旁人一笑了之，或不作表态。餐厅自助，难得有一次四五人陆续坐到一席上，大家边吃边聊，所聊的都是天气之类即鲁迅所写到过的“今天天气哈哈哈……”，独有另一位“学问”最大的不与任何人搭理，看到旁人已经吃好了还在聊，便说：“你们走吧，不要等我。”大家起身离开，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坐到他的席上去了。

再来看文人，某高校的书法大名家乙，不修边幅。有一年，另校一位书法教师申报教授，评审材料到了乙的手里。因该教师对乙的书风提出过批评，乙的评语不仅认为“不够条件”，更加上一句“此人永远不准晋升教授”！该校的领导教授找到我谈及此事，说是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明年又可以申报了，拟把材料送到我这里请我美言，我当然一口答应。第二年我收到了该校的两份材料，便问：你们托我的是哪一位？二人当然都通过，但所托者当写得更好一点。回答说：二人都非所托，所托者已癌症去世了！乙的行径，不就是造了大孽吗？又有一次，某机关组织书画笔会，中午午餐，我与乙同席，席间大家都互打招呼，独乙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也不与他打招呼。我因与他相挨，所以招呼了他。席间，大家都有说有笑，当然都是没话找话，不知说些什么；独有乙旁若无人。中间有人先回家的，必与大家打招呼：“你们慢用，我先走一步。”有人上洗手间的，当然不打招呼，但几分钟后肯定返席。乙一声不响走了，十几分钟还没回来，服务员上来说：“这位客人走了吗？要不要把碗筷撤了？”我只能说：“不知道，暂时不要撤吧。”结果到最后全部结束，乙也没有回来。

有成就的专家之不通“世事”“人情”，我不仅从书本中，更从现实中，算是领教了。

《孟子·离娄上》有云：“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为天下太平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是很难做到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便是从近边的、容易的事情做起。近边的、容易的事情，便是“世事”“人情”，人人亲其亲并及人之亲，长其长而及人之长，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不此之旨，“学问”再大，“文章”再妙，不会做人，也是“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过去，启功还讲过，文人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过如“眉毛”，《万历野获编》认为是“虽不可少而实无用”的，或“虽无用而实不可少”的。而学人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不过如“耳坠”，尽管它很值钱，但相较于“眉毛”作为身上的无用之物，它更是身外的无用之物，是“无用而可少”的。任何人的一生，当他由贫困而高贵，最后买进的才是耳坠；而当他的富贵而破败，最先卖出的一定是耳坠——当然，在古代如乾嘉学派，这耳坠是祖母绿、猫耳眼做成的；在今天，这耳坠是玻璃、塑料做成的，无论买进还是卖出，都值不了什么钱。因此，由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不足观”的训戒，我又有“士当以做事为本，一号为学人，便不足观”的感叹，则“天之未丧斯文”尚“其奈我何”，否则，真“天之将丧斯文，文不在兹”了。

质诸今之书坛的学人、文人，于“世事”与“学问”，于“人情”与“文章”，又“洞明”“练达”如何呢？是“平居无异于俗人”还是“平居大异于俗人”呢？

苏轼曾论《南史》记：“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后得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曰：“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这正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与否的“学问”“文章”之分别啊！

说起来，对“世事人情”联的抨击，应该是始于鲁迅。包括对“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嘲讽，还有“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我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虽然，鲁迅是我崇拜的偶像，但对他这种不明“世事”“人情”的处世为人，我是非常不赞成的。在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风骨；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实在不需要讲原则、表风骨。所以，相比之下，鲁迅的“怨敌”林语堂、郭沫若对鲁迅逝世的态度就更值得我们学习，这种态度不仅仅只是出于“世事”“人情”的应酬，而是出于肺腑的感佩。

这里再可以举一对例子：王旦和寇准。二人于北宋真宗同朝为相，王主中书省，寇令枢密院。澶渊之盟，二人功相当，但王不居功，而寇“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论。在真宗面前，王包括毕士安、李沆等常讲寇的好话，寇则常讲王、毕、李的坏话。真宗不解，问王：“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何耶？王曰：“理固当然”，我这个人缺点太多了，“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当时规定，两院文书在上交御览之前必先互为校读，订正错舛。中书有事送枢密院，有时违格，寇便直接拿了给真宗看，挑拨中书省的工作太不负责任了！王被责，拜谢，堂吏皆受处罚。不逾日，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格，堂吏欣然送旦让直接上达，旦令送还密院使订正。又，寇准遭弹赅贬谪，托人向王旦私求为“使相”，王明确予以拒绝：“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当然极不痛快。已而除寇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位尤高于“使相”。寇面谒真宗拜谢：“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对他说：这个职位是王旦反复推荐给你的。于“世事”“人情”的“洞明”“练达”与否之分别，有如此者。

结果如何呢？王旦、毕士安、李沆皆子孙昌盛，门庭兴旺。而寇准则晚景凄凉，子孙不衍。

一言以蔽之，再远大高尚的理想，包括“学问”和“文章”，都不能脱离平凡低俗的“世事”“人情”之现实。与其做一个不成人的成才，不如做一个不成才的成人。因为，虽然成才是社会发展的引领，但成人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稳定的基础，谈何发展的引领？